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中國需要新宗教嗎?
大約七年前，几位朋友聚談，討論到中國是否會出現新宗教的問題。大家都對時下中國道德混亂崩解之勢深感憂慮。我們絕不認為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是什么道德理想國，因為道德的前提是主体的自由選擇，道德的基礎是肯定人的正當權益，而毛澤東恰恰是既剝奪了前者又否定了後者。道德重建的首要之務是實現自由，保障人權，并在此基礎上倡導一种更平實的道德觀念。
然而我們也都知道，要确立具有內在約束力的行為規范，單靠世俗的道德理論或觀念恐怕不足以胜任，宗教有其不可取代的作用。中共掌權几十年，一方面把本來就不丰厚的宗教傳統摧殘殆盡，另一方面又刺激起國人對宗教的強烈需求，許多人既焦渴地尋求信仰，但又對傳統的信仰缺乏興趣缺乏信心，這就為新宗教的出現提供了歷史机會。不過我們也怀疑，在現代的條件下，另建一套新宗教是否可能。有伊朗人創立了巴哈伊教，我知道一些中國留學生參加過他們的活動，對該教頗有好感，但還談不上信仰。這是否意味著，中國需要的新宗教還須產生於中國本土?
法輪功的优勢在於它既舊又新。法輪功混雜佛教和道教，以佛教為主。這樣，法輪功便獲得了至少是部分的傳統宗教的權威。可是在傳統中斷過的地方，其權威就打了折扣。在過去很長一段時期，傳統宗教被壓得几乎消聲匿跡，一般人沒見到這些宗教的信徒有什么超凡脫俗的表現(其實也有一些，或許不夠廣泛，更由於被封殺而不被世人所知)，這就使其可信性和感召力受到嚴重的損害。盡管在形勢寬松後，它們都迅速地复活并有長足的發展，但先前一段被壓服的歷史畢竟還是令其大受損傷(這里還不說當局對傳統宗教的控制，甚而將之納入官僚体制，鬧出所謂“科級和尚”、“副處級道士”一類笑話)。法輪功出自傳統又有創新。李洪志聲稱:作為佛家八万四千法門中的一法門的法輪大法，是“在我們這一次人類文明歷史時期從來沒有公開傳出過”。它“在史前一個時期廣泛度過人，我在末劫最後時期再一次把它弘傳出來。所以是极其珍貴的”。
於是人們恍然大悟:怪不得以前的東西似乎都不大靈光，原來，佛家最珍貴的東西還從來沒拿出來過呢。這才是第一次!
一樣東西若是憑空而出，無來歷，無傳統，便很難取信於今人。若是只有老舊的傳統，不論你怎樣說要發揚光大，也很不容易讓那些“曾經滄海難為水”的人們為之心動，更何況還是受傷負殘的傳統。法輪功既是老字號又是新招牌，既是歷史悠久又是史無前例，兩者兼具，所以格外有力量。
大法弟子、中紀委干部王友群在去年五月寫給朱熔基并江澤民的信中稱道:“李洪志老師把一部偉大的宇宙大法《轉法輪》無私地奉獻給了當今人類。這部巨著所講述的法理是迄今為止的人類文明史上從未人講過的。其內涵之博大精深，難以言表。其珍貴程度超過了古今中外任何一部經典著作，是無法用价值來衡量的。尤其難得的是這部宇宙大法是用現代漢語寫成的。對十二億中國人來說，更是無比幸運的了!”別忘了，這封信是在已經得知當局要整治法輪功時寫的，是專門寫給最高當局的。要是為了避禍，就該低調才是，偏偏卻如此高調，可見是真信進去了，而且信得极熱烈。
戴晴認識不少法輪功成員。她說他們崇拜李洪志有如當年國人崇拜毛澤東，愿意為他去死的。考慮到李洪志并不掌握任何世俗的權力，這种崇拜更顯示出其自發自愿；而這一年多法輪功的不屈不撓，勇於獻身，宁肯舍棄种种世俗的牽挂，更顯示出其宗教性格，更証明了它的精神力量。
(26)法輪功以柔克剛
從媒体的報道，尤其從照片上看，那些不顧風險，堅持公開練功請愿的法輪功成員，中年人居多，婦女居多，普通老百姓居多。這實在和一般人心目中的志士斗士、精英豪杰乃至拳匪長毛、暴民刁民都太不相象了。無怪乎有人戲言曰，共產党遇上法輪功是“老革命遇到新問題”。
