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中国需要新宗教吗?
大约七年前，几位朋友聚谈，讨论到中国是否会出现新宗教的问题。大家都对时下中国道德混乱崩解之势深感忧虑。我们绝不认为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什么道德理想国，因为道德的前提是主体的自由选择，道德的基础是肯定人的正当权益，而毛泽东恰恰是既剥夺了前者又否定了后者。道德重建的首要之务是实现自由，保障人权，并在此基础上倡导一种更平实的道德观念。
然而我们也都知道，要确立具有内在约束力的行为规范，单靠世俗的道德理论或观念恐怕不足以胜任，宗教有其不可取代的作用。中共掌权几十年，一方面把本来就不丰厚的宗教传统摧残殆尽，另一方面又刺激起国人对宗教的强烈需求，许多人既焦渴地寻求信仰，但又对传统的信仰缺乏兴趣缺乏信心，这就为新宗教的出现提供了历史机会。不过我们也怀疑，在现代的条件下，另建一套新宗教是否可能。有伊朗人创立了巴哈伊教，我知道一些中国留学生参加过他们的活动，对该教颇有好感，但还谈不上信仰。这是否意味着，中国需要的新宗教还须产生于中国本土?
法轮功的优势在于它既旧又新。法轮功混杂佛教和道教，以佛教为主。这样，法轮功便获得了至少是部分的传统宗教的权威。可是在传统中断过的地方，其权威就打了折扣。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传统宗教被压得几乎消声匿迹，一般人没见到这些宗教的信徒有什么超凡脱俗的表现(其实也有一些，或许不够广泛，更由于被封杀而不被世人所知)，这就使其可信性和感召力受到严重的损害。尽管在形势宽松后，它们都迅速地复活并有长足的发展，但先前一段被压服的历史毕竟还是令其大受损伤(这里还不说当局对传统宗教的控制，甚而将之纳入官僚体制，闹出所谓“科级和尚”、“副处级道士”一类笑话)。法轮功出自传统又有创新。李洪志声称:作为佛家八万四千法门中的一法门的法轮大法，是“在我们这一次人类文明历史时期从来没有公开传出过”。它“在史前一个时期广泛度过人，我在末劫最后时期再一次把它弘传出来。所以是极其珍贵的”。
于是人们恍然大悟:怪不得以前的东西似乎都不大灵光，原来，佛家最珍贵的东西还从来没拿出来过呢。这才是第一次!
一样东西若是凭空而出，无来历，无传统，便很难取信于今人。若是只有老旧的传统，不论你怎样说要发扬光大，也很不容易让那些“曾经沧海难为水”的人们为之心动，更何况还是受伤负残的传统。法轮功既是老字号又是新招牌，既是历史悠久又是史无前例，两者兼具，所以格外有力量。
大法弟子、中纪委干部王友群在去年五月写给朱熔基并江泽民的信中称道:“李洪志老师把一部伟大的宇宙大法《转法轮》无私地奉献给了当今人类。这部巨著所讲述的法理是迄今为止的人类文明史上从未人讲过的。其内涵之博大精深，难以言表。其珍贵程度超过了古今中外任何一部经典著作，是无法用价值来衡量的。尤其难得的是这部宇宙大法是用现代汉语写成的。对十二亿中国人来说，更是无比幸运的了!”别忘了，这封信是在已经得知当局要整治法轮功时写的，是专门写给最高当局的。要是为了避祸，就该低调才是，偏偏却如此高调，可见是真信进去了，而且信得极热烈。
戴晴认识不少法轮功成员。她说他们崇拜李洪志有如当年国人崇拜毛泽东，愿意为他去死的。考虑到李洪志并不掌握任何世俗的权力，这种崇拜更显示出其自发自愿；而这一年多法轮功的不屈不挠，勇于献身，宁肯舍弃种种世俗的牵挂，更显示出其宗教性格，更证明了它的精神力量。
(26)法轮功以柔克刚
从媒体的报道，尤其从照片上看，那些不顾风险，坚持公开练功请愿的法轮功成员，中年人居多，妇女居多，普通老百姓居多。这实在和一般人心目中的志士斗士、精英豪杰乃至拳匪长毛、暴民刁民都太不相象了。无怪乎有人戏言曰，共产党遇上法轮功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
