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奇上校下船去了。富兰克林料想他已经把州长的信函送到船上了，便向船长要那些委托他面交的信，船长答应到达英国前让他去拿出来。但是，在船已驶入英吉利海峡，航程即将结束时，富兰克林从信袋中翻寻，却找不到一封托他面交的信。他拣出六七封信，从笔迹看有可能是与他有关的信，因为其中有一封是写给皇家印刷所的巴斯克特，另几封是写给文具商人的。
1724年12月24日，富兰克林一行到达了伦敦，他先按信封上的地址找到一个文具商，把信交给了他。文具商拆信看过，却愤愤地说道：“哼！这是列德斯顿写来的，近来我发现他完全是个骗子，我已和他没有来往，我也不收他的信。”说着，他把信退给了富兰克林。
得知此信并非吉斯所写，富兰克林惶惑了。他找到在船上同舱、也是新结识的年长的朋友托马斯•德纳姆先生，把事情的经过全都告诉了他。德纳姆听完后，断定吉斯州长根本没有替富兰克林写什么信，而且他在伦敦也没有信用可言，根本无法向人作任何推荐和担保。至于那封列德斯顿的信，他们从它的内容中看出有一个陷害汉密尔顿先生的阴谋，吉斯和列德斯顿都牵涉其中，便决定要让汉密尔顿先生知道这件事。
随后也来到伦敦的汉密尔顿先生以富兰克林通知他此事为契机，成了富兰克林的朋友。对于吉斯州长，尽管富兰克林后来仍承认他在任期间政绩卓著，不失为一位好州长，但对于他不负责任地欺骗一个毫无人生经验的大孩子，一直感到十分愤慨。
为了维持生活和积攒回费城的旅费，富兰克林听从了德纳姆先生的劝告，很快便在巴托罗缪巷的一家著名印刷所找到了工作，印刷所的老板叫塞缪尔•帕尔默。在印刷所，富兰克林被派为吴莱斯顿的《自然宗教》第二版排字。在排字过程中，他发现吴莱斯顿的有些理论的论证并不充分，便写了一篇短短的哲学论文《自由与贫困、快乐与痛苦论》来批评那些理论。
这使得老板帕尔默看出他是有才能的人而器重他，尽管不同意论文的内容。富兰克林将自己写的文章印了 100份，散给了一些朋友，把其余的付之一炬，因为“感到它可能有不良倾向”。可是有一份偶然地落入了外科医生莱恩斯手中，因之两人相识了。莱恩斯写过一本《人类判断的不谬性》。他介绍富兰克林认识了《蜜蜂的寓言》的作者伯纳德•曼德维尔和彭伯顿博士。从此富兰克林开始和英国的知识界人士交往。彭伯顿还曾答应找机会带他去见伊萨克•牛顿爵士，但一直没能做到。
富兰克林还和汉斯•斯隆爵士——英国皇家学会的秘书长，牛顿去世后又继任学会会长——做过一笔小小的交易：斯隆爵士知道他有一个火绒布（这种材料须用火洗涤）做的钱包后，便去拜访他，邀他参观他在布鲁姆斯伯里广场家中的珍藏，并买下了他的钱包。富兰克林1725年6月2日告诉斯隆爵士关于他手中的几件古董的信，成为他留下的信件中最早的一封。
在此期间，富兰克林结交了小不列颠住处隔壁的书商，并达成协议：富兰克林出一笔不大的费用，便可借阅书商的任何书籍。富兰克林用这种方法，充分利用了那书商所拥有的大量旧书。
在到了伦敦以后，富兰克林才知道拉尔夫是由于对妻子的亲戚不满，才把妻子留给他们，自己离开，而不是像猜想的那样，是为了到英国建立通信联系，寻找代销货物以抽取佣金。到了伦敦以后，拉尔夫决定留下，却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他和富兰克林一同寄宿在小不列颠，每周租金三先令六便士。拉尔夫的钱全部用来买了船票，这时已是囊中如洗，他在伦敦的亲戚也无力帮助他。在富兰克林找到工作之前，两人只能靠富兰克林从美洲带出来的15个皮斯特尔(西班牙货币)过活。
1725年晚些时候，为了得到更好的职位，富兰克林离开了帕尔默的印刷所，在一家规模更大的印刷所——林肯协会广场的瓦茨印刷所找到了一份工作：当一名印刷工。进入这家印刷所后，富兰克林成为唯一不喝酒的工人，其余的约50名工人全都嗜好啤酒如命。一个啤酒店的学徒经常来到印刷所为工人们送酒。有的工人每天早餐前喝一品脱啤酒，早餐时喝一品脱，早餐和午餐之间一品脱，午餐时一品脱，下午6点左右一品脱，下班后还要喝一品脱，据说是喝浓啤酒可以使人有力气。
然而，被称为“喝水的美洲人”的富兰克林可以双手各提一版铅字上下楼梯，而这些嗜洒者却需要两只手捧一版铅字。由于不喝酒，富兰克林每周可以节省四五先令。几周后，富兰克林被调到排字间去了。由于那里的工人要他交一笔他在印刷间已经交过的“酒费”——实际上是一种进入工人团伙的会费，富兰克林和他们僵持了两三个星期。最后由于工人们常对他作恶作剧，富兰克林妥协了，并总结了一条小小的经验，即“跟那些经常同你相伴的人交恶是愚蠢的”。
除此之外，富兰克林由于经常被请求替嗜酒者垫付酒钱、到发薪日才能收回——有时一周多达30先令，还由于公认是一个高明的幽默讽刺家，他在工人中的威信很高。同时，他从不缺勤，受到老板的另眼相看。在排字间工作期间，他由于排字异常迅速，总是被派完成急件，而这类工作的报酬一般比较高，他的生活大大改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