當然，這也是共產党自找的。當初這些人修練法輪功，几時有過和官府作對之意?何嘗想到過會招致政府如此殘酷的鎮壓?因此連他們自己也沒有想到過他們竟會如此頑強的抵抗。在某种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法輪功之所以能進行頑強的抗爭，正和他們當初絕沒料到會招致鎮壓這一點有關。法輪功不問政治，本來該是很安全很保險的，盡管他們不會不知道共產党是制造冤假錯案的天下第一高手，但事先還是料不到“錯誤”竟然會犯到他們頭上來。所以，當江澤民發出鎮壓令，他們格外想不通。
大法弟子和民運人士不大一樣。民運人士明知虎口拔牙，風險難免。連“第二种忠誠”也是如此，例如海瑞，罵皇帝本是愛皇帝，但畢竟是罵了，如果皇帝不知好歹就可能動怒，就可能懲罰，所以海瑞帶著棺材上金殿，可見早有挨整的思想准備。法輪功成員全無此种思想准備。照理說，事先有挨整的思想准備的人，面對壓力應該更堅定。這對個人而言是如此，對群体就不一定了，尤其是對無組織的群体。因為所謂事先有思想准備，往往也就意味著“心有預悸”，弄不好就導致惊弓之鳥的效應。畢竟，群体中有許多人當初免不了是抱著法不責眾的心理才參加的，一旦群体被打散，危險落在個人頭上，他們就縮回去了。法輪功全無挨整的思想准備，是因為他們全無挑戰當局的主觀意圖，一旦被整，他們簡直難以置信，只覺得自己太清白，太無辜，太冤枉——就是站在當局的立場也是太清白太無辜太冤枉，因此他們要大聲疾呼，要申辯要請愿，而這在愚蠢蠻橫的當局看來就是在反抗在挑戰。於是乎，這些從不認為自己是在挑戰當局的人就构成了對當局的最大挑戰。
共產党鎮壓群眾，其慣用手法是擒賊擒王，殺一儆百，從而達到樹倒猢猻散的效果。可是法輪功不同尋常，這一年多來法輪功的練功請愿活動基本上都是普通成員的純自發行為。面對著這些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大媽大嬸、大叔大伯們，“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真是輕也不成重也不成:輕了，毫無威懾力；重了，師出無名。据說有不少奉命鎮壓的基層干部和公安人員都對“最高指示”“很不理解”，在私下說這些法輪功一般成員總還“屬於人民內部矛盾”吧，不能算“敵人”。象法輪功這樣一种良順柔弱者的群体，竟然不期然而然地扮演了抵抗世間最暴虐政權的吃重角色，這在歷史上無疑是非常罕見的。
(27)追求生命的意義
我們注意到，許多法輪功成員在解釋他們不屈抗爭的動机時，并非個個都說是為了“得道”，“長功”或“成正果”，更多的倒是強調對真理的捍衛，對道德的堅持，對人生意義的追求。這种動机是一般不信法輪功的人也完全理解的，可是，法輪功成員那种英勇執著，一般人卻很難做得到。由此可見，象法輪功這樣的具有宗教特性的一套觀念，有助於人們——特別是普通人——對人生意義的頑強追求。
我們知道，尋求生命意義的問題來源於生命的有限性，尋求意義就是尋求對個体生命有限性的超越。意義存在於關系之中。如一位猶太神學家所說，個人好比字母表里的一個字母，單獨存在沒有意義，只有和其他字母組合成詞才能具有意義。因此，尋求意義就是建立關系，就是把自我与另外某种東西聯系起來。尋求生命意義的方式無非兩种:一种是把有限的、短暫的生命結合於無限的、永恒的事物，如上帝、宇宙精神、宇宙大法。這是宗教的方式(此處的宗教是指狹義的宗教)，超世俗的方式。另一种方式則是把自我結合於他人，把個体結合於集体，把小我結合於大我。這是非宗教的方式，世俗的方式。