当然，这也是共产党自找的。当初这些人修练法轮功，几时有过和官府作对之意?何尝想到过会招致政府如此残酷的镇压?因此连他们自己也没有想到过他们竟会如此顽强的抵抗。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法轮功之所以能进行顽强的抗争，正和他们当初绝没料到会招致镇压这一点有关。法轮功不问政治，本来该是很安全很保险的，尽管他们不会不知道共产党是制造冤假错案的天下第一高手，但事先还是料不到“错误”竟然会犯到他们头上来。所以，当江泽民发出镇压令，他们格外想不通。
大法弟子和民运人士不大一样。民运人士明知虎口拔牙，风险难免。连“第二种忠诚”也是如此，例如海瑞，骂皇帝本是爱皇帝，但毕竟是骂了，如果皇帝不知好歹就可能动怒，就可能惩罚，所以海瑞带着棺材上金殿，可见早有挨整的思想准备。法轮功成员全无此种思想准备。照理说，事先有挨整的思想准备的人，面对压力应该更坚定。这对个人而言是如此，对群体就不一定了，尤其是对无组织的群体。因为所谓事先有思想准备，往往也就意味着“心有预悸”，弄不好就导致惊弓之鸟的效应。毕竟，群体中有许多人当初免不了是抱着法不责众的心理才参加的，一旦群体被打散，危险落在个人头上，他们就缩回去了。法轮功全无挨整的思想准备，是因为他们全无挑战当局的主观意图，一旦被整，他们简直难以置信，只觉得自己太清白，太无辜，太冤枉——就是站在当局的立场也是太清白太无辜太冤枉，因此他们要大声疾呼，要申辩要请愿，而这在愚蠢蛮横的当局看来就是在反抗在挑战。于是乎，这些从不认为自己是在挑战当局的人就构成了对当局的最大挑战。
共产党镇压群众，其惯用手法是擒贼擒王，杀一儆百，从而达到树倒猢狲散的效果。可是法轮功不同寻常，这一年多来法轮功的练功请愿活动基本上都是普通成员的纯自发行为。面对着这些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大妈大婶、大叔大伯们，“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真是轻也不成重也不成:轻了，毫无威慑力；重了，师出无名。据说有不少奉命镇压的基层干部和公安人员都对“最高指示”“很不理解”，在私下说这些法轮功一般成员总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吧，不能算“敌人”。象法轮功这样一种良顺柔弱者的群体，竟然不期然而然地扮演了抵抗世间最暴虐政权的吃重角色，这在历史上无疑是非常罕见的。
(27)追求生命的意义
我们注意到，许多法轮功成员在解释他们不屈抗争的动机时，并非个个都说是为了“得道”，“长功”或“成正果”，更多的倒是强调对真理的捍卫，对道德的坚持，对人生意义的追求。这种动机是一般不信法轮功的人也完全理解的，可是，法轮功成员那种英勇执著，一般人却很难做得到。由此可见，象法轮功这样的具有宗教特性的一套观念，有助于人们——特别是普通人——对人生意义的顽强追求。
我们知道，寻求生命意义的问题来源于生命的有限性，寻求意义就是寻求对个体生命有限性的超越。意义存在于关系之中。如一位犹太神学家所说，个人好比字母表里的一个字母，单独存在没有意义，只有和其他字母组合成词才能具有意义。因此，寻求意义就是建立关系，就是把自我与另外某种东西联系起来。寻求生命意义的方式无非两种:一种是把有限的、短暂的生命结合于无限的、永恒的事物，如上帝、宇宙精神、宇宙大法。这是宗教的方式(此处的宗教是指狭义的宗教)，超世俗的方式。另一种方式则是把自我结合于他人，把个体结合于集体，把小我结合于大我。这是非宗教的方式，世俗的方式。
