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30日訊】在銀行的高門檻外，高利貸找到了市場空間。急需資金支持的民營企業和私營企業，被擋在門檻外面后，只好向“地下錢庄”借貸。有人將之比喻成“輸血”，但這种輸血是昂貴的，甚至是致命的。
他們的痛
兩年前，浙江省義烏市的服裝商人丁群仙突然失蹤了。
她在這里有經營狀況不錯的服裝和旅館生意。一雙儿女正在讀書。她賤价賣掉新置的公寓，然后就不見了。
她去了舉目無親的南非。20出頭的儿子朱江濤只是在母親臨行前才知道答案：丁群仙几年前因弟弟的98万元工程預付款借了高利貸，去南非是為了逃避債主。
朱說：“為怕傳出去生意受影響，怕我們兄妹分心，她整整瞞了我們四年。”
正在杭州上大學三年級的朱江濤開始課余打工，為幫母親還債，他每天只睡5個小時。16歲的妹妹也在服裝市場做零工，籌措學費和生活費。
和丁一樣倒霉的還有呂仲南，如果不是借了高利貸，他堅信自己可能已是億万富翁。在四年前，他個人就擁有估計為500万元的淨資產。1996年，幫他蓋厂房的施工隊鬧著要付工錢，他向人借了4筆共計33万元貸款。
和丁群仙一樣，他借的是每万元每天利息40元、周期為一個月的高利貸。但因房產證辦不出來，房子無法及時變現，利滾利，息生息，這33万元在一年后滾成了273万元。厂子被滾進去，一幢私宅滾進去，甚至連祖宅也滾進去了。
現在他寄居在朋友家里。這對年逾六旬的老夫婦甚至連四季衣服也湊不出一套來。
呂仲南感嘆說：“夏天熱的時候，為省電費，我們睡在廣場。想想以前有錢的日子，真是一場夢。”
39歲的金偉民也不順，几年來一直在東躲西藏。他急需現金周轉時向人借了35万元，一年后竟然滾成215万元。為還高利貸，他從銀行借了200万元，被銀行告進法院。
他們夫妻感情很好，怕影響老婆孩子，只好离婚。金偉民逃往外地后，偶爾回趟義烏也不敢去見妻女，惟恐被人察覺。据他對別人說，一次他老婆近在眼前，只好遠遠地望兩眼，光嘆气流淚不敢認。
兩年來，20多位受害者開始秘密聯絡上訪。他們都是從同一家“地下錢庄”借的錢，都被逼得家破人亡。而在中國最大的小商品城義烏，這家名為“服裝材料供應站”的“地下錢庄”，只是眾多非法金融机构中的一個。
“怪胎”的成長
5年前，現在的“地下錢庄”就開在街面上，公開的幌子是“寄售店”，也就是俗稱的“當鋪”。在1995年底，義烏市金融机构統計，全市“當鋪”總數達118家，數量超過米鋪。
當時，義烏小商品市場正值擴張期，為了加快資金流通，政府光為“當鋪”批出執照，對其越軌經營大多不過問。
“地下錢庄”正是這种背景下出的一個“怪胎”。
一份資料顯示：由于這些“當鋪”相互競爭激烈，后來“干脆連典當物也不要，直接放起貸款”。
它們大多設施簡陋，一間房，一兩個人，一套桌椅，一部電話，就干起了“銀行業務”。質押費日利可達36，高于銀行同期貸款利率15倍。
其資金來源于“個人集資”和“高息攬儲”，還有就是向金融机构貸款，高息轉貸，吃息差。
義烏法院當時審過一起案子，主審法官說其中一個當事人曾与兩位親友各出資7万元辦“當鋪”，僅7個月后，他們收回的純利達38万元，折合年利潤率達310%。
1996年4月，義烏市組織公安、工商對“寄售店”進行整頓。
這次整頓是在銀行一再要求下進行的：“寄售店”与銀行有潛在的競爭；而且，高息轉貸增大了銀行風險。
政府突下狠手，是因為“寄售店”引發了治安的不穩定：“當鋪”為收回貸款，紛紛尋找以暴力討債為業的流氓黑社會組織幫忙；另一方面，當時義烏地下賭場不少，而賭資多來源于“當鋪”，出借一万元，每天最高利息可達1500元。
政府整頓后，“地上錢庄”轉為“地下錢庄”，經營手段變得更加隱秘、狡猾。
義烏法院民庭庭長王雪琴1999年曾對此現象深入調查。她在案件分析報告中說，放高利貸者為規避法律，收取暴利，多用三种方法：
一是將借期內的利息一并計入本金后，重新寫借條。其特征是出現零頭。
二是借款利息在付給款項時即已扣除，借條仍寫原數額。“借100万用一個月，約定利息30万，出借方只給你70万，但借條上寫100万。”
第三种更隱蔽的手法，被王雪琴稱作“無風險高利轉貸”：現在銀行為減少貸款風險，多實行存貸挂鉤的信貸制度。“地下錢庄”窺出其中漏洞，先給銀行存入一大筆錢。存款生息后，借款人据此可從銀行獲得一定數額的貸款。不久放貸人抽回存款，把風險拋給銀行。
