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有文字記載以來的中國文明史上，軍隊一直是政治權爭的最得力工具。不但戰亂年代，盛行“胜者王侯敗者寇” 的強盜邏輯，即在和平時期，抓軍隊軍權也是奪取政權的根本捷徑。古有手握兵權的趙匡胤和平演變建立趙家王朝，今有軍頭葉劍英伙同禁軍統領汪東興一舉粉碎“四人幫” 。“槍杆子里面出政權” 簡直就是光照任何時代任何政權的普遍真理。
軍人長驅直上政壇的結果，一是中國的將軍特別不好當，人家老要提防你功高震主，搶班奪權。像劉邦的大將韓信，戰功赫赫，最后落得謀反嫌疑，殺頭了人家才放心。宋太祖趙匡胤本身靠軍隊起家，深知軍權的利害，又不忍讓擁護自己上台的哥們弟兄結局同韓信一般悲慘，乃挖空心思，想出“杯酒釋兵權” 的千古德政，要求老夥計們自動放棄兵權，換取在家安享榮華富貴的皇恩浩蕩。這一招果然十分見效，兩方面就此相安無事，宋太祖成為中國歷史上少見的几個未殺開國功臣的仁義君主之一。
但它也帶來第二個結果：政治安定，軍備稀松。將軍手上沒有兵權，將領和下屬士兵平時互相隔絕，有事出戰時才臨時湊合在一起，這樣的軍隊行動效率便非常之低，以至宋朝的“積貧積弱” 在中國歷史上也鼎鼎有名，偌大中華大國竟老受周圍番邦小國的戲弄和欺負。后來岳飛的岳家軍算是在血与火的戰斗需要中艱難成長起來了，卻不料敵人害怕岳飛，皇帝也几乎同樣膽顫心惊，怕岳飛搶他的衣食飯碗，一代名將最后又是殺頭下場。
軍隊卷入國家內部權爭的第三個結果，是把政治生活籠罩在“你死我活” 的血風腥雨之下。不但手握兵權的將軍可以讓士兵掉轉槍口瞄准自己的君主，如唐代安祿山；掌握侍衛禁軍的頭領，也能把皇帝江山玩弄于股掌之上，如漢代的一些宦官。因為權爭而殺頭，竟成為古代中國政治的家常便飯。像“四人幫” 那樣，被人搶班奪權而沒有死刑立即執行，在中國政變史上實在是仁至義盡的奇跡。華國鋒丟了主席的烏紗帽，還能當中央委員，趙紫陽僅僅受到軟禁的待遇，更是唐明皇李隆基對待親生老子李旦才有的善后手段。
進入20世紀，中國据說是發生民主革命了，古代王朝政治一去不返，可是軍權決定政權的舊格局基本上沒改變。且不說孫中山民主衣缽傳人蔣介石，多次憑依“委員長” 的軍威視國民政府最高寶座如自己家里的太師椅，上上下下進退自如，就是“人民共和國” 建立以后，屬于該方面的新气象也几乎丁點儿沒有。毛澤東退居二線，劉少奇准備接班，曾經顯露出嘗試按現代政治牌理出牌、實行權力輪替的苗頭。不幸偉大領袖不久因不滿劉的修正主義，而如果按新規則出牌他很可能會輸，在這种情況下，竟又駕輕就熟回歸“槍杆子里面出政權” 的捷徑，上靠解放軍支持，下使紅衛兵火燒劉鄧司令部，終于強行把劉少奇拉下馬來。華國鋒下台，胡耀邦由主席變為總書記，再次透出新政的光亮，不幸鄧小平也不滿意胡的修正主義，也走“槍杆子里面出政權” 的歪門捷徑，挾軍隊以令同志，竟像摘桃子一樣摘掉頂頭上司胡耀邦的紅紗帽。此時的軍權決定政權便成了中國政治現代化的巨大絆腳石。
當然，現今中國的軍政大串味自有不同于前人的特色，那就是全面深入地借鑒學習了前蘇聯系統化制度化的“党指揮槍” 架构，對軍隊建立完善了一套上至中央軍委，下至支部党小組的嚴密控制体系。在這個方面，真不是吹牛，共党共軍的政治工作制度，的确表現出了中國歷史上任何“監軍” 措施都無法比擬的优越性。