傳統儒家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都屬於後一种。例如保爾的名言(“人的一生應當這樣度過……”)，雷鋒的名言(“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無限的為人民服務”)，等等。儒家主張“三不朽”——立德，立言，立功。阿倫特在《人類的境況》一書里提出一种人生哲學，和儒家很相似。阿倫特認為，人的功能和潛在偉大之處，即在於他憑借著自己的工作、行為和語言文字的能力，使有限的生命得到不朽的延續。人類最偉大的本質在於追求不朽，而達到不朽的唯一可能途徑便是進入公共交往領域，因為唯有与自己同類的他人才能對自己的行為作出評判，同時也唯有經過他人的見証，才能使自己的行為留存於人類的記憶即歷史之中而傳播千秋。為了追求生命的意義，人可以一反其趨利避害的本能，直面苦難，敢於犧牲，甚至以吃苦為榮，以犧牲為榮。
在理想主義沉淪、犬儒主義泛濫的今日中國，恐怕很多人已經對上述追求不朽的衝動感到隔膜，感到陌生，甚至感到荒唐可笑了吧。現在人們講究的是活在當下，有几個還在意不朽，在意身後的光榮?更不用說用吃苦、用犧牲去換取這种光榮了。然而我們應該知道，尋求生命的意義和追求不朽的衝動，确确實實是深植於人性之中。所謂“雁過留聲，人過留名”，所謂“名留青史”，所謂“活在人們心中”，都是指的這層意思。而所謂“虛度一生”，就是指自己的一生不曾在他人心目中留下有意義的痕跡。即便一般平庸之輩，也無不希望能在親朋好友中留下几樁美好的回憶。限於篇幅，此處我不打算就這個問題多加討論。我這里要講的是另外的問題。
深入思考便不難發現，上述非宗教的、世俗的不朽觀有它的局限性。首先，這种不朽很難适合於所有人，它往往只能适合於少數人，适合於少數大人物或出類拔萃之輩。它不大适合於普通人。這不但是說普通人通常作不出英雄的行為，而且還是說普通人即便作出了英雄的行為，因為他們的普通身分，多半也不容易進入歷史的凌煙閣。史可法不屈戰死，贏得美名天下傳，可是与他一道英勇死去的十万揚州普通軍民就沒有留下姓名，只是化作一個抽象的數字。
其次，以這种方式追求不朽，要求你的行為事跡必須在旁觀而且可傳承此行動記憶的同儕團体之前完成。你不能演給白地看，不能演給白痴看。排除了見証和排除了記載，也就是排除了名留青史成為不朽的可能性。當一個專制政權一手遮天，封殺了一切它不喜歡的行為和聲音，它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封殺了別人成為不朽的可能性。在這种情況下，很多人會放棄對不朽的追求和對人生意義的追求，那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再者，要在歷史上保持不朽，常常有賴於歷史本身的穩定与連續，有賴於人們价值觀念的穩定与連續。遇到社會發生猛烈變遷，從而一般人的价值觀念也發生猛烈變遷的時候，不朽就顯得含糊曖昧了。在古代，女人守節殉節被視為青史留名的美事，可是到了近代則被看做無謂而愚蠢的犧牲，其不朽性的光環就黯然失色了。今天許多中國人之所以變得只顧當下，實在也因為他們經歷了太頻繁太猛烈的社會變遷与价值觀念變遷。許多當年我們認為神圣的東西如今都淪為笑柄，許多當年我們認為不朽的東西都迅速地朽去，連帶著我們過去付出的努力、吃苦与犧牲到頭來也都失去了意義。歷史顯得那么靠不住，追求不朽變得如此沒把握，無怪乎許多人要干脆放棄對不朽的追求，只顧活在當下了。關鍵在於，你要以世俗的方式追求不朽，你必須要贏得他人的承認。如果眾人的价值觀念變化無常，你的追求就顯得沒著沒落，你就很容易心灰意冷。
