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人最胜算的生意: 托福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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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月11日電】托福,每年輕松收割走中國教育培養出來的尖子,這是美國人經營的一樁最胜算的生意。外企常用重金网羅中國优秀人才,然后再殺個回馬槍,把中國企業打得落花流水,這不能不引起我們深思。中國最失敗地方是沒有學會怎樣把科技轉變成經濟效益的生產辦法,只懂得科教重要,不知道企業比科教更重要,沒有發達的企業,再高的科技成果也會流离失所。

自從恢复高考,几億父母在孩子入學前就抓教育,可以說,全世界再沒有比中國父母更重視孩子讀書的了,也沒有比中國學生更用功的了,他們起早熬黑,中午多無休息,許多父母都清楚,孩子比自己上班還累還苦。可是,考上了又怎樣,畢業了又怎樣?

●中國投千多億元辦教育 美國托福輕松收割成果

可以說,美國教育最成功的一項措施,就是在中國設置了一個中國教育成果收割器–托福。

90年代以來,中國每年財政總支出中教育支出1000多億元,僅次于經濟建設費用。更有數不清的家長省吃儉用,不惜一小時投資几十元長年累月地為孩子請家教;為了讓孩子上“重點”,不惜一次拿出几千元几万元……真是舉國辦教育,全民掏腰包!

從幼儿教育開始,把中國孩子里的尖子一步步送進了北大,送進了清華,送進了各大學。這是一個拓荒、播种、耕耘以至把孩子們培養成材的過程。

美國人不必對中國教育付出的巨大代价做什么,不必拓荒、播种、耕耘,中國人已經把尖子人才培養好了,并且經由遍布中國的教育、考試、篩選工作把尖子集中到大學,特別是重點大學來了。美國人只需在中國設置一個“中國教育成果收割器”,輕輕松松就把中國教育培養出來的尖子收割走了。

閔維方是1988年從美國斯坦福歸來的,歸來的閔維方瞄准的第一個研究目標就是如何加快發展中國的高等教育。

“我們用比較嚴格的科學計量方法來考察中國教育以及同世界教育的差距,發現1988年中國每100個18到22歲的青年中,上大學的還不到3個人。世界平均水平是10%,美國是60%。”

從1988年到1998年的10年間,在中國公辦和私立大學多方努力下,中國每100個學齡青年得以上大學的從先前的不到3%進步到8%,差不多是10年前的3倍了。

●一流的學生去美國 二流的學生奔外企

“今天,美國的比例是多少呢?”筆者問閔維方。

“1998年,美國和加拿大都是71%。”再看中國這8%中的尖子,他們去哪儿了呢?

一流的學生去了美國。
二流的學生去了國內的外企。
三流的學生在本國難以找到工作。
這是大學里流傳的說法。

你可以說,不是所有一流的畢業生都出國了。但是,相當多的大學畢業生是這個流向。

《中國青年報》登載了一篇題為《清華、北大的畢業生去了哪里》的文章,其中寫道:“1997年北京大學本科畢業生出國人數為457人,占本科畢業生總數15.3%;1998年出國本科畢業生為302人,占本科畢業生總數13.6%。1997年清華大學本科畢業生出國人數為357人,占本科畢業生總數的14.5%;1998年出國本科畢業生為379人,占本科畢業生總數的15.4%。”

曾記得,1979年國門初開,王選要在北大組建一個攻關組就碰到“出國潮”……那時出去的“尖子”主要是文革前培養的中年知識分子。進入90年代,新一代尖子學生成長起來了,出去的主要是青年大學生。

●硅谷人才1/4是華人

王選去美國考察,回來寫道:“美國硅谷集中了一大批中國工程師,人們說,硅谷的公司中沒有美國人并不稀奇,而沒有中國人的高科技公司則是罕見的。”

國家教育部基礎教育司委托時事報告雜志社編輯出版的《時事報告》中學生版1998-1999學年度第1期發表《覽胜美國硅谷》,說“硅谷約有一半科技人員來自亞洲各國”,而在關鍵的科研開發上,“智慧的、富有毅力的華人更是擔當了重要角色,他們約占硅谷科技人員總數的四分之一,而且多為技術部門的骨干”。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外資企業在中國增多,中國大學生、研究生畢業后不必出國也能在“洋企業”里工作了。由于中國企業遇到的困境,大學生畢業后出國或投奔外企成為第一熱門。倘如愿,父母、鄰里也感到總算把孩子培養出來,“有出息了”。