传统儒家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都属于后一种。例如保尔的名言(“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雷锋的名言(“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等等。儒家主张“三不朽”——立德，立言，立功。阿伦特在《人类的境况》一书里提出一种人生哲学，和儒家很相似。阿伦特认为，人的功能和潜在伟大之处，即在于他凭借着自己的工作、行为和语言文字的能力，使有限的生命得到不朽的延续。人类最伟大的本质在于追求不朽，而达到不朽的唯一可能途径便是进入公共交往领域，因为唯有与自己同类的他人才能对自己的行为作出评判，同时也唯有经过他人的见证，才能使自己的行为留存于人类的记忆即历史之中而传播千秋。为了追求生命的意义，人可以一反其趋利避害的本能，直面苦难，敢于牺牲，甚至以吃苦为荣，以牺牲为荣。
在理想主义沉沦、犬儒主义泛滥的今日中国，恐怕很多人已经对上述追求不朽的冲动感到隔膜，感到陌生，甚至感到荒唐可笑了吧。现在人们讲究的是活在当下，有几个还在意不朽，在意身后的光荣?更不用说用吃苦、用牺牲去换取这种光荣了。然而我们应该知道，寻求生命的意义和追求不朽的冲动，确确实实是深植于人性之中。所谓“雁过留声，人过留名”，所谓“名留青史”，所谓“活在人们心中”，都是指的这层意思。而所谓“虚度一生”，就是指自己的一生不曾在他人心目中留下有意义的痕迹。即便一般平庸之辈，也无不希望能在亲朋好友中留下几桩美好的回忆。限于篇幅，此处我不打算就这个问题多加讨论。我这里要讲的是另外的问题。
深入思考便不难发现，上述非宗教的、世俗的不朽观有它的局限性。首先，这种不朽很难适合于所有人，它往往只能适合于少数人，适合于少数大人物或出类拔萃之辈。它不大适合于普通人。这不但是说普通人通常作不出英雄的行为，而且还是说普通人即便作出了英雄的行为，因为他们的普通身份，多半也不容易进入历史的凌烟阁。史可法不屈战死，赢得美名天下传，可是与他一道英勇死去的十万扬州普通军民就没有留下姓名，只是化作一个抽象的数字。
其次，以这种方式追求不朽，要求你的行为事迹必须在旁观而且可传承此行动记忆的同侪团体之前完成。你不能演给白地看，不能演给白痴看。排除了见证和排除了记载，也就是排除了名留青史成为不朽的可能性。当一个专制政权一手遮天，封杀了一切它不喜欢的行为和声音，它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封杀了别人成为不朽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会放弃对不朽的追求和对人生意义的追求，那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再者，要在历史上保持不朽，常常有赖于历史本身的稳定与连续，有赖于人们价值观念的稳定与连续。遇到社会发生猛烈变迁，从而一般人的价值观念也发生猛烈变迁的时候，不朽就显得含糊暧昧了。在古代，女人守节殉节被视为青史留名的美事，可是到了近代则被看做无谓而愚蠢的牺牲，其不朽性的光环就黯然失色了。今天许多中国人之所以变得只顾当下，实在也因为他们经历了太频繁太猛烈的社会变迁与价值观念变迁。许多当年我们认为神圣的东西如今都沦为笑柄，许多当年我们认为不朽的东西都迅速地朽去，连带着我们过去付出的努力、吃苦与牺牲到头来也都失去了意义。历史显得那么靠不住，追求不朽变得如此没把握，无怪乎许多人要干脆放弃对不朽的追求，只顾活在当下了。关键在于，你要以世俗的方式追求不朽，你必须要赢得他人的承认。如果众人的价值观念变化无常，你的追求就显得没着没落，你就很容易心灰意冷。