相比之下，一個人若以宗教的方式追求生命的意義，他就可以避免上述种种局限性。因為在上帝面前在佛法面前眾生是平等的，沒有大人物小人物之分，只有心誠心不誠，上帝或宇宙大法不象歷史那么勢利眼，所以，宗教能适合所有人，尤其能适合普通人。這就是為什么某些粗淺的宗教也比精深的哲學更能打動普通人的原因。信者通過和上帝、和宇宙精神建立關系而獲得生命的意義感，因此他不必依賴人的見証与記載。世俗的權力可以阻斷你和他人的關系，但無法阻斷你和神的關系。一個被監禁的异議人士最怕被世人所淡忘，因為那等於剝奪了他存在的意義，剝奪了他受苦的意義，而信者則比較不害怕孤獨，只要他相信自己与主同在。信者希求神的接納，因此不大在乎別人的承認，不大計較世俗的名聲，例如法輪功成員就很少為名位計較，不大熱衷於給自己打知名度。另外，信者認定自己追求的价值是出自上帝，出自宇宙精神，具有超世俗以至超歷史的永恒性，這樣，不管人間社會流行的价值觀念怎樣變來變去，他們都比較容易堅持不動搖。
看到法輪功前赴後繼，不少民運朋友深感汗顏。這种見賢思齊的態度當然很可貴，不過我以為我們也要知道兩者的區別。民運和法輪功不是一回事，民運是世俗的運動。我們沒有神話的鼓舞，沒有幻想的報償。這意味著，我們如果要作出同樣的行為，必須具有更強大的內在力量。
与此類似，有些人在比較了海外漢人的抗議中共的活動和藏人的抗議活動後，感嘆漢人不如藏人。因為在海外的漢人起碼比藏人多一百倍，可是在近些年來的抗議中共的活動中，有時藏人參加的倒比漢人還多。我以為我們也不要忽略兩者之間的差异:藏人有民族的認同，還有宗教的認同；若單看對人權与民主的認同，漢人未必低於藏人。
應該說，作一個真正的民運人士是很不容易的。他不但必須爭取和捍衛自己的權利，而且還必須尊重別人的同等權利，包括他的敵人的同等權利；更重要的是，他必須反對強權對任何人的壓迫(包括法輪功在內的許多宗教信眾只反對強權對自己的壓迫)，他要爭取的是所有人的權利，而自己在其中并不謀求任何特權。
(28)宗教与道德
現在，越來越多的人們意識到宗教對於維系道德的積极作用，宗教不但能使好人有所慰籍，而且能使坏人有所忌憚，這後一點也相當重要。陀斯妥也夫斯基有句名言:“假如上帝不存在，一切都是可能的。”要是一個人根本不信神明，不信報應，肆無忌憚，那還有什么坏事做不出來呢?
在十七世紀十八世紀，西方開始實行宗教寬容。起先，宗教寬容的意義只是承認每個人有權“按照他認為對他的靈魂拯救最有效的方式來崇拜上帝”(洛克《論宗教寬容書》)。最初的宗教寬容并不包括無神論，因為當時許多人認為無神論者既是不信神明，也就是沒有道德，所以等於是坏人。有人甚至提出疑問:無神論者們也能組成一個有秩序的社會嗎?換句話，一個有秩序的社會能夠沒有宗教嗎?不少啟蒙思想家對宗教(尤其是對教會)嚴加批判，但他們中間的很多人也承認宗教的積极意義。所以伏爾泰要說:“就算沒有上帝，我們也要造出一個上帝來。”
不過，在歷史上，宗教也發生過消极的作用，宗教對道德的意義也并非都是正面的。和上述陀斯妥也夫斯基那句話相反，費爾巴哈倒認為，有上帝才會導致無道德。因為在基督教里面，道德規律被理解為上帝的誡命，因此只有從屬的意義。費爾巴哈指出:“什么地方把道德建立在神學上，把法律建立在天命上，什么地方也就可以為最不道德、最不合法、最卑鄙齷齪的事情進行辯護，說出道理”。假如一個人不是根据自己的良知和理性行事，而是根据上帝的旨意行事，上帝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要是上帝叫你殺人放火呢?在中世紀的歐洲，難道不是有許多罪惡就是以上帝的名義犯下的嗎?另外，我們也不宜夸大宗教對惡的阻遏作用。納粹党衛軍几乎全是基督徒，許多人就在大屠殺期間還忘不了抽出時間去忏悔。
乍一看去很奇怪，有些人對傳統宗教能寬容，能尊重，但對法輪功卻十分反感，雖然他們對法輪功的种种批評，几乎無一不适用於傳統宗教。考其緣由，或許是因為傳統宗教經過時間的過濾，到現在，其信條和行為多半都有邊界，一般不會再做出什么极端的事來。新起的就說不准了，新起的宗教或半宗教流派還沒定型，再加上信眾對祖師的個人崇拜，總讓人不大放心。
