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北京体制運作的人都知道，無論是全國人大、還是全國政協，向來都不是國政決策的真正机构。真正的決策机构是中共中央，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是政治局7常委。盡管如此，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的政治功能，還是不可抹殺。在中國這樣一個特殊的体制之內，這兩個机构确實在發揮某种下情上達以及平衡的作用。其中一個重要的功能是制造共識。今年，執政集團對這种共識的需要可能更重要。
原因是：北京目前面臨的政治問題与經濟問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多，都要嚴峻。例如政治問題，從去年底到今年初，《天安門密件》問世、法輪功抗議升級，美國總統當選后，中美熱線電話的冷卻，都對北京最高領導層產生巨大衝擊。在2月中旬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政治局常委依其在党內的排位順序，輪流發言，公開表明對鎮壓法輪功和中共在處理“6．4”決定的堅決支持。以這种在文革后絕無僅有的、常委“人人公開表態”的方式，向整個領導層顯示核心層的團結与一致，即表明問題的嚴重性。再如經濟問題，在去年中國經濟僅依靠出 上升而拉動ＧＤＰ的成長；預計今年，中國國際貿易額將受美國經濟下降而嚴重下降；國際石油价格上漲不跌，造成中國負擔很重；國有企業仍是個大包袱，效率低下，欠債累累；民間購買消費力几年來一直低迷、保守，百姓存款以治病養老和子女教育；單獨依靠政府發行公債擴大工業投資，成效不大；農業、農村和農民這個“三農”問題直接影響到國民經濟大發展和內銷市場。扭轉被動局面、化不利為有利，當然需要廣泛的民意支持。而人大、政協正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兩大民意管道。
北京高層有意提升人大、政協的政治地位，反過來又激發了兩會代表的參政意識。以全國政協為例，和往年的相比，今年的提案最多，共有3,733件。其重點主要是︰經濟結构調整、西部大開發、生態環境保護及反腐倡廉等。其中關于經濟建設，就占了47.2%。換言之，本次政協會議的焦點將圍繞在經濟，特別是“十五計划”。政協委員們對十五計划比較關心的問題，包括：提高居民收入（特別是農民收入）、健全社會保險体系、解決失業問題等。在2月中旬時，十五計划建議草案就已發至各民間党派，征求意見。朱 基還曾在中南海主持各民主党派高層出席的座談會，听取意見。
在全國人大方面，參政激情与全國政協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例証之一就是：越來越多政府的部長和首長們及其他高級官員，必須出席會議，接受各地和各界代表詢問。最高法院院長和最高檢察院檢察長必須向“兩會”作工作報告，并要獲得大多數代表的批准。
今年到“兩會”听取意見的政府部門高官將有120多人，比去年多40人。國務院各部門也已接到通知：“兩會”期間，政府高級官員沒有特殊情況不准出國，甚至也不能出差，要留在北京，隨時接受“兩會”代表的詢問、甚至質詢。雖然“兩會”過去還沒有發生過質詢案，但政府高官接受詢問已成慣例。除司法部門外，財政部、國家計委、經貿委等政府部門的負責人，往往也是代表們詢問的對象。
全國政協通常被人譏諷為“政治花瓶”。全國人大通常被人們認為是“橡皮圖章”。這無非是說：這兩個自下而上的机构，對政府監督的功能十分有限。但近年來，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對政府批評的分貝在逐日升高。代表們抵達北京后，不少人都對傳媒大談國是，亦顯示出參政議政的強烈愿望。
〔轉載自《民主論壇》；http://asiadem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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