相比之下，一个人若以宗教的方式追求生命的意义，他就可以避免上述种种局限性。因为在上帝面前在佛法面前众生是平等的，没有大人物小人物之分，只有心诚心不诚，上帝或宇宙大法不象历史那么势利眼，所以，宗教能适合所有人，尤其能适合普通人。这就是为什么某些粗浅的宗教也比精深的哲学更能打动普通人的原因。信者通过和上帝、和宇宙精神建立关系而获得生命的意义感，因此他不必依赖人的见证与记载。世俗的权力可以阻断你和他人的关系，但无法阻断你和神的关系。一个被监禁的异议人士最怕被世人所淡忘，因为那等于剥夺了他存在的意义，剥夺了他受苦的意义，而信者则比较不害怕孤独，只要他相信自己与主同在。信者希求神的接纳，因此不大在乎别人的承认，不大计较世俗的名声，例如法轮功成员就很少为名位计较，不大热衷于给自己打知名度。另外，信者认定自己追求的价值是出自上帝，出自宇宙精神，具有超世俗以至超历史的永恒性，这样，不管人间社会流行的价值观念怎样变来变去，他们都比较容易坚持不动摇。
看到法轮功前赴后继，不少民运朋友深感汗颜。这种见贤思齐的态度当然很可贵，不过我以为我们也要知道两者的区别。民运和法轮功不是一回事，民运是世俗的运动。我们没有神话的鼓舞，没有幻想的报偿。这意味着，我们如果要作出同样的行为，必须具有更强大的内在力量。
与此类似，有些人在比较了海外汉人的抗议中共的活动和藏人的抗议活动后，感叹汉人不如藏人。因为在海外的汉人起码比藏人多一百倍，可是在近些年来的抗议中共的活动中，有时藏人参加的倒比汉人还多。我以为我们也不要忽略两者之间的差异:藏人有民族的认同，还有宗教的认同；若单看对人权与民主的认同，汉人未必低于藏人。
应该说，作一个真正的民运人士是很不容易的。他不但必须争取和捍卫自己的权利，而且还必须尊重别人的同等权利，包括他的敌人的同等权利；更重要的是，他必须反对强权对任何人的压迫(包括法轮功在内的许多宗教信众只反对强权对自己的压迫)，他要争取的是所有人的权利，而自己在其中并不谋求任何特权。
(28)宗教与道德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们意识到宗教对于维系道德的积极作用，宗教不但能使好人有所慰籍，而且能使坏人有所忌惮，这后一点也相当重要。陀斯妥也夫斯基有句名言:“假如上帝不存在，一切都是可能的。”要是一个人根本不信神明，不信报应，肆无忌惮，那还有什么坏事做不出来呢?
在十七世纪十八世纪，西方开始实行宗教宽容。起先，宗教宽容的意义只是承认每个人有权“按照他认为对他的灵魂拯救最有效的方式来崇拜上帝”(洛克《论宗教宽容书》)。最初的宗教宽容并不包括无神论，因为当时许多人认为无神论者既是不信神明，也就是没有道德，所以等于是坏人。有人甚至提出疑问:无神论者们也能组成一个有秩序的社会吗?换句话，一个有秩序的社会能够没有宗教吗?不少启蒙思想家对宗教(尤其是对教会)严加批判，但他们中间的很多人也承认宗教的积极意义。所以伏尔泰要说:“就算没有上帝，我们也要造出一个上帝来。”
不过，在历史上，宗教也发生过消极的作用，宗教对道德的意义也并非都是正面的。和上述陀斯妥也夫斯基那句话相反，费尔巴哈倒认为，有上帝才会导致无道德。因为在基督教里面，道德规律被理解为上帝的诫命，因此只有从属的意义。费尔巴哈指出:“什么地方把道德建立在神学上，把法律建立在天命上，什么地方也就可以为最不道德、最不合法、最卑鄙龌龊的事情进行辩护，说出道理”。假如一个人不是根据自己的良知和理性行事，而是根据上帝的旨意行事，上帝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要是上帝叫你杀人放火呢?在中世纪的欧洲，难道不是有许多罪恶就是以上帝的名义犯下的吗?另外，我们也不宜夸大宗教对恶的阻遏作用。纳粹党卫军几乎全是基督徒，许多人就在大屠杀期间还忘不了抽出时间去忏悔。
乍一看去很奇怪，有些人对传统宗教能宽容，能尊重，但对法轮功却十分反感，虽然他们对法轮功的种种批评，几乎无一不适用于传统宗教。考其缘由，或许是因为传统宗教经过时间的过滤，到现在，其信条和行为多半都有边界，一般不会再做出什么极端的事来。新起的就说不准了，新起的宗教或半宗教流派还没定型，再加上信众对祖师的个人崇拜，总让人不大放心。