從前先賢說“施夷長技以制夷”,如今變作“刻苦讀書以事夷”?中國的教師那么辛苦,父母那么辛苦,學生那么辛苦,就為了給外國資本輸送我們的最有創造力的孩子?就為了使外企的科技含量、有生力量更加精悍,然后殺回馬槍,把中國企業內的父母打得更加落花流水,下崗紛紛?嗚呼,這難道不是一幅“現代文明圖”嗎?

硅谷的骨干,不少就畢業于北大、清華。在北大和清華的企業里工作的青年比別人更容易看到,他們与去到硅谷的同學,昨日是校友,當年在校園里同踢一個球,今日最激烈的競爭卻發生在我們之間。

“從事電腦研究開發的最佳年齡是20歲到40歲,一大批优秀的中國人把這段黃金年華貢獻給了美國企業。”王選是這樣描述的,似乎讓你感傷得沒有眼淚。

王選寫下這話的時間是1997年7月2日,是方正集團將40万元的支票交給姜伯駒院長后的第37天。這筆錢,北大數學科學院將用以創造有利于“留人”的科研和生活條件,目的是力圖把北大最具競爭實力的數學人才留下來。同時還將致力于把全國每年高考中最具數學天賦的前3名尖子爭取來。為了祖國的前途,這些花甲教授的拳拳之心,會不會燭照我們,會不會讓“天下父母心”為之感動!

●万人排長隊報考托福學生 學外語胜過中文

1999年中國高考擴大招生,一擴再擴,竟在原計划的基礎上擴了44%,足見國家重視“科教興國”下大力气的決心和力度,全國考生和家長們無不擁戴稱慶。

高考后第10天–7月19日,是這年托福考試報名之日,北京報名點排長隊出現空前熱烈場面。《北京青年報》報道,記者18日上午10點30分在北京外國語大學看到,排隊報考托福的隊伍“在占滿有400米跑道的大操場后,在操場外的校園馬路又婉蜒延續了約300米。”北京這年夏天出現持續高溫,“万人長隊支起了陽傘的長龍,許多排隊的考生正在自帶的涼席、毛巾被或者報紙上熟睡”。因為最早的排隊者I7日晚上就來了,到18日中午,領取了報名表并交了考試費(600元)的人數已超過21000人,而規定的收受報名表時間還要等到19日零點。到18日晚9點后,“現場已出現收80元錢替人排隊的『托福號販子』。”

如果說“托福”是美國人設置的“中國教育成果收割器”,可不可以說,上述場面就是空前的等待被收割的場景呢?

更廣闊的場面還不在這里,如今,在大學的教室。宿舍、圖書館、操場、小樹林里,你去看看,許許多多的大學生,把大部分時間用于學英語。許多人畢業出來,用中文寫一篇東西,文句不通,錯別字一堆,被夸張地稱為“中文文盲”。但是,他們堅定不移地繼續加強英語。他們認為到美國去,我的中文水平無論如何都夠用了。當中國學生把讀書的能力用在“托福”上,有人已能考滿分,有相當多的中國青年考出美國考生望塵莫及的程度,以致美國方面怀疑是不是“考題泄漏”。這許許多多的大學生如此刻苦攻“托福”,都是積极地准備著被“收割”。

1998年11月5日,微軟公司在北京宣布成立微軟中國研究院,消息傳開,中國信息產業界為之震動。

1999年2月2日的《經濟日報》報道,l月22日微軟中國研究院公布,該院在中國的“人員招聘反響熱烈,已經有500名高層次科技人員申請加盟,申請還在不斷涌來”。

文章說,有“4位在國內科研單位出類拔萃的科學家、4位在軟件開發的各個方面有專長的工程師從海內外聚首于斯;此外,還有8位即將取得博士學位的中國青年學者提出申請,已經獲得批准”。報道還說,“這些青年才俊如果不到微軟,不到別的跨國公司,將來都應當是在863計划、攀登計划等國家科技攻關計划中『過關斬將』的角色,有的還可能會成為學科帶頭人!』”

《經濟日報》用相當顯目的大字印在題頭上:“微軟中國研究院『一网』就『网』去了十几位拔尖人才,該院計划6年內在中國物色近百名研究人員,這讓國內許多專家為之色變。”

在這同時,英特爾公司也在北京建立了研究机构。事實上,世界大型的跨國公司從中國挖人才早就在進行著,如今是以在中國設研究机构的方式公開地大規模地汲取中國科技精英。此外,美國對中國人才的吸收,已擴展到吸收初中生、高中生里的“神童”。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故事?

