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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1月17日訊】寬容是民主的要義，但不象胡適先生所說”是第一要義”。現代民主的第一要義是保障個人自由、個人權利。為了在保障每一個人的自由、權利的基礎上，建立和實行多數裁決又不傷害少數的民主制度，自然需要人與人之間在平等條件下的互相寬容。如果沒有寬容精神，就可能發生民主防害自由，或者人人各自堅持其個人的特殊權利和意見，而不能形成多數人共識和多數裁決的局面。
由此可見，寬容精神是以人人平等為條件的相互寬容，而不是允許一方寬容、對方不寬容、在強勢與弱勢、權勢與無權者、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要體現寬容精神，必須是對等的，而且強者先行、弱者回應。中國的儒家本來是講求以”三綱六紀”為核心的血緣宗法等級制的。但是，為了保持人際關系的平衡，他們提出了上下對等的道德規范，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君明臣良，夫賢妻順。而民本思想更為強烈的孟子又提出了”君之視臣為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路人﹔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寇仇。”可是，儒家這種上下對等的道德規范，一般只是停留在理論上、書本上，而在不民主、無自由、無人權的專制主義國家，強者、掌權者、統治者只是要求弱者、無權者、被統治者服從、馴順，任其宰割﹔他們并不履行書本上對強者、掌權者、統治者提出的道德要求。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不分強弱，不分尊卑，不分主奴的籠統強調寬容，那就只能是提倡弱者、無權者、被統治者無限地忍受壓迫、忍受侮辱、忍受奴役。魯迅和胡適所處的時代，正是北洋軍閥和國民黨專制政府對待中國人民沒有寬容、只有殘酷奴役和壓榨的時代，而中國民眾忍受奴役、忍受侮辱和迫害的程度又是世界上罕見的。所以，魯迅要”哀其不幸，怒其不爭”，要提倡”費厄潑賴應當緩行。”魯迅這種強調斗爭和反抗的言行，用之于反人民的專制主義者及其仆從，那是完全正確的。魯迅的失誤在于，他對林語堂、梁實秋、陳西瀅等非統治者及其幫凶，只是同自己意見不合的朋友和后輩也是冷嘲熱諷，不大寬容。魯迅所以會有這種失誤，主要由于他在晚年的政治傾向偏于另一種強調斗爭、強調革命專政的極權主義。加之，魯迅先生的性格也有偏執的缺點，他的臨終遺言”一個也不寬恕”。不論是對意見不合的朋友和一般的知識分子或是已經改惡從善的敵人、仇人，也太過分了。
胡適先生對朋友、對意見不合的人的寬容，對青年的關懷、愛護堪稱楷模，他同陳獨秀先生相互間的深情厚誼，我多次為之淚下。不過，他對反動統治者，有時似嫌軟弱。他屈從母命始終維持沒有愛情的婚姻，傷害了自己，也傷害了兩位優秀鐘情的女士。這種寬容是對另一方的不寬容。蔣介石挽胡適先生說：”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里新思想的先驅”，恐怕是中肯的。
在希特勒統治德國、侵略世界的時候，德國作家托馬斯*曼提倡”戰斗的人道主義”。他說：”歐洲人道主義從舊世紀文藝復興時期一直延續到現在，實在太溫和了，以至出現了希特勒。必須讓人道主義更具戰斗力。”1999年以來，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也在呼喚”戰斗的人道主義”。他說：”一提起人道主義，人們就會注意到：它包含著仁慈、寬容、團結、合作等人與人之間互愛、互信、互相尊重其個人價值、個人自由、個人尊嚴的行為准則。但是，反人道的勢力卻往往采取專制、奴役、對抗、仇恨、監禁等非人道手段來對待人道主義者。因此，人道主義者還必須批判和反抗反人道、反民主的勢力。這就是我們提倡的戰斗的人道主義。
我們提倡戰斗的人道主義，這同寬容精神并不矛盾。因為我們只是要同那些反人道、反民主的勢力去戰斗，并不是同那些雖然持有不同觀點卻不反對人道主義、民主主義的人去戰斗。而且所謂戰斗，也只是使用批判的武器，而不是使用武器的批判。
那么，對于反人道、反民主的勢力要不要實行寬容呢？那要看反人道、反民主勢力自己的態度。當他們還在磨刀霍霍欺人、抓人、殺人的時候，”費厄潑賴”還是應該緩行。當他們確實放下殺人的屠刀，包括欺人、壓人的教條、體制、政策和行動，而且不是拖刀之計，不是明里放下一把刀，暗里又拿起一支槍。到了那個時候，善良寬厚的人民和人道主義者絕不會實行”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冤冤相報的報復主義，而會高呼”費厄潑賴快行”，讓放棄奴役人、壓迫人、傷害人的原統治者、權勢者同被統治者、非權勢者一樣享受到人人平等的生存、自由、幸福的權利。
──轉自《議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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