我可以理解这种担忧。新起宗教，难免鱼龙混杂。但是，你不能因噎废食。应当看到，在普遍实行政教分离的今天，宗教的消极作用已经受到有效的限制。与此同时，由于整个社会朝着世俗化的发展，宗教的正面意义更见突出。所以我认为我们不妨对各种宗教——传统的和新起的——持一种更开放、更积极的态度。退一步讲，即便有些人对前几年中国“怪力乱神”的泛滥相当不满，那么他们也应该记住培根的一句忠告:“有的治疗比疾病还坏。”有些事情是不好的，但强制镇压就更不好。维护包括信仰自由在内的各种基本人权比什么都重要。当初不少人出于对科学与理性的维护，严肃批评各种怪力乱神，我们理当尊重。这和少数投机家借以向专制者邀功不是一回事，和专制者以科学的名义杀人不是一回事。不过我认为在法轮功横遭迫害之际，他们也应该明确表示反对才是。
(29)江泽民的梦魇
在去年七月的九届人大常委第十二次会议上，表决了关于取缔邪教的决定。众所周知，这是江泽民以打击所谓邪教名义下令镇压法轮功在先，全国人大甘当橡皮图章追认总书记“英明决定”在后的一场丑剧闹剧，但毕竟也不是所有人都甘当表决机器。据悉，有田纪云投了弃权票，有丁石孙拒绝投票，两人都以书面形式表达了不同意见。
丁石孙在书面意见中写到:“任何宗教的宣扬中，都有伪科学、脱离社会现实的成分和带有迷信、虚幻性质的东西。人民有信仰或不信仰的权利和自由。对伪科学、形形色色的宗教学说，不能轻易将之列为邪教。有数百万人信法轮功，时间又这么长，又有较严密的组织形式，说明他们在当今社会要选择一种精神寄托和追求，除了对有违法犯法行径者采取法律追究、惩办外，对任何宗教迷信、伪科学，只能以教育、宣传、相比较来解决，只能以理说服，不能以力压服，只能劝说、劝阻，不能轻易强制取缔、打击。”田纪云则发出警告:取缔法轮功的决定是偏激的，打击面太大，不利于社会安定团结，可能有不良反复和后遗症。
江泽民也许早就暗地后悔了，悔不该当初把事情做得那么绝。然而我不相信江泽民会认错改错。本来，法轮功不同于民运，纠正镇压法轮功的错误未必会危及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但是江泽民却不敢纠正，因为那可能危及他的“核心”地位。共产专制是最不制度化的个人独裁制。共产党最高领袖的权力既是最大的又是最脆弱的。皇帝可以下罪己诏，皇帝可以承认错误而仍然不?鬲茷牷A因为皇位来自血统，来自天命。民主国家的总统也可以承认错误，因为总统的位置来自选举，来自公认的民主程序。在规定的任期之内，总统再犯错——只要不被弹劾掉——也还是总统，也还能正常地运用其总统权力(克林顿即为一例)。可是，共产党领袖却经不起“犯错误”，共产党领袖却不敢承认错误，因为共产党领袖被定义为真理的化身或正确的代表，如果你自己都承认你错了，不是代表正确了，你凭什么还是领袖?在共产党历史上，最高领袖一旦公开认错，紧接着就大权旁落，就被他的同志们赶下台。从陈独秀、瞿秋白，到王明，到华国锋，概莫能外。
江泽民知道，如果他公开认错，他的“核心”就再也当不成了。江泽民越是意识到自己犯了错误，就越是要维护自己绝对正确的神话，越是要硬着头皮以错为错、变本加厉地错下去，包括继续压制党内的不同意见。其实，当初江泽民一意孤行下令镇压法轮功，本来就兼有打击党内同僚和强化自己权威的用意。事到如今，他已经没有退路。在共产党那里，“伟大领袖”对于“那些反对过自己而又被实践证明是反对错了的同志”多半还是能够“团结”的，倒是对于那些反对过自己又被证明是反对对了的同志最不能容忍。毛泽东就是因为犯了“大跃进”的错误，从此做贼心虚，唯恐身边有谁成了赫鲁晓夫，务必发动文革彻底除之而后快。有消息说，前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确因同情法轮功而被撤职，并被秘密逮捕，可见上层斗争之尖锐。当江泽民说他为了接班问题“夜不成寐”，是否也和法轮功问题有关呢?
