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转换思维方式，确立危机与反危机意识
世纪末往往发生危机，这是人类经验得出的结论。20世纪末是千年跨世纪，一本《1999人类大劫难》，一个法轮功，以神秘的形式表达了人类在世纪之交的危机感，其所以能够风靡全球，表明危机感是世界性的。
世俗社会的实际，证实了危机确实存在。10年前地球上突然抹掉了一个苏联超级大国阵营；金融危机如艾滋病般传染，从拉美蔓延到亚洲。危机各国或在力量强大之顶峰，或在繁华骄奢之极点，因内外矛盾长期积累，在突发事件冲击下失去控制，发生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反应，控制得铁桶一般的强大军事计划体制顷刻瓦解，数十年经济增长和出口积累的几百亿美元外汇储备一扫而光，优质资产在缩水百分之八九十以后被国际大资本廉价收购，经济出现负增长。90年代以来，以东亚模式为参照系，“学韩国经验”的中国人当然不会不看到，东亚各国的弊病我们也有，只不过我们没有开放资本账户，又提前收缩经济并贬值人民币，非常幸运地避免卷入危机，但是我们不可能不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滞后影响，将国内经济隐藏多年的隐患暴露出来，在未来数年中爆发某种危机亦是在劫难逃。
正确预测和控制危机谈何容易。危机的潜在性虽然容易被人认识，但是危机的爆发是受到突发性偶然事件的影响。只要没有爆发危机，人们在主观上对于危机的潜在因素就往往采取“鸵鸟态度”。危机的预言者反而会被讥讽为耸人听闻，空喊“狼来了”；危机一旦爆发，就意味着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失去控制，这时候每个经济人的“理性选择”就是如鸟兽散，还有谁去总结经验，承认错误，收拾残局？病在肌肤讳疾忌医，病入膏肓又无法医治，这是人类的通病，当权者尤其容易如此。许多人在逻辑上承认有发生危机的潜在因素，但总是不愿或不相信危机很快就会爆发，或者寄幻想于政府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有能力控制局面，或者盲目相信体制改革和技术创新能够最终解决问题，甚至对整个国家民族抱漠不关心的态度。这与长期形成的思维方式和流行观念有关，必须首先反思妨碍危机研究的“肤浅的、盲目的”乐观论。
乐观论作为一种世界性思潮已经伴随人类300年，并不总是肤浅的、盲目的。乐观论的历史根据是新大陆的发现和工业革命，人类创造了巨大的社会生产力，似乎可以永远不受限制地创造下去；乐观论的时空观是空间的单一性和时间的连续性，从空间的单一性导出：全世界的发展以西方社会为唯一目标，忽视多种文明共存，衰落甚至灭亡的事实；从时间的连续性导出：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是持续的而不是间断的；乐观论的方法论是西方实验科学在假设前提下得出的相对结论，往往被绝对化成为某种教条，贬低灵感和经验，似乎人类根据某些数字和模型就可以认识和改造世界；乐观论的哲学根据是人文主义，神权让位于人权，人可以战胜神和自然；乐观论的历史观是直线前进或者螺旋上升的一元历史观，而不是多元的或者循环的，这种一元历史观有唯心主义的、有唯物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认为生产力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根本动力，生产力总是增长的，人类的历史就总是从低级向高级发展。