政党政治本來是現代民主政治的台柱之一。中國近代以來的“革命” 派，無不以政党自命。但是民主政治本質上是一种比較理性和平的政治溝通方式，它的順利展開需要和平寬松的環境配套。就是像英國美國那樣民主已然長成參天大樹的國家，面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緊張局勢，它的民主也受到空前嚴峻的考驗。民主政治的老一套慢三步節律，顯然無法抗衡法西斯高度集中有效的戰爭机器。于是羅斯福丘吉爾把人們帶進戰時体制，從法西斯的魔爪之下挽救了民主；同時他們本人也成為英美歷史上少見的權力巨大威望崇高的政治家，讓民主有識之士們事后后怕不已。假如那場戰爭曠日持久，或者羅斯福身体更好點，美英的民主可能就會与現有的模樣大大不同。
但是中國的民主政治當初不但壓根儿沒有配套環境，一切都得從頭做起，而且環境還特別惡劣。它首先要革滿清的命，為自己的登台亮相開辟道路。其次要救國圖強，報仇雪恨，出中國近代以來被動挨打的惡气。第三，完全沒有英國法國進行民主革命前早已存在的議會參政議政途徑，孫中山遵照傳統規則上過書，要求變革，但是人家全不理睬，一切只好硬干硬來，從無到有。最后也最重要的，革命竟革出軍閥混戰，自己還未站住腳，又馬上面臨隨時被“革命” 的威脅。
因此之故，中國的民主政治一開始就面臨武裝奪取政權保衛政權的巨大壓力和誘惑。為了奪權，孫中山先是与中國傳統的會道門稱兄道弟，后來又与軍閥頭目們拉拉扯扯，最后開辦黃浦軍校，建立“党軍” ，才算終于找著在中國改朝換代的正道。那些信奉馬克思主義的北大師生們，早先書生气十足，以為憑借主義的力量，喚起工農千百万，就能埋葬舊世界，建立新世界。在吳佩孚、蔣介石的軍刀面前碰得頭破血流之后，也不得不承認一個先前并不特別起眼的校園工友的發現：槍杆子里面出政權。至于打定主意要按現代民主政治的游戲規則，憑三寸不爛之舌在議會里見高低的形形色色民主政党和老先生們，無不落得或者坐冷板凳，或者被人利用戲耍，最后一律竹籃打水一場空的下場。
秀才見大兵，有理說不清，這就是上個世紀初，文質彬彬的中國秀才們企圖把文質彬彬的現代民主政治引進中國的時候，面對的尷尬處境。孫中山、毛澤東堪稱識時務的俊杰，赶緊向“槍杆子里面出政權” 的古老真理投降，這才得到從眾書生群中脫穎而出的丰厚回報。但是如此一來，本應在民主議壇折衝尊俎的民主政党，也就搖身一變，成了戰場上決胜千里之外的戰斗組織。
孫中山建立“党軍” ，本意也是想讓軍隊做政党權爭的奇妙工具。結果卻相反，國民党倒成了軍頭蔣介石手上的玩物。原因之一，是孫先生死得太早，國民党無人能統一全党意志，給蔣介石留下揭竿而起收拾殘局的机會。原因之二，則在于國民党組織松散，思想不統一，在与雷厲風行組織嚴密的“鐵軍” 的正面較量角力中必然要落敗。大概正是吸取教訓的緣故，共產党即使在艱苦卓絕的井崗山斗爭時期，也沒有姑息軍隊的离心傾向，果斷決定“支部建在連上” 。于是中共几乎從剛開始擁有“党軍” 的那時起，就牢不可破地給軍隊配備了上有中央軍委，下有連隊支部的“党指揮槍” 系統。事實上，無論組織之嚴密，還是思想之一元化統一，古今中外的任何軍隊也都無法与中共媲美。所謂一物降一物，中共党組織簡直就是軍中驕兵悍將的天敵。
