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渊： 换汤不换药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

【大纪元5月27日讯】全国人大十一届一次会议批准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指出该方案是“改革政府职能设置大部制，克服政府包揽一切，部门设置 过多，条块分割，效率低下的弊端。无论大部还是小部，只要能多快好省为纳税人提供服务就是好部。”改革方案将国务院现有28个部和国务院部委级的10个管理局、直属机构18个、办事机构4个、直属事业单位14个以及一个直属特设机构（国资办），总共 100个部门精简为28个。

在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帮腔道，如果认为中国的改革主要是经济体制改革、至今没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实际上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搞了30年了。我们的改革从一开始就是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相结合，而且事实上是先政治改革后经济改革。他吹嘘道：“邓小平把政治改革结合到经济改革之中，没有过分宣扬政治改革正是中国共产党的高明之处。”

这位全国政协委员和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回避了两个极为敏感的事实：第一，改革后的大部委制依旧坚持国务院各行政部门的党组负责制。由党组制定大政方向，部长执行；第二，此种变革意味着权力的进一步集中和整合，也对权力的约束和监督提出了更大的挑战。据广州“羊城晚报”3月8日报导，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何勇表示，中央纪委无意“垂直领导”，“目前我们党的纪律检查体制不是垂直领导的体系，而是双重领导体制。省纪委是由省党代会产生的，按党章的规定，应该在省委领导下进行（工作），业务方面由中央纪委领导。” 这句话意味着中共无意改变同级党委自己监督自己的弊病，继续保护孱生贪污腐败的温床。

因此可以说，这一次大动干戈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如同中共建政以来六次重大的改革和十多次小改小革一样，都是“换汤不换药”，浪费纳税人的公帑。不仅没有触动，反而强化了“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基本格局。

一九四九年中共立国，按照苏联政府部长会议的模式，建立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及其所属部、委、办。除了民主人士宋庆龄和张澜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黄炎培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外，民主人士傅作义、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等分别担任部长。当时在表面上还摆出一副统一战线的架势。

在架设政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人大、政协的同时，毛泽东决定在这些要害部门建立中共党组负责制。中共党组直接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任命和领导，贯彻中共中央的指令。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傅作义虽然身为部长，却要听命于通常由副部长兼任的党组书记。党组书记才是这些部委办的“太上皇”。

为了确保中共对行政部门的绝对领导，在各个行政部门还建立了中共机关党委，监督和检查本部门党员执行中共指令的情况。由中共中央组织部任命的正副部长则直接向党中央负责。中央和地方均实行这种“三保险”的组织体系，可以保证“一党专政、以党代政”万无一失地贯彻始终。

一般人往往对党组和党委这两种概念混淆不清。实际上前者秘密，后者公开；前者任命，后者选举。虽然选举不过走走过场，实际上由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委任命。

一九五四年中共立宪后，政务院改为国务院，下属机构按照苏联部长会议模式进一步分割为小部制，强化中央集权。如将机械工业部化整为零，分割成八个机械工业部。一机部保留原有通用机械制造的功能，八机部为农机制造。自二机部至七机部均生产军工产品。二机部生产常规武器、三机部导弹、四机部原子武器、五机部电子和自控、六机部舰艇制造等。

一九五八年反右后机构改革，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逐出行政领导，打发到人大、政协当花瓶和摆设。一九五八年四月，中共召开八届二中全会，毛泽东鼓吹“大跃进”和“总路线”，大肆批判周恩来和陈云的“反冒进”，周恩来、陈云被迫作出检讨。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周恩来提出“继续担任国 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的问题。彭德怀也提出“不担任国防部长的工作”。

六月九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周恩来和彭德怀提出的“请求”。除了请他们继续“留任”外，会议决定中共中央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五个小组。财经小组12人，陈云为组长；政法小组5人，彭真为组长；外事小组6人，陈毅为组长；科学小组6人， 聂荣臻为组长；文教小组10人，陆定一为组长。进一步架空了周恩来和国务院。

毛泽东趁势作出批示：“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他们直接做报告，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二个‘政治设计院’。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对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政府机构及其党组有建议之权，但决定权在党中央。”至此，毛泽东完善了“一党专政、以党代政”的体系，强化了党组在党中央（通过政治局和书记处）指挥政府部门的运作过程中的纽带作用。毛泽东五十年前确立的“一党专政、以党代政”的体制至今不变。

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毛泽东砸烂了国家机器，造反派夺权，毛泽东说“革命委员会好”。一时“革命委员会”取代了中央和地方政府。一九七二年林彪死后才逐渐恢复政府功能。

一九八零年后在胡耀邦、赵紫阳主政的年代，中共中央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和中共中央体制改革办公室提出了一系列党政分家的措施，包括党中央不管案件、不审查文艺作品、逐步撤销党组制、确立法人代表在企业中的中心地位制等。这些举措得到胡、赵的首肯。

一九八九年“六四”枪响，胡死赵倒。胡赵的党政分家方案胎死腹中。邓小平非但不再提政治改革，反而强化一党专政，党员重新登记，甚至连企业法人代表也由党委书记担任。

上面提到的几次重大机构改革均以巩固和加强一党专政为目的。为了保证中共在国家机器中的绝对领导地位，中共像历代封建王朝一样，塚养了一支庞大的官僚队伍。一九五五年八月三十一日周恩来签发了“国务院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全部实行工资制和改行货币工资制的命令”，自一九五五年起将干部的包干制转为职务等级工资制，以建立一支稳定的吏治队伍。

职务工资制将干部分成30个行政等级。工矿企业、科技教育、文艺医务各自有等级，并可套入相等的行政级别。如梅兰芳的文艺一级相当于行政8级，高教讲师8级相当于行政17级。定级标准采用职级数、等级线上下交叉的做法。国家正副主席、正副总理、人大政协正副委员长或主席1-4级；正省部长4-6级；副省部长5-8级；正厅局8-10级； 副厅局9-12级；正县处13-17级；副县处17-20级。最高工资和最低工资之比为21：1。在中共的官本位吏治制度中，和尚尼姑神父牧师亦要按照寺庙教堂的等级套级。因此出现了科级尼姑、处级和尚、局级神父、部级牧师（陈耀宗）等中国特色的社会阶层。

行政13级、工程师6级、副教授、副研究员以上定为“高干”，享受高干待遇。除工资悬殊外，在三年饥荒时期享受粮、油、糖、豆、蛋、烟、布等种种不同等级的特殊照顾，老百姓称他们是“糖豆干部”。他们在住房、医保、差旅、饮食等方面都有不同的特殊待遇。如正部级配有苏制吉姆牌轿车，住部长楼省长楼。这种官本位的吏治制度便是造成卖官鬻爵、贪污腐败的根源。

中共吏治的等级是终身制的，不受离休退休的影响，退职不退级。使这支庞大的官僚队伍连年恶性膨胀，成为人民的巨大负担。试看附表一：

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期间，曾有一次“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座谈会”，讨论他们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会上透露，目前中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约有7500万人，占总人口5%左右。他们掌控着绝大部分国家资源、10万亿元资本、缴纳全国1/3以上税收、控制40%进出口和69%的出版发行。他们拥有70%的技术创新、65%的发明专利、80%以上的新产品。在这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以上述中共官吏队伍为主，包括公营民营企业主以及GEO。由此可知，谁是中国的主人，中国的社会又是什么性质的。

附表一：

──本文转自第69期<<新纪元周刊>>自由评论
http://mag.epochtimes.com/071/4718.htm(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