与人文知识分子不同，富有哲学思想的社会科学家特别是经济学家，多数持乐观论。亚当‧斯密认为每个人追求自身利益，就可以达到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李嘉图指出国际贸易可以发挥比较优势；哈耶克坚持人的自由，而凯恩斯则认为国家调节可以弥补市场经济之不足；罗斯托提出“起飞论”，熊彼特则推崇技术创新；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持悲观看法，但是认为它可以向更高级的社会发展；制度经济学在西方新古典经济学基础上加入长期发展中的制度因素，认为制度创新能够改造社会。这些经济学流派多数是以直线发展历史观为基础的，无论是五种生产方式，还是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都是如此；经济增长虽然有周期，但它是短期波动，整个经济增长并不会因此而中断，经济学家也承认有五六十年的长周期，但指的是技术创新可以推动经济的飞跃，并不是说每隔五六十年就有一次大危机；在许多经济学家眼中，经济增长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原动力，为了经济增长，可以暂时牺牲道德、环境、平等和其他一切。
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关系上，一元历史观的必然结论就是“西方中心论”。时间关系决定了发展观，西方发达，是因为它发展得早，西方的今天就是其他国家的明天，发展中国家唯一的发展方向，就是赶超西方。西方人意满志得地以西方中心论为武器，作为自己主导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根据；而发展中国家接受“西方中心论”是为了赶超西方，无论是民族主义政权，还是社会主义国家，追求比西方更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努力赶上西方的生活标准，成为鼓舞人民的主要口号，其政权存在的主要合法性根源。空间关系决定了开放观：发达国家必然是世界中心，是国际惯例的制定者和维护者，发展中国家想要赶超，就必须全面对外开放，按国际惯例办事。所以改革和开放中出现的问题，都是学习西方不够彻底，还有自己“传统遗留问题”在阻碍。只要你彻底在经济上学习西方（在政治上不要学），就有光明前途，至于出现通货膨胀，失业，环境污染，文化道德瓦解甚至国家解体，不过是“发展的代价”而已。这使人想起那些为计划经济辩护的人，总是说：不是计划经济不好，是我们没有搞好；经是好的，歪嘴和尚念坏了。这样的乐观就流于肤浅和盲目。
肤浅盲目的乐观论，是以经济增长为社会目标，以市场经济为体制目标的，背后隐含着一种“实用主义”的价值标准：成功就是一切，有用就是真理，知识必须能够输入计算机，否则就不是知识，这造就了整个人文精神的衰落，生产力已经高度发达的西方尚是如此，仍旧为生活苦苦挣扎的发展中国家又怎能不如此？
悲观主义者一般持历史循环论，如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人类曾经有过24个文明，已经全部灭亡，只有儒家文明才有生命力。悲观主义经济学家为数不多，其鼻祖应属马尔萨斯。他描述的人口危机，有积极办法（计划生育）和消极办法（灾害与战争），这种以大危机为矛盾调整方式，以人口大量死亡为调整代价，足以说明其悲观主义性质。悲观主义往往与宗教和文化有关，如佛教就是典型的历史循环论，许多文化学者并不以经济发展为社会进步第一尺度，得出的结论也就不同。悲观论当然有肤浅和盲目的，我所肯定的深刻悲观论，比起肤浅的乐观论之处，就是它认识到：西方现代化模式自身是有弊病的，正在改造之中；发展中国家的赶超已经遇到难以克服的矛盾；人类面临的问题必须在更为广泛的范围，更高的层次上去认识，21世纪的发展战略，必须有根本性的调整。但是没有重大危机的发生，多数人并不会或者不愿意认识这一点，权势集团也不会放弃既得利益，所谓“不撞南墙不回头”。因此危机的发生是难以避免的，而且有促进人类反思和进步的一面。人类在危机中想出办法解决自己的问题，但难免付出重大代价；社会总是会进步的，但是进步的标准将有根本性的不同。近年来，社会科学的新发展已经表现出人类具有的反思精神。“罗马俱乐部”指出了环境对人类生产的制约，而经济学的真正进步，在于它能够修正以往的许多假设前提，而没有满足于虚假前提以及逻辑推理。完全竞争，没有垄断，没有外部性和交易成本，信息对称，追求利润最大化等前提，都已经得到了纠正。一个更加根本的假设前提：经济人的行为是理性的，理性的行为必将造成完善的市场经济，正在被修正。