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1日讯】 （本文是《新纪元周刊》一个多月前的一篇焦点新闻）
三月三十一日，杜先生乘坐国营东方航空公司的MU5943航班，从昆明前往思茅。原定上午11点的起飞，一直拖到下午1点40分，说是“要等思茅那边的飞机起飞后，这边才能起飞”。然而到了思茅上空后，飞机转了一圈又飞回了昆明，是“天气原因，飞机无法降落”。
当杜先生沮丧的下了飞机后，发现东航柜台前围满了乘客。原来这天东航从昆明飞往大理、丽江、西双版纳、芒市、思茅和临沧六地共18个航班，都因“天气原因”集体返航，上千乘客被迫滞留昆明机场。四月一日又有3个航班返航。然而乘客很快地发现，这21个航班所到之处，大多天气晴朗，除东航外，其他航空公司的飞机都正常着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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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航飞机到底怎么了？三十一日东航云南分公司总经理杨旭对媒体解释说，这18个航班都因“风切变、低空扰流”等天气原因而不得不返航的。直到四月七日下午 3点，迫于舆论压力，东航首度承认返航事件不排除人为因素，并对当事人实施“暂时停飞、接受调查”的处理。而东航云南分公司总经理杨旭和党委书记李明道则被停职。
事后民航管理局调查时发现，由于很多航班的QAR资料丢失，这21个航班的集体“归去来兮”至今无法做出定论，然而有关人士评价说，东航“返航门”风波掀起了航空业垄断集团的内幕，同时也对东航的信誉带来极大的冲击，其负面影响不亚于一场空难。
专制垄断导致的长期积怨
据悉，这场变相集体罢工事件的导火线是两天前一封〈致东航云南公司全体飞行员〉的信，信中列举了种种的不公现象。《南方周末》调查了导致返航事件的具体原因。二零零二年云南航空公司并入东方航空公司后，零五年成立了东航云南分公司。合并前云南飞行员的收入在全国属于中等偏上，现在却是全国偏下。同样的飞行任务，在东航云南分公司的税后收入只是民营公司祥鹏的一半，祥鹏的飞行员每月收入约5万5，而东航的最多3万。
除此之外，让东航云南飞行员最不满的还是管理层的垄断官僚作风。比如东航上海分公司都知道合理的避税，让员工只交5%的税收，而云南分公司却要交8%，甚至30%的税。特别是返航事件发生前，云南分公司的飞行员被告知，四月七日前要补交二零零七年1～7万元不等的个人所得税。
在飞行员待遇偏低的另一面，却是公司高层的腐败挥霍和无序的管理制度。如从曼谷到昆明的航班，过去云南分公司承担时无须在曼谷过夜，现在改成上海总公司承担，从上海到曼谷，换机组后再从曼谷到昆明。这样致使一个机组必须在曼谷过夜，每月增加了100多万元的费用。
另外，云南分公司在丽江设有一个机组休息疗养的基地，飞行员建议把基地买下来，因为“一年的租金就可以买下别墅，但公司就是不买，每年花大量钱去租。养了七、八辆车也是租的，一年租金就可以买下车辆了。还养了20多个人，每年接待大量上海总公司来的领导及其亲朋。”飞行员诉苦说。
据调查，二零零六年三大国有航空公司中，仅有东航亏损了20多亿元。这年，东航集团公司两位副总经理吴九洪、佟国照，因贪污受贿被捕，其下属公司中国货运航空公司20多人受到牵连。
对于公司管理制度的不满，如“缺乏人文关怀”、“没有企业文化”、“重用小人”、“节油奖发放不合理不透明”、“跟机、正常返航或者备降无小时费补助”、“飞行员超负荷工作，劳累过度，不少人年纪轻轻就累死了”、“生病了就没人管了”，面对种种不公现象，员工们已反映无数次，但从未真正解决过。去年“十一”黄金周前，该公司飞行员在网上发帖，号召飞行员集体请病假，此举竟得到了云南分公司中层管理的支持，后来高层管理用“请飞行员吃饭喝酒”的方式化解了这一行动，但主要原因还是组织者担心大家不能统一行动，从而被枪打出头鸟。
