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16日讯】（大纪元记者岳芸台北报导）法国重量级学者索尔孟（Guy Sorman），目前是韩国总统李明博全球事务顾问，他指出198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体制崩解消逝，朝向自由经济迈进，中国也由农业世界转变成工业社会，尚未跨进自由体制内；印度和巴西这两个新兴经济势力则领先中国，明确地投入了民主自由阵营。
应允晨文化之邀，索尔孟来台出席11月14日“大师讲座：经济不说谎──后金融危机的全球经济巡礼”。从欧洲出发的索尔孟，长年来探索世界的脚步从未停下，新书《经济不说谎》透过深度探访当地顶尖的产学观点，把脉世界主要国家的经济发展，主张面对金融风暴仍要坚持维护自由市场的制度。
索尔孟表示，这本书的中文版读者是很幸运的，因为是依据已出版的法文版与英文版，经过再修订，里面的数据是最新的，所以中文版是最完备的。其中有一章〈中国令我忧心〉，是2005年起他在北京和爱好自由经济的独立经济学家茅于轼（1929-）多次对谈，还有他从毛泽东时代至今多次停留中国的观感。
“经济成功之因：老练的包商”
中国是世界第三大生产国，不过，就每个人平均产值来看，中国在全世界排第101名。在全球化的分工架构下，中国提供廉价、专业、有效率的劳工，索尔孟认为，若无海外华人的支援则无法成功。他也指出，造成中国相对成功的原因，绝不是奇迹，它只不过是个老练的包商，很会利用自身与下单者的优势。
更进一步说，有三分之一左右的中国输出产品，是由国外企业设在中国的工厂所制造的。茅于轼强调，中国并未创造新的经济。索尔孟则认为，中国经济并非运作良好，只不过“时机”有利于它的发展。只要中国保持低技术的包商地位，就不会对美国经济有任何威胁。
“大师讲座：经济不说谎──后金融危机的全球经济巡礼”11月14日在台北举行，参加座谈的学者，从右至左为：台湾大学经济系教授林向恺、台湾经济研究院前院长吴荣义、韩国总统李明博全球事务顾问索尔孟、现场负责法语口译的东吴大学政治系助理教授吴志中。（摄影：岳芸/大纪元）
中国农民进城打工的辛酸
索尔孟赞扬中共的大量公共投资，诸如有时过度集中于道路、桥梁、机场、能源的基础建设，有效地提升了中国的生产效率；可是仍然存在一大堆无法运作的事务，像是雇用了全中国一半工人的庞大国营企业，而且共产党还把资本主义视为滥用的“压榨劳工”发展到极致。
中国农民为了摆脱赤贫的环境，只得完全向国营或民营企业老板效忠，他们的工资被压低，有时甚至领不到钱。受压榨的劳工没有任何发言权，抗议或许持续不断，但总会遭到无情的打压。索尔孟表示，中国劳工真正的保护来自西方，因为北京当局无法坐视海外订单与资金撤离。
茅于轼：中国虚假的中产阶级
为什么中国非常有钱，中国人却如此贫穷？这是很令茅于轼纳闷的问题，谁从中国的经济成长获利？是共产党各个领导人、军方代表、家族成员等。
索尔孟指出，西方政治学家对中国有许多幻想，诸如民主改革，可是别期待中国大约有两亿人的中坚力量──中产阶级会要求民主改革，因为一旦共产党失去权力，中国所谓的中产阶级将会首当其冲。他引用茅于轼的说法，他们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并且和握有政治权力的人具有亲戚或顾客关系，不是真正的中产阶级。
对于中国农村惨状知多少
在中国新经济里，即使最偏远的乡村也会因经济成长而获得若干好处，索尔孟补充他个人的观察，但相对输家实际是农民。尽管共产党最近对乡村地区减免赋税，但农村的悲惨情况依然，只能寄望离乡背井打工的人。索尔孟表示，中国乡村成为毫无希望的地方，即使在其他包括印度在内的贫穷国家也不多见。
他还提及，在贫穷的河南省，艾滋病吞噬了全村人的性命这种惨状，中央政府完全知情，但外国人士多半不会深入乡间就不会察觉，城市居民则不会前往乡间察看，或是不在乎那些“乡下人”。