有反思精神的经济学家研究了金融危机触发机理：单个经济人的理性行为，会造成“集体非理性”，导致金融市场的崩溃。如果集体理性可以永远保持，全体人不挤兑，不撤资，金融危机就不会发生；但是当少数人首先“理性地”认识到经济可能出现不稳定，首先撤出资金，卖出股票，提出存款时，多数人的“个人理性行为”就表现在：跟着跑。银行对于贷款的理性行为是：经济高涨时乱贷，经济萧条时不贷，这样可以受到政府的支持和保护；政府为银行和保险公司设立保险，本来是防范危机的理性行为，但是会造成被保险者乱贷款乱投资，这种乱贷乱投，也是一种理性行为；公司对于债务的理性行为是：“债多不愁”，“我的钱一辈子花不完，我的债一辈子还不完”，少量欠债要破产，巨额欠债反而受保护，债权人期望你还旧债，就不得不借给你新债。这种分析的深刻性就在于，无论是政府、银行还是个人，其单个行为都是理性的，但是会导致集体非理性，结果就是债务链条和金融崩溃。市场经济天然就有缺陷，金融危机的发生有内在的根据，而不仅仅是“我们没有搞好”。这正是一种“深刻的悲观论”。
东亚国家20年持续高速增长，给乐观论提供了有力证据。出口导向，政府银行企业一体化，高储蓄率，都被说成是比西方更加优越的东西，欧美人带着猎奇的眼光，概括出所谓“东亚模式”，什么“通产省神话”，“专制现代化”，“儒家市场经济”，“国家主导市场型”；什么“日本第一”，“太平洋世纪”等等，半是耸人听闻，半是麻痹亚洲，而中国十年来大肆吹捧东亚模式，目的是证明：先搞经济改革，后搞或不搞政治与社会变革。1996年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指出东亚经济增长主要是靠资本投入，而不靠科技投入，因而不能持续增长时，竟然受到了国内外多数经济学家的批评，直到今天，相当多的人仍旧认为应当肯定东亚模式，认为只要适当的宏观经济调整和国际援助，就可以使亚洲各国很快摆脱经济危机。这是典型的盲目肤浅乐观论：空间上只从经济增长一个层面，时间上脱离具体历史背景，把某一地区某一阶段的成就，看成是永久持续的经验，把内部矛盾导致的深刻危机看成是暂时性调整。从这样的判断出发，对于中国人认识自己的潜在危机，尤其不利。
在中国，乐观主义的肤浅和盲目更甚于国际，这是因为，第一，中国人的传统心理，喜欢“大团圆”，是“喜鹊文化”，还不如西方人有危机感，称为“乌鸦文化”；第二，缺乏民主和学术自由，宣传上报喜不报忧；第三，学术界脱离实践标准检验，忽视与中国实际接轨，盲目追求“与国际接轨”；第四，20年经济增长造就的迅速但是难以持续的繁荣；第五，少数经济学家与权力资本和外国资本结合，获得了特殊地位，在中国繁荣中可以分享大份额，在危机时可以不分担成本。他们的确乐观得很，向中国人民描绘出一副玫瑰色的图案：经济速度就是一切，经济发展可以自动解决一切社会矛盾，经济发展是持续的而不可能中断，甚至连萧条和危机也不肯承认，他们不关心国土整治，老龄化，社会保障，贫困人口这些关系多数人生存的基本问题，甚至说：“改革应该牺牲一代人”；他们标榜经济学的实证原则，但从不去“实证”一下，中国的权力是怎样资本化的？中国的两极分化有多大？他们把中国出现的一切弊病都归结为经济改革不到位，对外开放不到位；他们掌握了西方现代经济学的话语系统，概念和模型多得吓人，缺乏的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草根意识。“主流经济学”的某些应用者，不仅回避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阶层分析，也不使用西方经济学最基本的利益分析方法，去分析中国改革前后的利益转移和分化——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应用，比其自身要糟糕得多。在危机问题上，中国暴富阶层及其代言人的基本态度是：首先否认，鼓吹形势大好，以取悦当权者，迷惑社会舆论，因外国投资者上钩；当否认不了时纵容甚至欢迎，既然危机都是旧体制的危机，危机爆发不是好得很吗？当然前提是：危机的代价应该由老百姓付，而不是他们自己和自己的后台老板们付。经济学家们言必称“科斯交易成本论”，在中国就演变成为：改革发展的收益为暴富阶层所得，而成本由多数居民承担。这样背景下的“乐观主义”，符合暴富阶层麻醉社会保护自己的需要，而不是多数人民的对中国前途的信心，不仅肤浅，而且令人厌恶。