這樣，借款人不但要還銀行本息，而且要付高出銀行利率几十倍的“手續費”給高利貸者。而對高利貸者來說沒有任何風險，借方往往對“手續費”优先償還。只是銀行的風險大大增加。
金華中院民庭庭長范旭東說，由于放貸人未必有那么多資金，便產生一批利用“存款挂鉤制度”的“拉款掮客”。
“他們從外地，党政机關，甚至金融部門拉存款，存入這里的銀行，套取貸款，放貸者、中介人和經手人都在吃‘利差’。”
記者在采訪中還發現，杭州市某政法机關將公款存入金華。据說，其獲得的“紅利”主要用于机關辦福利。
呂仲南等人借的即是這种貸款。貸款人是“地下錢庄”金某。
誰在保護“地下錢庄”？
在義烏法院民庭及各法庭，法官無人不識金某。
舉報人說，1996年至今，在義烏、金華兩級法院金某打過約200起追討欠款官司，几乎全胜。記者在義烏法院瀏覽了檔案目錄，證實了他們的說法。
一位商人說，一年前他參加過金某小儿子的婚禮，“到場的不少是欠他錢的人。后來他跟一個中院領導到我們跟前，跟他稱兄道弟，跟我們話里有話。我覺得像在開執行大會。”
1997年8月，呂仲南被一個電話喚到金家。兩位金華中院的法官讓他簽收金某訴狀的“送達回證”，說是當場進行調解。
呂回憶說：“調解書是早擬好的。我當時嚇坏了，法院怎么在原告家里開了庭呢？金家十几口人，對我推推搡搡，倒像群法警。”
受害者“一肚子委屈”，但他們的律師們卻不得不承認金的操作几乎天衣無縫。
90年代中期后，民事審判的舉證責任由當事人承擔，被告沒有充分證据說明高利貸事實的存在，舉證上處于下風，只有承受敗訴的結果。
金某的一個中學同學說，在“地下錢庄”內部，有專門拉存款的，跑貸款的，搞訴訟的，討債的，分工很細，操作非常周密，很難抓漏洞。
200起官司中，惟一終審胜訴的是現在遠遁他鄉的義烏人陳法成。1997年9月17日，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改判了金華市中級人民法院的原審判決。原審認定陳法成欠金某52.9万元及利息，高院認為其本金僅為8.6万元，“其余款均是高額利息利滾利形成，屬于高利貸性質，依法不予保護。”
但此后眾多借了高利貸的被告要求援引高院判決時，當地法院仍以“無證据上的關聯性”未予理會。
當記者就此与中院几位法官討論時，他們顯得很不以為然。有的說：“高院有什么證据？”還有人干脆指責那些貸款的“也未必是好人”。
金華市中院一位領導向記者承認他与金某是同學，“小學坐一條板凳，有個紅薯也分著吃”，“現在來往也不少”，但他說對老同學以他名義威嚇借款人“從來不知道”。
“那么多人都說是高利貸，法院為什么不移送公安偵查？”一個律師(他不敢暴露姓名)气憤地說：“民訴法清清楚楚，為什么在這塊地皮上沒人去做？”
“地下錢庄”的溫床
在民營經濟發達的浙江，義烏的“地下錢庄”并非個別現象。金融體制的落后，針對民營企業金融服務的不足，為“民間金融”提供了很大的空間。而“民間金融”缺乏制度保證，風險很大，極易轉化為“地下錢庄”式的高利貸。
義烏市某銀行金融管理股朱艷妮說：“義烏有20万小商人，他們要求貸款，數額小周期短要款急，但銀行手續多，效率低，難以滿足他們，這塊市場就被讓出來了。在義烏貸款需求很大，但額度是上邊給的。別的地方有錢放不出去，我們這里坏賬率僅10%以下，市場潛力很大，銀行就是沒額度。”
商業銀行忙著完成創建“金融安全區”的“政治任務”，而正常的市場需求，被壓抑了。
王雪琴就數百起借貸案分析，大約60%的欠下高利貸者，因無力償債而妻离子散或全家逃往异鄉。
据有關人士估計，1996年至今，金的放貸規模在億元以上。僅從記者手中掌握的20多人的材料中，他獲取的利息收入即在千万以上。据當地民政局的同志說，他現在常搞一些捐贈，其名片上有“義烏總商會”執委等銜頭。這些身份對他“拓展業務”有不少益處。
曾經視他為救星的借款者們，現在被利息壓得喘不過气。而金某一直深居簡出，難覓蹤影。一位絕望的欠貸人說：“他一個人不帶保鏢，敢在義烏的大街上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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