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精神病院受难群体录

驻京办内被鉴定为精神病的敖玉珍(一)

【大纪元6月25日讯】(民生观察工作室)敖玉珍是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鄂温克旗大雁矿区一单元26号的居民,其丈夫孟金祥是大雁矿务局的退休工人。因丈夫在上班期间病倒没获工伤认定,敖玉珍代夫上访十数年。近日,敖玉珍给民生观察传真来了数十页有关她的案情的材料。2009年6月15日,民生观察刘飞跃对敖玉珍进行了电话采访,在访谈中,我感觉到了敖玉珍的坚持和干练,也感受到了她对法律的不舍不弃。谈话中,她能说出很多法律条款,下面是访谈全文:

刘飞跃(以下简称刘):你好,敖玉珍。知道你是为丈夫而上访的,首先请你谈谈你丈夫的案情。

敖玉珍(以下简称敖):好的。我丈夫孟金祥原是大雁矿务局第二煤矿排干井的信号工人。1995年1月,矿务局劳资处下令将孟金祥调至黑龙江省嫩江县地方铁路与大雁矿务局联营的雁江公司黑宝山煤矿当充电工。1995年3月14日,孟金祥心动过速倒在工作岗位上,连夜被送进黑宝山煤矿职工医院住了四天后回到矿上继续上班。当年的3月24日,我丈夫病情加重无法再坚持工作,这才被同意返回大雁矿务局职工医院治疗。4月6日,大雁矿务局领导以不听从调配就下岗相逼,我丈夫被迫带着重病返岗,一直到5月14日的确不行了,经苦苦哀求,我丈夫才又被调回原单位。

后来,连黑宝山煤矿矿长张洁如都出具证明,法院的多次判决也认定,孟金祥在宝山煤矿上班期间,根据领导的安排吃住在充电室,一天二十四小时一人顶岗,昼夜不停地接收、发放、检修三班倒工人矿灯,休息不好,加之每天接触有害健康的硫酸,最后引发高血压、心脏病复发是事实。

刘:你丈夫发病后,身体状况如何?他的这个病矿上怎么说?

敖:我丈夫这几次生病后,就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成了三级残废。我丈夫是在上班期间倒下的,我们认为是工伤,应享受工伤待遇。但是大雁矿务局刚开始认为我丈夫的病与其工作无关,更不承认是工伤了。1995年,我丈夫被大雁矿务局第二煤矿排干井队以私伤病保的名义裁下来了。按所谓的私伤病保的规定,我丈夫只能领取基本工资的60%,最少时每月只有一百多元。我当时家中有三个小孩上学,你说困难不困难?!

刘:你丈夫的事情后来如何发展的?

敖:孟金祥病倒后,我就向大雁矿务局劳动争议办要求文字性的东西,他们不给,我就开始从其它方面找证据。直到1997年11月25日,黑宝山煤矿矿长张洁如出具证明,证明孟金祥“吃住充电室,一人顶岗”病倒了。有了这个证据,我就向鄂温克旗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但他们拒不受理。后来我找在当在任官的一位亲属出面,他们的态度才好点。但1998年3月5日,鄂温克旗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超过申诉时效为由,拒绝受理该案。

刘:后来听说你打了五场官司?诉讼结果如何?

敖:是的。1998年,我先在鄂温克族自治旗起诉,结果该院只判被告支付我们3601.8元的所谓加班费,以及漏开的二十天工资352元。而对我们要求的工伤待遇,法院认定是企业内部调整范畴,不予维护;后上诉到呼伦尔盟中院,该院维持了原判;官司打到内蒙古自治区高院后,高院以工伤认定不属于法院民事案件主管范围为由判我败诉,期间我还二次提出了再审请求,但都被驳回。这样官司打下来就到了2004年。

刘:在中国,有个说法,民不与官斗,打官司不容易吧?

敖:可不是。1998年3月,我向鄂温克族自治旗法院起诉后,他们迟迟不立案开庭。我去找鄂旗政法委领导涂文林,他说不请客吃饭行不通的。1998年5月27日,我拿着仅有的一个月工资212元,买菜买肉请涂文林,还有鄂旗法院的关成柱、孟根柱等人吃饭。吃饭时,他们说一定给我解决问题。1998年9月4日,关成柱通知我到大雁法庭见面,一见面就问我要二千元钱,我问为什么?他说是人情钱和往返路费钱,还有差旅费。我当时连孩子学费都没有,只能告诉他说等官司判下来后再给,但他根本不进人言,胡骂乱骂,我去找法院院长也不肯见我。没办法,我只有到北京去上访。

官司一审判我败诉后,1998年12月,我向鄂旗法院递交上诉状,并交了五十元的上诉费,但关成柱说我还要交民事诉讼费250元,我说这个钱不应该交,我也没钱交。就这样,关成柱迟迟不把我的上诉状递交上去,眼看上诉期就过了。12月23日,逼的我没办法,上午九点半,我到呼伦贝尔市中心医院卖血,卖了二百四十元。因为抽血过多,我迷迷糊糊回到法庭,吃人不吐骨头的豺狼收了我250元后,只打了个白条“今收到敖玉珍上诉费160元”。

2000年5月12日,我在内蒙古自治区政法委姜言文处获得了内蒙古自治区高院薛建国的电话后,就给薛建国打来话,问他我的案子为什么几个月都没开庭。没想到他大发脾气对我说:“别说三个月没审结,三年、八年没审理的多了,康久来儿子的交通事故案12年了还没审结,回去吧”。我把这些话说给了姜言文听,他说“我也没办法”。听到这些话,我彻底绝望了,就跑到外面把事先准备好的速乐安眠药吃了下去,然后走进他的办公室把已写好的遗书放在他的办公桌上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醒来已是七天后了。

后来我二次被关精神病院后,还有上访被拘留,我又为这些事打官司,还请了北京的宋律师,但宋律师到我们当地来了几趟,案件至今无法立案。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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