中国正面临重大危机，我们必须摆脱盲目乐观论及其思想方式的束缚，对形势作出实事求是的判断。
二、危机发生的外部因素：国际投机者掌握大量人民币
我们要力求避免金融危机。如果避免不了，就可能在以后五年左右时间发生。从外部冲击来说：国际投机资本是否能够造成崩溃性的冲击，取决于能否在短时期内掌握受冲击国家的大量货币。人民币资本账户不自由兑换，有效防止了国际资本的不稳定性投机，但外汇管制效力有限。第一，它不能杜绝投机资本通过贸易项目的自由兑换混入；第二，管理机构内部人员会带头投机并产生波及效果。比如 1998 年初，正当决策层决定降低利率的时候，就有一部分银行内部工作人员去外汇黑市大量卖入外汇，促使人民币的黑市价格上升到 1 ： 8 ． 5 左右；第三，是相当多的金融机构在进行人民币和外汇之间的买卖，在一定条件下造成不稳定性投机；第四，外商投资企业的人民币利润越来越多，有 90 ％没有汇出，而是留在中国进行再投资，这笔外商在中国国内的债权在 5 年之后会达到 10000 亿人民币，相当于我们国家在海外的债权（国家外汇储备），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没有真正购买生产资料，而是留在流通和投机领域，流动性很强。国际投机者通过香港也可以掌握一部分人民币，如果出现突发事件，外商丧失信心，普遍要求将人民币利润兑换成外汇汇出，引起国家储备严重下降，即可能引起居民普遍提取人民币，通过各种渠道兑换外汇，限制或者停止外商将利润汇出只能延缓一年，因为新的外资会因此不来。这是 5 年之后国际资本可能冲击中国的特殊形式之一，也会是我国危机爆发点之一。
三、危机发生的内部因素：渐进改革的基本矛盾
但是中国金融风险的主要因素是内生性的，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个是货币经济层面，中央已经采取有效措施控制危机因素；第二是真实经济层面，如人口问题、环境问题体制改革问题、精简机构问题、农民问题，经济结构问题等等；第三是社会与权力结构层面。在中国，存在导致发生经济，政治与社会危机的最特殊。最基本的内生矛盾——权力资本扩张及其合法性危机。正如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所说，任何一种生产方式和发展过程，都有其内在的矛盾，这一对矛盾的产生。发展和解决的过程，将主导整个事物的发展过程。矛盾的解决方式，可以有对抗性和非对抗性两种。所谓“危机”，实际上就是事物内部矛盾已经激化到无法自行调整和解决，必须以外部对抗的形式来解决；或者是事物已经无力在自身存在所允许的范围内解决矛盾，非要以被动形式被迫解决不可。一场危机，就是外部强制解决矛盾的形式，只不过它所导致的是旧事物的瓦解。当然这种解决方式，所付出的代价太大，特别是如果在旧事物瓦解以后，新事物不但不能产生，反而引起更大的瓦解，那么代价就更大。金融危机如果真的猛烈发生，甚至引起更大的经济社会政治瓦解，就说明中国渐进改革的内在矛盾已经发展到无法自我克服的程度。在我看来，这种内在矛盾的发展已经到了最后一个阶段，如果任其发展不去认识，更不去主动调整，那么五、六年后，就会以金融动荡的形式引起一系列经济、社会、政治危机。
任何改革都是一种利益的转移和再分配。因此，极有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那些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掌握资源的人，在改革过程中将这些资源变成自己的私人财产，再通过某些政治和社会改革，如“民主改革”，为自己获得的利益取得新的合法性。国外社会学已有文献指出：前苏联东欧国家的“休克疗法”中的那些在计划经济下掌握资源的人虽然首先在政治和法律上放弃了特权，但仍然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占有优势，表现在知识、管理、社会联系、信息、能力各个方面。