●外企在打中國神童主意 將尖子買走是胜算生意

工業經濟時代,最激烈的競爭是爭奪資源和市場。知識經濟時代,最激烈的競爭就是爭奪人才資源。像微軟這樣一批一批地“网”走中國拔尖人才的故事還只是剛剛開始。

微軟為什么能輕而易舉地“网”走中國拔尖人才?《經濟日報》2月2日的文章是這樣說的:“按照該院(微軟中國研究院)的計划,6年投入8000万美元,可供支配的科研費用將達到平均每人几十万美元,這在國內沒有哪家科研單位可与之相比。”

其實,我們最應該看到的是:微軟是一個企業。

中國科研院所的科技活動,不是企業行為。

由于科研成果注定是要通過企業才能發揮效益,由于成果是人創造的,由于我們正生活在一個開放的時代,中國科研院所里的人員就處在一個被企業來“淘金”的位置。如果把中國的科研院所比作一個聚寶盆,這個中國科技英才哨萃的聚寶盆,正是知識經濟時代世界跨國公司將紛紛來盆中取寶的對象。

這是另一种“收割”,對中國相當成熟的拔尖人才的收割。所謂用重金聘用,那重金其實終將是由被聘用者創造的,微軟只是在這期間進行運作,這運作并不屬于“科技”,卻能調動和指揮科技,是企業行為。所以我們并不僅僅是在科研方面落后,像這樣對中國青年大學生以及中年科學家進行全面“搜索”和“网羅”,將怎樣嚴重地改變美國与中國科技力量的對比呢?

“托福”之所以能吸引如此多的中國青年,也是因為美國人能提供你一筆“獎學金”。在這里起作用的仍然是運作經濟的因素。再以后,美國企業能容納你在那儿工作,你能獲得比在國內高得多的酬金。在這經濟因素后面,起強大后盾作用的還是企業。

教育是需要投資的。中國培養出的拔尖人才,是在國家投入的巨大的教育經費下,在全國學子中最終篩選出來的人才,再加上千家万戶的投入,每一個大學生經十几年培養都是人民幣堆出來的,而美國人只用一筆助學金就把中國的尖子人才收購走了。“托福”,實際上是美國人經營的一樁最胜算的生意。

●中國科研成果脫离市場 吸取教訓走科企結合路

毫無疑問,科技非常重要。而筆者多么想以自己微弱的聲音對媒体說,請非常地關注企業、關照企業吧,企業將是我們解決一系列科教難題、經濟難題的關鍵。

中國獨立于企業之上的科研,其實是孤立于市場之外。這樣的科研是不可能与發達國家植根于企業的科技實力較量的。楊振宁曾這樣說:“中國已經掌握世界上最先進最复雜的技術,如衛星和火箭技術。中國最失敗的地方,是沒有學會怎么把科技轉變成有經濟效益的生產辦法。”

1999年以美國為首的北約用導彈悍然轟炸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引起了中國人民的憤怒,也引起了中國人的憂慮。媒体相繼報道說,這使中國人再次認識到“落后就要挨打”這個真理……落后是肯定要挨打的,好比弱者打不過強者,這是很明白的事情,難道需要很努力很費勁才能認識到嗎?我們不是要認識落后就要挨打,我們需要認識為什么落后。

我們豈能忽略,在美國強大的軍事力量后面,是強大的經濟支持著他們的科研和軍事,而強大的經濟是企業創造的。

世人都言科教重要。不知企業比科教更重要。一國的科研水平高,國家未必富強。企業發達,才表明對科教的吸收能力達到毋庸置疑的高水平。沒有發達的企業,再高的科教成果也會流离失所。君不見中國已有許許多多科技英才、教育成果被西方吸收走了嗎?

(南方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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