一胎化政策的效应
由一胎化政策所引起的种种人口、经济、社会效应，索尔孟指出，这也是中国一个史无前例而难以测量的风险。茅于轼表示，在一胎化政策下，妇女为了拥有第二个孩子，必须对家庭计划专员行贿，如果有人不付钱，党政人员就绑架妇女，强行施以绝育或人工流产手术，这是违法，但却从未见政府祭出重罚。
索尔孟认为，在一胎化政策下，高龄父母被迫自食其力；长期而言，面对人口老化与劳工减少，中国经济该如何调整？没有人能够预测，但这是很让人担忧的。
索尔孟：中国经验是短暂的
尽管中国的群体性事件发生频繁，茅于轼认为多半是自发的，毫无组织章法，没有领导人，他不认为那些能够撼动中国的政治体制。索尔孟则问道：“宁可不公，也不愿动荡不安：这也可以作为中国共产主义的写照。但这样能够持续多久呢？”
索尔孟为共产党的未来感到捉摸不定，他说共产党无法代表中国社会，重要干部完全没有农民、工人、妇女，已经和人民脱节，媒体只能反映党的意志。他和茅于轼有共同的看法：从1979年以来，共产专制和自由资本主义的结合，并不是可持久的模式。
IMF前首席经济学家：人民币是政治货币
书中有一章〈真正的货币〉，索尔孟访谈IMF（国际货币基金会）前首席经济学家罗格夫（Kenneth Rogoff），也谈到了人民币的问题。
为什么中国各个领导人拒绝让人民币自由汇兑？罗格夫说，中共透过控管人民币，也达到控制人民的目的。人民币无法自由汇兑，中国人就无法自行兑换外币，也不能够挪动资本而不受监管，所以中国的货币是属于政治货币。
罗格夫还说，如果最终对于美国、中国、全球经济存在一个风险，那就是中国是颗不折不扣的定时炸弹，因为中国的政治与经济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他补充道，全球经济的诸多大风险，从来不会出现在大家平常已经预期之处。
印度崛起vs中国崛起
在印度，索尔孟会谈了执掌印度经济计划委员会的阿鲁瓦利亚（Montek Singh Ahluwalia）。海外观察家常把目光聚焦在中国，索尔孟则对比另一个大国──印度，各大城市一片宁静，基础建设破败如往昔。比较中印两国，容易让人以为中国很有活力，索尔孟直言：“这只不过是个假象。”
中国只是把经费投注在大城市经济成长与大量基础建设两方面，索尔孟剖析，中国农村的残破穷困并不为大家所看到罢了。
中国政府做了决定就会行动，毫不考量民意；在印度则是民意优先，阿鲁瓦利亚表示，基础建设计划常常因为环保、景观、部落文化等论战而胎死腹中。
印度企业发展出许多价廉物美的品牌，受到亚洲与拉丁美洲等开发中国家欢迎；国内市场的需求也促使印度经济的成长，不像中国那样依赖海外市场。索尔孟对比中印两国，长期来看，印度虽然因为民主而拖慢经济发展的速度，却显示出比专制中国更稳定的可预测性。
索尔孟小档案
1944年在法国巴黎出生，1964年获法国巴黎政治学院博士学位，任职于法国国家行政学院。1975年创办Sorman出版社，1979年参与创建非政府组织──国际抗饥饿行动组织，担任主席；1993-1995年，任法国外交部长顾问，负责对外文化活动；1995-1997年，任法国总理顾问。
曾为法国全国人权咨询委员，担任过北京经贸大学、智利圣地亚哥大学、加拉加斯大学、里约热内卢大学、哈佛大学等校的客座教授。目前也是美国《华尔街日报》《城市论坛》（City Journal）、法国《费加洛杂志》等媒体的专栏作家。
自1983年以来，已出版《美国保守革命》《自由解决》《世界新财富》《我们时代真正的思想家》《资本论、影响及结果》《印度制造──探索现代印度的文明精神与智慧》《美国制造──凝视美国文明》《谎言帝国──中国鸡年纪行》《伊斯兰制造》等二十余种著作，并在15个国家翻译出版。在台湾出版的，都是由法文译成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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