所以多数人可以在市场经济发展中成为新的企业家、议员，总之，保持了“精英阶层的连续性”而不是断裂。当然，少数平民也可以进入上层，但这是例外，而且往往是通过与权力系统发生某种关系才有可能；另一部分人是凭借自己特殊的冒险行为进入的，特别是劳改释放犯那一类没有地位的社会群体。中国经济改革中的利益转移，也在一定程度上有这样的特点。在计划经济下我们在名义上建立的“全民所有制”，主要采取了国有或国家控制的方式，而“全民”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将自己的所有权委托给了政府，政府系统是通过行政体系，通过“官员群体”，实际控制国有资产，以至控制几乎所有社会资源，比如通过人民公社制度，控制农民进城和粮食生产等。在改革以后，这种权力并未崩溃，而是向市场方向扩张，创造出一个“权力与市场相结合的经济”。把权力资本的形成说成是“改革扭曲”，是从市场经济理想出发的说法；说成是“和平演变”，是从计划经济理想出发的说法，都缺乏起码的实证性。实际上我们只要真正认识到我们所建立起来的计划经济旧体制在本质上是一个什么经济，无论多么美妙的理想，实际上只能建立一个什么体制，就可以知道权力资本的形成，在中国正是符合某种客观规律的。权力之所以变成资本是因为，在计划经济下它无所不包，而在改革中仍然没有受到应有的限制。在大家都没有财产的改革初期，连向银行贷款的抵押物也没有，一般只能通过行政系统担保，各种优惠政策也是行政性的，带有歧视性的特征。行政权力在改革开始甚至起到了市场经济“助产婆”的作用。改革初始，只有权力没有市场。一种办法是使权力崩溃即“休克疗法”，另一种办法是使权力创造市场即渐进改革。这种办法在初期可能比休克疗法稳定一些，但是权力的市场化意味着公共权力的腐败，国有财产向掌权者个人的流失。
四、权力资本发展三个阶段
权力资本发展，即权力创造市场的第一阶段，是农村承包土地时，有 20 亿人民币的集体财产落入集体干部手中。第二个阶段是商业资本阶段， 80 年代初期的发财和腐败途径，来自国内商业、外贸和旅游。大致估计起来， 20 年内我国国内商品零售总额将近 20 万亿元人民币，在批发零售环节有 10% 的提成落入私人手中，就有 2 万亿元人民币的财富转移。外贸总额 18 万亿元人民币，也有 2 万元亿人民币的财富转移。加上旅游等部分，在商业资本的形成过程中，由国家垄断形成的贸易渠道转换为私人所掌握，大约有 5 万亿财富转移。第三个阶段是以生产资料双轨制为标志的生产资本阶段，腐败加剧到直接依靠审批权获得个人好处的程度； 90 年代初期每年正式的双轨价差是 700 亿元人民币； 5 年 3500 亿元。有 10% 大约 350 亿元的财富转移。第四个阶段是 1992 年以后的金融资本阶段，从原始股票的流失，上市额度的分配，股票证券市场的操纵到房地产泡沫经济，保险业，基金业，产权交易与重新界定，计划利率与黑市利率长期并存，贷款权力的使用，每一个金融创新都伴随着极大的利益再分配，动辄数亿数 10 亿元，非商品层次可比，甚至发展到地方以司法权利保护本地债权人。大量的借款不还，以国家信用为担保利用金融手段暴富，正是权力资本发展到金融资本阶段的必然产物，估计财富转移不下于 10 万亿元人民币。加上其他种种以权谋私，如有的领导者秘书收取贿赂。乱罚款乱收费等等，估计在中国改革转型期 20 年中，权力资本形成给少数人带来的好处，不下于 30 万亿元人民币。目前 6 万亿元居民存款，如果采取实名存款制，不知道有多少“公款私存”无人认领？国际收支统计中每年一二百亿美元的“误差与遣漏”，表示出我国已经有数千亿美元的财富外流。在这种暗地巨额财富转移下，许多研究报告竟然使用正式统计数字计算居民收入，说中国没有两极分化！权力资本化并不为中国改革所特有。英国贵族资产阶级化，日本明治维新，前苏联改革都有这种特征。中国渐进改革的特殊性是：在我国特有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下，这种权力资本化的过程只能采取隐蔽的形式，而且很难在现有政治框架中找到自己的合法性。权力资本扩张与我国政治体制和让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矛盾，是中国渐进改革的基本矛盾。改革初期邓小平一句“不争论”，巧妙地回避了这个基本矛盾，以生产力原则，富民原则获得了民心。
