【大纪元4月28日讯】今次人类经历上下五千年，人类已经积累了很多经验，人们也能从历史中学习，但原本不应该发生的在中国对于法轮功的迫害还是发生了。
三、世纪末一场原本不该发生的迫害
人类经历了佛教和基督教遭受迫害的历史，本应该成熟了，应该认识到信仰的力量。可是在东方的中国去上演了一场空前绝后的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
进入二十世纪以来，由于社会的变迁，原始的各宗教教义已逐渐不能被人理解，宗教也发生了很大变异，这时的人们渐渐失去了信仰，即使在形式上还保留着宗教的形式，但也没有多少人是真正信佛、信神，或真正地按照宗教原始的教义在做。正是由于失去了信仰，今天的社会矛盾重重，天灾人祸不断。在这种人类道德濒于全面崩溃的情况下，李洪志先生于一九九二年五月传出了佛家上乘修炼大法：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经亿万人的修炼实践证明，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的同时，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平，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
自法轮大法传出以来，修炼后的祛病健身效果在群众中影响最大，引起了医学界的兴趣和政府的关注。1998年，为配合中国国家体委对各气功功派的调查和申报工作，在北京市，武汉市，大连地区，广东省及其它地区（如南昌、广西、安徽等地）分别由当地医学界组织，对当地炼功点上的法轮功学员进行了初步的医学调查。根据现有的北京市（两次），武汉市，大连地区及广东省调查报告，上述五次调查收回调查表格近三万五千份。尽管是初步的，但已是迄今为止最为系统全面的对于气功祛病健身效果的“基础医学方面的宏观性调查”。调查结果向大陆国家体委作了汇报，美国“世界新闻周刊”于1999年二月刊登了国家体委官员对于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和所带来的社会经济效益的高度评价。修炼前患有各种疾病者为31,030人，占90.3%，调查结果显示疾病种类分布很广、涉及到各个系统，其中以患消化系统疾病，骨、关节性疾病，心血管系统疾病为最多。祛病健身效果调查结果统计学处理按三类情况判断：一类为痊愈和基本康复（症状消失），一类为好转（症状减轻），一类为无改善（症状无明显改变）。
广东省，北京市及大连地区以被调查个体为基本调查单位（不计个体所患疾病数量多少）。对28,571名学员的调查结果显示23,619名学员炼功后得到痊愈和基本康复，占82.7%，4,616名学员炼功后得到好转，占16.2%，336学员炼功后没有变化，占1.2%，祛病健身总有效率为98.8%。武汉市及北京紫竹院以个体所患疾病为基本调查单位，并按所患系统分类。调查结果显示有2,483名学员炼功前患一种以上疾病，共计6,772例疾病，4,926例炼功后得到痊愈和基本康复，占72.7%，1,712例炼功后得到好转，占25.3%，133例炼功后没有变化，占2.0%，1例炼功后疾病加重，祛病健身总有效率为98.0%。综合上述结果，祛病健身总有效率为98%以上。
上述调查还发现被调查者的心理状况和精神状况得到极大改善，北京市和广东省的报告显示有86.5%的学员认为通过修炼法轮大法后心性变好，道德回升，心理得到了彻底的自我调节和提高。特别是北京万人报告并对修炼前健康的学员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57.9%的学员在身体状况上改善，88.4%的学员在心理精神状况上得到改善。上述调查结果中还有一点很重要的现象是通过修炼，学员普遍地戒掉了不良嗜好，武汉报告显示99.5%的学员戒掉了吸烟，饮酒和赌博。这样的情况也是现代医学难以想像的。目前现代医学对成瘾问题基本上是没有有效的办法。调查也发现平均每位学员每年节约医药费2600元以上，仅以上述35000被调查者就每年节省9100万元医药费，在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前，大陆就有一亿人修炼法轮功，为国家节省的医药费十分可观，利国利民。下图为1998年吉林省沈阳市万人集体炼功，可见法轮大法在大陆民众中的受欢迎成度。
1998年沈阳万人集体炼功
然而，1996年6月大陆中宣部即指示各级批判法轮功。光明日报率先以“警钟长鸣”的文章攻击法轮功。之后新闻出版署禁止出版、发行、销售法轮功书籍。公安部连续两年，以封建迷信、“伪科学”的帽子，调查法轮功，并派人监视和“打入内部”。为此各地的公安警察开始收缴炼功书籍，干扰炼功。
