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讯】新闻自由是在没有政治监控的情况下通过书面的或是电子的语言交流、传播和发表思想、主张和信息的权利。作为一项基本的人权，它不仅普遍不可剥夺，而且对于其它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项权利起着促进和保护的作用。新闻自由最大限度地保障社会信息和意见流动的需要以及个人自我完善的权利。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会为自己和他人做一些重大的决定。这些决定的品质（正确与否）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人们对相关的信息的准确了解。一个生活在没有知的权利的黑暗中的人的命运是可悲的；一个没有自由信息交流的国家也必定会有悲惨的结局。苏哈托曾经抱怨，在１９９７年印尼金融系统崩溃之前，没有任何人就这场危机对他提出警示。多么大的讽刺！如果他当时容忍在印度尼西亚的报刊上出现异议和允许有争议的声音的话，就不会象这样毫无准备地被赶下台。事实上，那些压制信息自由流通的人终将被他们自己的体制剥夺他们了解真相的权利，这也正是独裁政权不能够持久的原因之一。即便在一个民主的社会，每一代人仍然需要全力捍卫新闻自由；因为政府与当权者总是倾向孜孜不倦地去寻找某种理由来说明为什么他们的行为不因该被监视，为什么持不同政见者和反对派无益于“公众利益”。
从神权时代至今，没有一个政府不意识到信息就是权力，而对信息的控制和操纵对争取公众对其政策与管理行为的支持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喜欢赞扬和厌恶批评是人的本性。这种本性很容易导致政府禁阻人民的声音。新闻是很少能够通过调查、批评和猛烈抨击来挑战政府的社会力量之一。它对社会的每一个组织部分都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甚至于被称为“政府的第四权”。在象中国这样的一党专制的国家里，新闻是一元化权力的一部分，建立“第四权”－－新闻自由－－的努力是民主化－－朝向真正具有制衡功能的政治体制的转型过程－－必不可少的首要力量导向之一。对异议人士的隔离是中国政府采用的一种镇压民主运动的主要策略。关压、监禁、和流放都是这种隔离策略的具体施使形式，目的在于从社会上孤立异议人士。而如果不对新闻进行控制，这种策略是不会成功的。
１９９８年6月，在中国的民主活动家们公开成立了一个反对派政党，这在五十年的共产党统治下还是第一次。尽管这个举动在海外形成了巨大的反映，但是，中国当局对信息的严格控制，使中国国内的绝大多数人即不知道这些人的背景和他们目标是什么。其结果是中共当局得以一个接一个地迫害那些民主人士而不怕引起公众的抗议。有人认为独裁体制可以下持续很长时间，主要原因是民智未开。这完全是一种误解。一个独裁体制能够得以维持只是因为在其统治下的人民经常陷入“集体行动”困境。所谓集体行动困境是指这样一种现实状况：大家集体行动便可以改变大家都不喜欢的现状，而且集体行动不会给任何人招致无法克服的麻烦，但是，个人单独行动要付出很大地代价，这种代价往往比现状更难忍受，因此大家都希望他人行动，自己坐享其成，而每一个人都怕自己行动时别人退缩等坐顺风车而按兵不动。这种困境可以通过信息自由流通来解决。信息自由流通不仅能帮助人们对于采取行动的代价作出正确判断，而且还推动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从而促成集体行动。
成立于一九九零年的“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是推动中国民主化的智库。基金会创办了“中国之音”电台，向中国播音。十年来，电台在胡菊英女士的领导下，向中国大众传播民主自由人权思想和被中共封锁的国内外消息，一天都没有间断。基金会还创办了“新世纪”网路月刊，为中国的政、商、学界提供有关国内国际大事的深度分析以及民主建国所需要的知识、思想观念和基金会的学术成果。这些工作在突破中共的新闻封锁方面意义非常，为中国的民主化做出巨大贡献。最后，我想恳请生活在新闻自由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的国度新闻从业者们，多为那些不幸的同行着想。在信息的时代，一个地方的文明进步是全世界文明力量的共同努力的结果，全世界也会从中得到益处。
二零零零年四月三日于哈佛大学
翻译李联春
（编者注：去年年初，旨在推动全球新闻自由的“世界新闻自由委员会”，决定在新世纪的第一年编辑出版一本独特的有关新闻自由的短文集，向各国为新闻自由作出突出贡献的组织的负责人征稿，选其中优秀者入书。征稿要求作者概要论述自己对新闻自由的看法和简单介绍在突破新闻封锁方面的工作，并要求使用自己组织的信笺并签名。“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主席杨建利博士的短文入选该书以及出版，以上是该入选短文的中文翻译稿。
(原载《中国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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