在权力资本化的同时，民营和外国资本也发展起来，旧体制下的资源充分变成了现实生产力。体制转轨的特殊因素是促进中国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因素，就是说我们吃的是旧体制下已经有的“浮财”，加上 2000 亿美元外债，几千亿元人民币内债，所付出的资源、环境和道德代价也是惊人的。正如我们不能忽视美国对东亚各国的扶持而对“东亚奇迹”评价过高一样，也不能够对我国改革 20 年的经济高速增长盲目乐观。由于政治社会改革大大滞后于经济改革，我国权力资本越来越具有恶性膨胀的趋势，逐渐从市场的推动者变成了阻碍者，我国经济增长遇到一系列结构性和体制性阻碍，一般宏观政策难以发生效力， 1997 年开始的逐渐下滑趋势之所以难以克服，只能依靠政府投资来缓解，就是因为我国经济增长的特殊因素动力一体制转轨，已经大部分释放完毕，而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增长潜力，由于市场被权力分割垄断，信用程度降低而难以发挥出来。不做重大改革，迫使权力退出市场，中国的经济就无法真正启动。在这种经济形势下，中国渐进改革的基本矛盾开始显露并阻碍改革进行。国际金融危机的压力使得中国无法再利用通货膨胀发展经济和实现改革，总量扩张下的增量改革，以 1993 年“软着陆”和1996 年以来以“抓大放小”为标志、转变成总量平衡或紧缩条件下的存量改革。总量不膨胀，利益转转移就无法隐蔽进行，这就必然出现绝对利益受损害的社会阶层，而且要提出权力资本的合法性问题。在中国，这种问题是由计划经济思想的“左翼”从肯定计划经济的理论前提下提出的。“左翼”理论严厉批判了权力资本，但是它把问题的根源归结为改革开放引进了资本主义范畴，而回避了正是计划经济建立了一个不受制约的权力。其理论前提是虚假的，但是它从改革的对立面，在实际上提出了权力资本没有合法性的问题。另一种“右翼”思潮企图修改意识形态全盘正面肯定权力资本，亦难以被中国社会所接受。金融资本阶段在性质上是资本发展的最后阶段，只差一个国际化没有完成。至此中国体制转轨的任务可以说基本上完成了前半段——以权力创造市场；中国旧体制下积累的财富基本转移完毕，中央政府直接能够控制的资源不多了。
未来 5 年能够继续向市场转换的有：
—— 60 万平方公里的国有土地，经过房地产开发继续向市场转化；
—— 1400 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和 3000 亿斤国家粮食储备；
——部分国有资产和乡镇企业的产权明确与资产转移 , 效益可以提高；
——单位所有的住宅出售给职工：
——国家金融风险向企业和居民的转移。利率市场化和浮动汇率的实行，扩大直接融资，都是转移的方式，同时也是国家对金融资源控制的放松——这是中央政府所控制的最后一项资源。风险的承担者有风险报酬，国民财富还会有所增长；
——国家保险向社会保险转移，政府在放弃责任的同时也放松对人和社会的控制；
——内外债还有扩大的空间。在上述资源的转化过程中，仍然会促进经济增长，但是更多的部分可能将被权力阶层所占有，伴随出现的会是更加严重的腐败和两极分化。还有三项资源，名为公有实为个人或社会所有，必须保留而不能被权力资本所侵吞，但是在权力资本恶性膨胀过程中，也有被侵吞的可能；
——农民家庭承包的耕地，法律上归集体所有，中央又有承包 30 年不变的政策。为防止土地兼并，应该正式将耕地所有权分配或低价出售给农民；——老工人按照工龄存放在国有资产中的养老金和医疗费，应该正式划出作为社会所有的社会保障基金，投入股市或购买国债，以其盈利支付社会保障；
——存放在国家银行中的居民储蓄。目前银行的信誉主要是靠中央政府的政治权威在支撑，这种权威如果在随通货膨胀和社会问题加重过程中逐步流失，大规模的挤兑就会到来。