垄断行业遭遇内部挑战
多年以来，航空公司一直努力培养一种观点，即乘坐飞机是高贵的象征。而飞行员、空姐等职业，历来以优雅、神秘和高薪而深为大众羡慕。然而当许多航线淡季机票比火车票还便宜的时候，这种偶像地位开始摇摇欲坠。二零零四年中国民航实行运价改革，当年运送旅客数量达到1.2 亿人次，比二零零三年上升了38%。而且在这1.2亿乘客中，因私消费的人数超过了因公消费，这一变化显示中国民航已经完成了它的大众化之路。
然而东航这样的国营企业，却仍保持过去垄断公司的官僚做法，维持着诸多霸道品性。在对内管理上，企图用高压蛮横的方式令飞行员屈服。然而近年来这种强权管理遭遇了挑战。作为个体的飞行员开始维护自身权益，勇敢的站在垄断企业的对立面，把航空公司的家丑展示在众人面前。
具有18年飞行经验、目前在美国申请政治避难的原东航资深机长袁胜对《新纪元》介绍说，自二零零四年国内航空业向民间资本开放后，国内涌现出20多家民营航空公司。由于他们很难在短期内培养出飞行员，所以就用高薪和各种潜规则吸引国营航空公司的飞行员。在中国民航业的1万多名飞行员里，经媒体报导的辞职案例就有100多起，而每一个辞职的飞行员背后都是一大群飞行员在注视。那些跳槽成功的案例对其他飞行员是很大的鼓励。
二零零四年民航总局将飞行员的地方性执照改为全国性执照，这使飞行员的流动成为可能。此后发生了多起飞行员的跳槽事件，而原有国营航空公司除了要求巨额索赔外，还抓住飞行员的档案和执照不放。为此民航总局在二零零四年十月和二零零五年五月，先后规定跳槽飞行员的档案执照管理办法，以及招聘航空公司在原单位同意的前提下，支付70～210万元左右的转会费，以遏制民航公司向飞行员的天价索赔。
然而国营航空公司反而把该档变成了制约飞行员自由流动的法宝，由于国营航空公司坚决不同意飞行员转会，不少飞行员只好先辞职，在23个月内办完辞职手续后，再同新单位签合同，而新东家会一次性补贴飞行员一大笔补偿款。但很多时候由于国营单位的“拖”字策略，不少飞行员办不下来辞职，只好留在原单位，但他们人在心不在的现象很普遍，不少人还以怠工、静坐、绝食和返航等方式来抗议老东家的不公待遇。
飞行员维权运动方兴未艾
仅二零零八年已发生了数起飞行员集体辞职事件：一月初，6名南方航空集团飞行员连续数日在南航广州总部大楼前静坐，要求公司批准他们辞职；三月十四日，上航40余位机长集体请病假；二十八日，东星航空 11名机长集体“告假”；三十一日，东航发生21个航班集体返航事件。据最新消息，近日东航又传出有84名飞行员集体辞职并绝食、静坐，这意味着矛盾并未真正解决。在自由经济社会里，怎能不允许劳动者自由流动呢？
二零零七年五月，东航云南分公司飞行员郑志宏因辞职被东航要求天价索赔1,275万元。一审判决赔偿70万元，但东航不服，提起上诉，四月十四日开庭的二审中，东航依然态度强硬的要求高额赔款，这让为东航默默苦干了12年的郑志宏很寒心。大陆媒体评论，东航的天价索赔是对劳动者的藐视，是一种霸道行为。
袁胜对此评价说，“共产党的教育就是绝对服从命令，以前大家都有不满，但是觉得势单力薄，或者忍气吞声，或者出于畏惧不敢公开发声，或者说了话也影响不大，没有形成整体的气势。但现在不同了。现在民间维权浪潮星火燎原，民众自我维护权益的意识增强了，这必然也冲击到飞行员行业。”
曾在东航工作十多年的袁胜机长，二零零六年八月八日在上海浦东机场起飞前向机场人员介绍《九评共产党》、劝人退出中共而遭告发，被赶到的警察盘查。由于飞行任务无人代替，在机组人员和地勤人员的坚持下，袁胜随该航班到达洛杉矶后对外宣布离开机组，并在美国寻求政治庇护。
袁胜最后表示，飞行员维权只是中国各行各业民众觉醒的缩影，反对专制体制必然会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