我可以理解這种擔憂。新起宗教，難免魚龍混雜。但是，你不能因噎廢食。應當看到，在普遍實行政教分离的今天，宗教的消极作用已經受到有效的限制。与此同時，由於整個社會朝著世俗化的發展，宗教的正面意義更見突出。所以我認為我們不妨對各种宗教——傳統的和新起的——持一种更開放、更積极的態度。退一步講，即便有些人對前几年中國“怪力亂神”的泛濫相當不滿，那么他們也應該記住培根的一句忠告:“有的治療比疾病還坏。”有些事情是不好的，但強制鎮壓就更不好。維護包括信仰自由在內的各种基本人權比什么都重要。當初不少人出於對科學与理性的維護，嚴肅批評各种怪力亂神，我們理當尊重。這和少數投机家借以向專制者邀功不是一回事，和專制者以科學的名義殺人不是一回事。不過我認為在法輪功橫遭迫害之際，他們也應該明确表示反對才是。
(29)江澤民的夢魘
在去年七月的九屆人大常委第十二次會議上，表決了關於取締邪教的決定。眾所周知，這是江澤民以打擊所謂邪教名義下令鎮壓法輪功在先，全國人大甘當橡皮圖章追認總書記“英明決定”在後的一場丑劇鬧劇，但畢竟也不是所有人都甘當表決机器。据悉，有田紀云投了棄權票，有丁石孫拒絕投票，兩人都以書面形式表達了不同意見。
丁石孫在書面意見中寫到:“任何宗教的宣揚中，都有偽科學、脫离社會現實的成分和帶有迷信、虛幻性質的東西。人民有信仰或不信仰的權利和自由。對偽科學、形形色色的宗教學說，不能輕易將之列為邪教。有數百万人信法輪功，時間又這么長，又有較嚴密的組織形式，說明他們在當今社會要選擇一种精神寄托和追求，除了對有違法犯法行徑者采取法律追究、懲辦外，對任何宗教迷信、偽科學，只能以教育、宣傳、相比較來解決，只能以理說服，不能以力壓服，只能勸說、勸阻，不能輕易強制取締、打擊。”田紀云則發出警告:取締法輪功的決定是偏激的，打擊面太大，不利於社會安定團結，可能有不良反复和後遺症。
江澤民也許早就暗地後悔了，悔不該當初把事情做得那么絕。然而我不相信江澤民會認錯改錯。本來，法輪功不同於民運，糾正鎮壓法輪功的錯誤未必會危及共產党的一党專政；但是江澤民卻不敢糾正，因為那可能危及他的“核心”地位。共產專制是最不制度化的個人獨裁制。共產党最高領袖的權力既是最大的又是最脆弱的。皇帝可以下罪己詔，皇帝可以承認錯誤而仍然不?鬲茷牷A因為皇位來自血統，來自天命。民主國家的總統也可以承認錯誤，因為總統的位置來自選舉，來自公認的民主程序。在規定的任期之內，總統再犯錯——只要不被彈劾掉——也還是總統，也還能正常地運用其總統權力(克林頓即為一例)。可是，共產党領袖卻經不起“犯錯誤”，共產党領袖卻不敢承認錯誤，因為共產党領袖被定義為真理的化身或正确的代表，如果你自己都承認你錯了，不是代表正确了，你憑什么還是領袖?在共產党歷史上，最高領袖一旦公開認錯，緊接著就大權旁落，就被他的同志們赶下台。從陳獨秀、瞿秋白，到王明，到華國鋒，概莫能外。
江澤民知道，如果他公開認錯，他的“核心”就再也當不成了。江澤民越是意識到自己犯了錯誤，就越是要維護自己絕對正确的神話，越是要硬著頭皮以錯為錯、變本加厲地錯下去，包括繼續壓制党內的不同意見。其實，當初江澤民一意孤行下令鎮壓法輪功，本來就兼有打擊党內同僚和強化自己權威的用意。事到如今，他已經沒有退路。在共產党那里，“偉大領袖”對於“那些反對過自己而又被實踐証明是反對錯了的同志”多半還是能夠“團結”的，倒是對於那些反對過自己又被証明是反對對了的同志最不能容忍。毛澤東就是因為犯了“大躍進”的錯誤，從此做賊心虛，唯恐身邊有誰成了赫魯曉夫，務必發動文革徹底除之而後快。有消息說，前國家体委主任伍紹祖确因同情法輪功而被撤職，并被秘密逮捕，可見上層斗爭之尖銳。當江澤民說他為了接班問題“夜不成寐”，是否也和法輪功問題有關呢?
