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訊】新聞自由是在沒有政治監控的情況下通過書面的或是電子的語言交流、傳播和發表思想、主張和信息的權利。作為一項基本的人權，它不僅普遍不可剝奪，而且對于其它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等各項權利起著促進和保護的作用。新聞自由最大限度地保障社會信息和意見流動的需要以及個人自我完善的權利。
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每個人都會為自己和他人做一些重大的決定。這些決定的品質（正确与否）很大程度上決定于人們對相關的信息的准确了解。一個生活在沒有知的權利的黑暗中的人的命運是可悲的；一個沒有自由信息交流的國家也必定會有悲慘的結局。蘇哈托曾經抱怨，在１９９７年印尼金融系統崩潰之前，沒有任何人就這場危机對他提出警示。多么大的諷刺！如果他當時容忍在印度尼西亞的報刊上出現异議和允許有爭議的聲音的話，就不會象這樣毫無准備地被赶下台。事實上，那些壓制信息自由流通的人終將被他們自己的体制剝奪他們了解真相的權利，這也正是獨裁政權不能夠持久的原因之一。即便在一個民主的社會，每一代人仍然需要全力捍衛新聞自由；因為政府与當權者總是傾向孜孜不倦地去尋找某种理由來說明為什么他們的行為不因該被監視，為什么持不同政見者和反對派無益于“公眾利益”。
從神權時代至今，沒有一個政府不意識到信息就是權力，而對信息的控制和操縱對爭取公眾對其政策与管理行為的支持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喜歡贊揚和厭惡批評是人的本性。這种本性很容易導致政府禁阻人民的聲音。新聞是很少能夠通過調查、批評和猛烈抨擊來挑戰政府的社會力量之一。它對社會的每一個組織部份都起著极其重要的作用，甚至于被稱為“政府的第四權”。在象中國這樣的一党專制的國家里，新聞是一元化權力的一部份，建立“第四權”－－新聞自由－－的努力是民主化－－朝向真正具有制衡功能的政治体制的轉型過程－－必不可少的首要力量導向之一。對异議人士的隔离是中國政府采用的一种鎮壓民主運動的主要策略。關壓、監禁、和流放都是這种隔离策略的具体施使形式，目的在于從社會上孤立异議人士。而如果不對新聞進行控制，這种策略是不會成功的。
１９９８年6月，在中國的民主活動家們公開成立了一個反對派政党，這在五十年的共產党統治下還是第一次。盡管這個舉動在海外形成了巨大的反映，但是，中國當局對信息的嚴格控制，使中國國內的絕大多數人即不知道這些人的背景和他們目標是什么。其結果是中共當局得以一個接一個地迫害那些民主人士而不怕引起公眾的抗議。有人認為獨裁体制可以下持續很長時間，主要原因是民智未開。這完全是一种誤解。一個獨裁体制能夠得以維持只是因為在其統治下的人民經常陷入“集体行動”困境。所謂集体行動困境是指這樣一种現實狀況：大家集体行動便可以改變大家都不喜歡的現狀，而且集体行動不會給任何人招致無法克服的麻煩，但是，個人單獨行動要付出很大地代价，這种代价往往比現狀更難忍受，因此大家都希望他人行動，自己坐享其成，而每一個人都怕自己行動時別人退縮等坐順風車而按兵不動。這种困境可以通過信息自由流通來解決。信息自由流通不僅能幫助人們對于采取行動的代价作出正确判斷，而且還推動人与人之間的交流從而促成集体行動。
成立于一九九零年的“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是推動中國民主化的智庫。基金會創辦了“中國之音”電台，向中國播音。十年來，電台在胡菊英女士的領導下，向中國大眾傳播民主自由人權思想和被中共封鎖的國內外消息，一天都沒有間斷。基金會還創辦了“新世紀”网路月刊，為中國的政、商、學界提供有關國內國際大事的深度分析以及民主建國所需要的知識、思想觀念和基金會的學術成果。這些工作在突破中共的新聞封鎖方面意義非常，為中國的民主化做出巨大貢獻。最后，我想懇請生活在新聞自由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的國度新聞從業者們，多為那些不幸的同行著想。在信息的時代，一個地方的文明進步是全世界文明力量的共同努力的結果，全世界也會從中得到益處。
二零零零年四月三日于哈佛大學
翻譯李聯春
（編者注：去年年初，旨在推動全球新聞自由的“世界新聞自由委員會”，決定在新世紀的第一年編輯出版一本獨特的有關新聞自由的短文集，向各國為新聞自由作出突出貢獻的組織的負責人徵稿，選其中优秀者入書。徵稿要求作者概要論述自己對新聞自由的看法和簡單介紹在突破新聞封鎖方面的工作，并要求使用自己組織的信箋并簽名。“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主席楊建利博士的短文入選該書以及出版，以上是該入選短文的中文翻譯稿。
(原載《中國之春》）
相關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