1997年北京法轮功国际交流会交流材料被警方抄走。1998年何祚庥在北京电视台攻击法轮功。迫害活动逐步升级。1998年7月21日公安部一局发出的《关于对法轮功开展调查的通知》的用意一脉相承。（该通知先认定法轮功是“谣言邪说”，要求各地公安政保部门据此开展调查。导致新疆、辽宁等地公安机关，视学员正常集体炼功是非法集会，强行驱散法轮功学员、非法查抄法轮功学员的私有财产甚至非法打骂、罚款、拘禁、关押）。法轮功学员不断向中央和地方的各级领导写信、面谈和给媒体写文章，反映法轮功利国利民，有利于人民身心健康的真实情况。但这未能使宣传和公安对法轮功迫害降温。1999年4月，何祚庥在天津出版的《青少年科技博览》发表文章，污蔑炼法轮功会使人得精神病，并暗指法轮功会亡党亡国。天津的法轮功学员于4月18日至24日前往杂志社及其它相关机构反映自己修炼法轮功后的身心受益情况，并期望向杂志社编辑部澄清事实，消除该文章恶劣的社会影响。该杂志社开始表示改正，但后来却突然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拒不认错。事态的发展引起越来越多的法轮功学员关注，前往该杂志社交涉的人也越来越多。4月22日，天津市公安局突然出动防暴警察，逮捕了部分学员。23日，再次出动防暴警察殴打、驱赶群众，逮捕了四十多人。天津警方抓人是迫害的进一步升级。已到了不向中央高层领导反应情况解决不了的地步。
1999年4月25日，上万的大陆大法弟子自愿地去中南海向政府和平请愿，请求政府给予法轮大法在中国一个合法的位置，消除误解，平和矛盾。当晚10点左右，从中南海西门传来消息：代表们回来了，已向中央领导朱镕基总理反应了学员的意见，还有意见和要求可以直接找各地的信访办，通过他们反应给中央。天津抓的人已全部放了，大家可以散了。学员们把自己周围场地清理干净，连警察丢的烟头也拾起来。在20分钟内全部散去。4.25 集体上访的和平解决，首先应归因于法轮功学员们在大法中修炼出的真诚、善良和宽容。法轮功学员们出于对政府的信赖，本着利国利民、和平解决问题的良好愿望，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集体上访，始终保持良好秩序，没有喧哗，没有标语和口号。这样理智、文明的行为在人类历史上是罕见的。其次也得益于当时国务院朱镕基总理的开明处理。一时之间，西方媒体出现大量报导，给与中国政府出现的尊重人民自由表达心声的好评。
1999年4月25日，上万法轮功学员自愿地去中南海向政府和平请愿
法轮功的发展方式是人传人，心传心，采取的管理方式是来去自由，松散管理。这与中共的严密组织十分不同。尽管如此，中共每周一次乃至多次的政治学习、组织生活却形同虚设。党员对党意识形态的认同几乎等于零，而法轮功修炼者则自觉实践着“真善忍”。同时，
对人身心健康的改善，使修炼人数快速增长，修炼者自觉自愿地学习李洪志先生的系列著作并自费弘法。短短七年的时间，就从无到有，发展到一亿人。当时，中国几乎所有的公园，都有法轮功晨炼时的功法音乐声。而江泽民靠谎报简历起家，当然害怕“真”；以镇压民众而飞黄腾达，当然不喜欢“善”；以勾心斗角的党内斗争维持权力，当然不爱听“忍”。江xx心眼之小，妒嫉心之强，从一件小事上可见一斑。浙江省余姚县（现在改为市）有个“河姆渡遗址博物馆”，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当时的“河姆渡遗址博物馆”的招牌题词是由乔石所写。1992年9月，江xx去参观时看到乔石写的题词，脸就阴沉得很厉害。陪同人员很紧张，因为他们知道一方面江容不下乔石，另一方面江爱出风头，走到哪里题词要摆到哪里，连去“济南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和“郑州市退休工程师协会”都要题词。博物馆领导不敢怠慢心胸狭窄的江xx，于是在1993年5月，借口博物馆整理后重新对外开放，换上了江泽民的题字。法轮功创始人平民出身，讲法时各路教授、专家、留学生云集，许多博士、硕士甚至不远万里飞去听法。李洪志先生洋洋洒洒讲上几个小时不需要草稿，随即把讲课录音直接抄录到纸上就可出版成书，这都令虚荣、妒嫉、心胸狭窄的江xx无法忍受。
江xx的生活极其荒淫腐化，花费9亿给自己购置豪华专机，动辄拿出国库里上百亿人民币交给儿子做生意，利用裙带关系把所有的亲属和亲信提拔成部级以上的高官，庇护亲信贪污犯罪，无所不用其极。因此，江显然十分惧怕法轮功的道德力量，更害怕法轮功讲的天堂地狱、善恶报应是真的。江xx虽然掌握中共最高权力，但是由于缺乏政绩和才能，时时担心自己在中共残酷的权力斗争中被赶下台，对其“核心”权威非常敏感。为了清除异已，江xx耍阴谋诡计除去政敌杨尚昆、杨白冰兄弟。在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和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江xx把异己赶下台，自己却不顾有关规定，恋权不退。1989年，中共新的总书记江xx等有次举行中外记者会，当一个法国记者问及一个女大学生因“六四”被发配到四川农场搬砖，当地农民多次强奸了她。江回答说：“我不知道你说的事情是否是事实。她是暴徒。如果是真的，那也是罪有应得。”文革中张志新在中共监狱里被轮奸和割喉，这在江xx看来也都是“罪有应得”。由此可见江xx的流氓变态和残暴人格。
概括地说，江xx的阴暗心理、独裁权欲、残暴人格和对“真善忍”的恐惧成为江xx无端发起镇压法轮功的原因。这与xx党组织是高度一致的。1999年7月19日晚，江xx主持召开了中共高层会议，江xx提出的借口是关系到“亡党亡国”，以权代法，亲自“统一”了认识，亲自拍板做出全面镇压的决定，以中国政府的名义全面取缔法轮功，欺骗了世人。于是中共以及中共控制的中国国家政权和暴力机器开足了马力，铺天盖地镇压无辜法轮功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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