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面已經談到，毛澤東周恩來在文革后期，鑒于其所面對的內外交困的局勢，運籌帷幄，打開了中美兩國交往的大門，結成了抗擊前蘇聯的准同盟。
如果說中蘇分裂是共產主義由盛轉衰的先兆，那么中美聯手抗蘇則是共產主義大失敗的种子。
在此之前，共產主義陣營橫跨歐亞大陸，其勢力遍及蘇聯、中國、東德、匈牙利、波蘭、保加利亞、羅馬尼亞、捷克斯洛伐克、(某种意義上的)南斯拉夫、外蒙古、北朝鮮、越南、以及后來波及的老撾、柬埔寨、阿富汗，….甚至進入美國的后院──古巴，气勢洶洶，咄咄逼人，占据了全球1/3強的勢力范圍。其進攻的姿態，构成了對西方乃至整個非共產主義世界的巨大威脅。尤其是在60年代印度支那戰爭期間，似乎即將發生所謂“多米諾骨牌”效應：從越南到老撾、柬埔寨….，都面臨著象“多米諾骨牌”一樣逐個倒下而被赤化的危險。美國面臨這樣一個可能的連鎖反應局面，不得不更深地卷入越戰，從而使自己陷入了進退兩難的泥沼之中。
但是，中國与美國的聯手使力量對比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使西方，尤其是美國處于有利的國際戰略地位之中。
首先，繼南斯拉夫之后，中美聯手進一步打破了所謂共產主義“陣營”鐵板一塊的神話，削弱了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它也使美國得以從越南脫身，結束了它在20世紀最嚴重的一場國家精神分裂。同時，中美聯手在世界三大國游戲中還使蘇聯處于孤立地位，為此，它不得不努力与美國改善關系，緩和与西方尤其是与美國的關系，努力擺脫自己不利的戰略地位。于是，在美國總統訪問北京之后
不久，他又受到邀請訪問莫斯科，并締結了禁止核武器擴散以及凍結雙方核軍力等有利全球和平的重要條約。中美聯手粉碎了共產意識形態超越國家利益的神話，它徹底改變了共產陣營与西方國家之間的力量均勢，使得世界的物質与精神力量的重心完全擺回到了自由民主國家，為以后共產國家內部的改革力量的誕生，為各個共產國家追求自身的國家利益与尊嚴，為它們擺脫蘇聯的控制，為它們掙脫共產意識
形態教條的束縛，准備了精神條件与物質條件。同時，也為中國自身向國際社會特別是向西方的開放，准備了條件。
從此，一個新的世界態勢已經出現。在這种新的國際戰略格局內部，共產主義的失敗和自由主義的胜利的种子已經開始醞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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