(30)法轮功的活力与前景
在仅仅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共当局对法轮功成员的残酷迫害已达到骇人听闻的地步。据法轮功和人权组织的报道和统计，迄今为止已有三十七名法轮功成员被迫害至死(其中有二十三名是妇女，二十一名均在三十五岁以上)，四万多人被非法拘留，五千多人被劳动教养，上百人被判刑，最高达十八年，而且全部没有经过正常法律程序，更有许多法轮功成员被强行送进精神病院。不错，我们暂时无法对上述数字核对查实；不过，既然在光天花日、游客如云、众目睽睽的天安门广场，警察尚且敢于对练功请愿者拳打脚踢，下来后他们会做什么，难道还用问吗?
有中共官员在回答外界质疑时，因为不敢完全否认法轮功成员被毒打折磨的事实，便诡称是少数执法人员“政策水平不高”。这无疑是谎言。不少分析家指出，和“六四”开枪一样，残害法轮功的指令必定出自最高层(当然，可能是以暗示的形式)。由于坚持练功请愿的法轮功成员太多，抓不胜抓，关不胜关。又由于他们许多人的身份和背景太普通，当局费尽心机也安不上什么象样的罪名，所以当局才使出此等流氓手段，赤膊上阵，就象“六四”公然对普通老百姓开枪一样，直接残害法轮功成员的肉体以至生命，妄图达到消灭法轮功的目的。
尽管中共用尽一切手段妄图消灭法轮功，但是略有眼光者都不会怀疑法轮功必定比共产党长命。诚如甘地所言:“殉道并非事情的终结，而只是事情的开始。”一种宗教，只有当它涌现出一大批殉道者之后才是真正开始了它的生命。既然许多传统宗教在被压制而消声匿迹几十年之后尚且能迅速地复活，今天中共又能把法轮功压制多久?况且法轮功始终没有放弃公开的抗争。法轮功本来就拥有至少上千万的信众，其影响既深入民间之内，又远播本土之外，如今还产生了自己的殉道者，留下了众多的见证与故事。它的生命力是不可低估的，它的发展前景是不可低估的。
其实，中共并不相信它能消灭法轮功，因为它对自己的未来早已失去自信。中共对法轮功的镇压本来就是失去自信的过敏反应。法轮功事件是“六四”之后又一起极其严重的践踏人权的事件。它再次告诉世人，专制权力的本性就是要扩张，要滥用，要靠镇压人民维护自己的存在。它也告诉世人，对任何一个群体的侵犯就是对所有人的侵犯，我们保卫别人的权利同时也就是保卫我们自己的权利(希望法轮功成员也记住这一点)。我多次强调，冷漠不是罪恶，但它是一切罪恶存在的条件；专制政权的存在，本身就在降低我们的道德水平。我们必须挺身而出，为了别人，也为了我们自己。(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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