(30)法輪功的活力与前景
在僅僅一年多的時間里，中共當局對法輪功成員的殘酷迫害已達到駭人听聞的地步。据法輪功和人權組織的報道和統計，迄今為止已有三十七名法輪功成員被迫害至死(其中有二十三名是婦女，二十一名均在三十五歲以上)，四万多人被非法拘留，五千多人被勞動教養，上百人被判刑，最高達十八年，而且全部沒有經過正常法律程序，更有許多法輪功成員被強行送進精神病院。不錯，我們暫時無法對上述數字核對查實；不過，既然在光天花日、游客如云、眾目睽睽的天安門廣場，警察尚且敢於對練功請愿者拳打腳踢，下來後他們會做什么，難道還用問嗎?
有中共官員在回答外界質疑時，因為不敢完全否認法輪功成員被毒打折磨的事實，便詭稱是少數執法人員“政策水平不高”。這無疑是謊言。不少分析家指出，和“六四”開槍一樣，殘害法輪功的指令必定出自最高層(當然，可能是以暗示的形式)。由於堅持練功請愿的法輪功成員太多，抓不胜抓，關不胜關。又由於他們許多人的身分和背景太普通，當局費盡心机也安不上什么象樣的罪名，所以當局才使出此等流氓手段，赤膊上陣，就象“六四”公然對普通老百姓開槍一樣，直接殘害法輪功成員的肉体以至生命，妄圖達到消滅法輪功的目的。
盡管中共用盡一切手段妄圖消滅法輪功，但是略有眼光者都不會怀疑法輪功必定比共產党長命。誠如甘地所言:“殉道并非事情的終結，而只是事情的開始。”一种宗教，只有當它涌現出一大批殉道者之後才是真正開始了它的生命。既然許多傳統宗教在被壓制而消聲匿跡几十年之後尚且能迅速地复活，今天中共又能把法輪功壓制多久?況且法輪功始終沒有放棄公開的抗爭。法輪功本來就擁有至少上千万的信眾，其影響既深入民間之內，又遠播本土之外，如今還產生了自己的殉道者，留下了眾多的見証与故事。它的生命力是不可低估的，它的發展前景是不可低估的。
其實，中共并不相信它能消滅法輪功，因為它對自己的未來早已失去自信。中共對法輪功的鎮壓本來就是失去自信的過敏反應。法輪功事件是“六四”之後又一起极其嚴重的踐踏人權的事件。它再次告訴世人，專制權力的本性就是要擴張，要濫用，要靠鎮壓人民維護自己的存在。它也告訴世人，對任何一個群体的侵犯就是對所有人的侵犯，我們保衛別人的權利同時也就是保衛我們自己的權利(希望法輪功成員也記住這一點)。我多次強調，冷漠不是罪惡，但它是一切罪惡存在的條件；專制政權的存在，本身就在降低我們的道德水平。我們必須挺身而出，為了別人，也為了我們自己。(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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