而另一方面，“槍” 本來是党的工具，它反過來也改變了党。嚴重的如蔣介石，演出徹頭徹尾“槍指揮党” 的悲劇。次焉者如毛澤東，作為“党指揮槍” 的“代表”， 在共產党与國民党圖窮匕首見，其它客套一概不管用的血風腥雨時期，他的不可替代的重要性越來越突出，最后倚靠軍事才干，憑借軍隊的支持，在遵義會議上導演了一場几乎可以稱做“軍變” 的政變。從此，軍權在中國共產党的權力构成中，一直處在核心之核心的地位。張聞天在遵義會議以后也當了一段時間的總書記，但党的最高領導層已經沒有多少人買他的賬了。張聞天以后，毛澤東一身二任，既是軍隊最高統帥，又是党的一把手，一直到他去世。
戰爭年代，軍隊是對敵斗爭的最有力工具，毛澤東挾軍隊以自重，最終領袖全党。和平年代，毛澤東依然挾軍隊以自重，确保自己的領袖地位。如果沒有林彪及解放軍的虎視耽耽，相信在中共党內政府內已然羽翼丰滿的劉少奇斷不會懦弱如彼，乖乖束手就擒。
這种變相的“槍指揮党” ，實際上成為破坏中共內部組織原則的最大隱患。所謂“党內民主” ，臨到節骨眼上，依然是“秀才見大兵，有理說不清” ，一切“原則”都得望風而逃。
由于古今中外的軍隊絕大多數傾向于個人獨裁領導；軍事行動雷厲風行的性質也決定了民主婆婆媽媽的繁瑣程序在軍隊里邊吃不開；而且軍隊是一件危險的物事，政出多門容易發生問題，需要對它加以特別嚴格集中的管理_____諸如此類罷，總之所謂“党指揮槍” 最后只能落實為党內某個具体人指揮“槍” 。即使在民主國家，軍隊統帥也只有一個，很難進行多元化或者集体領導。
一旦党里面的某個人在“党指揮槍” 名義之下成為軍隊事實上的最高統帥，而軍隊又能按照“槍杆子里面出政權” 的“法則” 合法干預政治，那么這個党的組織生活顯然就無法正常開展，毛澤東、鄧小平用自己的實際行動做出了最好的說明。党內權力的天平也就必然要向掌握軍權的個人傾斜。在這里，“党指揮槍”就成了共產党開展党內民主的最大障礙。不管“党內民主”的歷史多么悠久，愿望多么強烈，措施多么得力，不去掉這個障礙，一切其它努力都將前功盡棄。
那么能不能保留“党指揮槍” ，而廢棄“槍杆子里面出政權” 的古老政治規則，不讓軍隊介入党內事務呢？這有點像既要買菜刀，又不打算用它切菜，令人莫名其妙。因為無論國民党還是共產党，當初煞費苦心建立“党軍” ，就是為了“槍杆子里面出政權” ，与國防建設等等倒是毫不相干的。反過來說，假如不再愿意沿用“槍杆子里面出政權” 的古老法則繼續慘無人道的政治斗爭，改行比較文明安全的現代政治游戲規則，那也就根本用不著“党指揮槍” ，干脆實行軍隊國家化才更為順理成章。
從整個國家政治生活的角度來看，一個政党“党指揮槍” ，其它政党沒有槍杆子，結果時時受到那個手上握有槍杆子的政党的威脅，時時擔心人家會改用槍杆子“說話”，這樣的政治就不能說是現代政党政治。政党政治的真義，應當是各個政党和平共處，公平競爭，理性對話。那么是不是各個政党都能抓槍杆子就可以了呢？那樣各政党好像是公平“競爭” 了，只可惜它遵循的是軍閥混戰的邏輯。它的結果是國家陷入戰爭狀態。与民主政治毫不相干。
本來，國民党共產党最初拿起槍杆子，只是出于适應中國特殊形勢的不得已。后來，嘗到“槍杆子里面出政權” 的甜頭了，竟忘記了當初民主革命的初衷，再也不愿意輕易放下槍杆子，恢复政党政治的本來面目。這是一百年來，中國政治的悲劇根源所在。