当应该转移的全部转移完毕，中国改革的前一半任务就算基本完成，应该开始后一半：权力退出市场，健全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已经形成的既得利益要通过民主化法制化的政治社会改革，以公开化的形式互相制约，形成新的体制。但是这种政治和社会改革在中国很难进行，一方面是权力并不愿意退出市场，甚至不愿意受到制约；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下，权力资本也无法取得合法性，因此很难以公开化的方式去制约它。中国渐进改革的基本矛盾，就是权力资本的实际形成与它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下无法取得合法性的矛盾，使得改革很难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社会领域，权力资本继续在市场中扩张。由于经济总且已经受到控制，权力资本的扩张将打击民营经济，缩小居民购买力，使得整个经济萎缩下来。权力资本亦将阻碍市场经济的完善，它甚至要在市场经济中恶性膨胀，把那些属于居民个人的存款、社会保障、农民的耕地，也要“转移和流失”到自己手中。这样，金融危机在所难免，而且会导致更大的社会政治危机。在渐进改革的基本矛盾不能通过渐进改革自身解决的情况下，中国真实经济的失衡就难以解决，防范金融风险就只能停留在金融层面。
上述基本矛盾如果没有根本性改观，估计中国危机发生过程是：坚持反通货膨胀政策使经济陷入衰退，产生严重的失业问题，被迫再次膨胀，导致信心崩溃和挤兑，银行呆账暴露出来，政府被迫实行货币改革，经济空前紧缩，社会政治危机爆发。如果不加快改革步伐，也许 5 年左右可能发生危机。这是因为：中央政府能够掌握的资源基本转移完毕，加上腐败蔓延使政府的控制能力进一步降低，在危机爆发后丧失控制能力；社会严重的贫富分化，矛盾尖锐化；同时我国内外债已经到达临界点，净出口不足以偿还外债和外资利润；而外商掌握的人民币数量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此时的政府换届，将促使危机的爆发。
五、确立“危机预期”
为了在中国防止这种危机前景，中国防范金融风波的思想需要进一步坚持和发展。在金融层面上必须坚持控制金融危机因素；在实际经济层面上应该坚决地把还没有转移到市场方面去的那些由政府掌握的资源，转移到调整社会矛盾方面来。这需要一系列措施打击权力资本，缓和社会矛盾，并启动广大居民包括贫困阶层的购买力。如果不能真正通过全面的改革和坚决措施迫使权力退出市场，不能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适应新的社会结构，那么渐进改革自身所无法克服的基本矛盾，就会以权力资本恶性膨胀的形式，造成金融以至经济政治社会大危机，我们必须避免这种前途。目前确立“危机预期”，对防范危机的真正发生有好处。因为预期只要建立就会有“提前反映”。如果多数人预计 5 年后会发生危机，那么危机每天早上都有可能发生，但是每次都比较小。我们希望的是，将未来的危机因素“提前引爆”，化整为零，并控制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如果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真能够帮助我们认识自己的潜在危机，确立危机预期，并在 5 年左右将其化解，那么这是中国之福，我们倒要反过来感谢亚洲邻国为我们“交学费”了。上述渐进改革的基本矛盾，足以说明只从“左右翼”，只从改革和反改革的角度，不能够说明和解决中国的问题。更加深层次的反思是放弃“赶超战略”：德国、日本和苏联的军事赶超、东亚的出口赶超均已失败，中国的出口和消费赶超已经导致严重的两极分化和腐败，面临严重的结构和金融危机，没有出路是注定的。严酷的现实要求我们超越左右翼，重新研究中国的发展道路：这将是一条面向广大居民，而不是面向少数暴富阶层的道路；是一条比较公平、比较平等的道路。中国不仅需要经济增长，也需要环境、民主和社会公正。如果我们说“社会主义”还有用，恐怕就在这个地方。
(转自<<两千年目睹之怪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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