從最初不得已向傳統投降，到后來作為既得利益者，變為傳統的繼承和捍衛者，好像是一個莫大的嘲諷。
現代的軍隊不再是党爭政爭的工具，而是國家的干城；現代民主政治是文明理性的政治，不再是野蠻血腥的政治。認識不到這一點，現代中國的政治便沒有革新的希望。而只要有這點認識，軍隊國家化，讓軍隊不再用于內部權爭，專門對外，就是自然而然的結論。
其實英國法國從發生資產階級革命到真正走上民主之路，也都經歷過軍事獨裁政權的曲折磨難。由于英國國王不愿与國會妥協，雙方兵戎相見，議員克倫威爾受命召募軍隊作戰。結果國王軍隊是給打敗了，可是克倫威爾本人也由議會的一員變成了凌駕于議會之上的“護國公” ，建立起了類似當年蔣委員長“槍指揮党” 式的軍事獨裁。幸虧克倫威爾死后，傳位給儿子理查，該理查先生比劉備的太子劉阿斗估計強不到哪里去，很快便支撐不住，辭職下台了事，軍事獨裁結束。國會終于恢复活動，并与流亡在外的國王達成妥協，讓國王复辟，國王則承認革命帶來的一些既成事實。再后來國會与國王發生矛盾，國會干脆迎回國王已經外嫁荷蘭的女儿及其丈夫，讓他們來治理英國。這兩人本是客人，雖已反客為主，也不好多做主張，國會便又趁机通過<權利法案>，規定國會權力超過國王權力。君主立憲制從此确立。英國的民主革命到這個時候，才算大功告成。
法國革命的外部環境遠比英國惡劣，一開始就受到強大的外來干涉。主持革命的議會內部更是惡斗不斷。在內外交困中隱約浮現出類似中國共產革命時代對“大救星” 的渴望。于是先有羅伯斯比爾的雅各賓專政，后有拿破侖軍事獨裁。人們太忙，革命本來的目標反而忙得無瑕顧及。接著舊王朝在外國勢力的保送之下卷土重來，因為沒有英國那种互相妥協的前提，便是徹頭徹尾的一個反動統治。這時候法國人似乎又清醒過來，記起革命目標了，發現目的基本沒有達到，同志仍須努力，革命還要繼續。然而法國人是浪漫而健忘的人們，推翻舊王朝，建立共和國之后，又向往拿破侖皇帝時代法蘭西的光榮，把拿破侖的侄子作為又一個“大救星”推上總統寶座。該侄子不愧皇家后代，兩年以后便發動軍事政變，結束共和國，建立帝國。最后到1870年，北方新崛起的強大鄰國普魯士在一次戰爭中，一舉擒獲拿破侖三世，共和國才又一次借助降臨法蘭西。
綜合起來看，民主政治雖然是和平理性的，民主革命卻也常常免不了要遵循“槍杆子里面出政權” 的古老政治法則。 但与傳統政治大不相同的是，奪取政權并不能標志革命的成功。因為革命中建立的政權常常是軍事獨裁的，与革命本來要求南轅北輒。唯有像蟬虫蛻殼一般蛻掉軍事獨裁的外皮，民主革命本來的目的才會彰顯出來。雖然蛻皮的具体形式有英國式的，也有法國式的，還可能有其它方式，有自己主動自己地蛻，也有別人強迫“幫助”蛻，但無論如何，總之這層皮非蛻不可。
比較英法二國的不同歷史道路，英國的自己蛻皮顯然比法國在別人強迫和屈辱之下蛻皮效果更好。
假如共產党的政治家們幸而有主動結束“党指揮槍” ，不再留戀“槍杆子里面出政權” 野蠻“真理” 的那么一天，真正像個“政党”一樣遵循政党政治的游戲規則，那就不僅是中國老百姓之福，連毛澤東的獨裁統治也可能因此具有類似克倫威爾的重要過渡意義。
相關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