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天安門密件》的討論基本上是圍繞著三類問題進行的。首先是它的真實性，這方面的討論最多最充分而且已基本上有了共識，大部分的當事人和學者都肯定《密件》所紀錄的歷史的真實性。當然，文本是否是原始紀錄或原始紀錄的复本是另一類學術鑒定問題，在看到原件之前，無論怎樣憑空探討都不會有甚么結論。第二類問題是，《密件》是誰拋出來的，目的為何？對這類問題的討論大都限于猜測，但是，試圖通過分析“六四”真相曝光對誰有利對誰不利來尋求答案的討論再再提醒人們，誰應該為“六四”屠殺負責任，誰又應該為遲遲不解決“六四”問題、阻止民主化進程負責任，因此，是相當有意義的。這類問題的討論還引發了人們對另一類更有意義問題的關注，那就是，中共党內是否存在著民主派？除了張良在英文版《天安門密件》的前言里明确肯定中共党內民主派的存在并且宣稱它是中國民主化的唯一希望外，其他論者均未對這個問題做正面的探討和解答。其實，它是一個不能回避的重要問題。
為了更清楚地論述這個問題，我們先來看看什么叫做一個政党里的“派”。一個政党中的一部分人在該党里能夠稱得上是一個派，必須具備几個條件。首先，他們要對党內的決策有一定的影向力，影向力可以來自他們所占据的官位，可以來自他們在党內的資歷或威望，也可以來自他們在相當一段時間內被党容忍的某种言論；再則，他們必須有相當明顯和一致的利益取向或政策取向(甚至政治取向)，而且他們要把這些不同于其他人的利益或政策(政治)取向在決策過程中或党內言論中表達出來，如果現存的党內條件使他們無法做到這一點，他們就要較經常地進行一定程度和范圍的串聯和溝通，以維系力量和謀划未來。
由此來推理，說中共党內存在民主派就意味著說，中共有一批以民主化為其政策或政治取向的人，或者他們身居高位在中共的決策過程有一定的影向力并把他們的主張反映在其中，或著占据党內的一部分輿論園地，在相當一個時期內公開發表傾向民主化的言論，或者他們常常秘密串聯聚集力量，為未來的民主化做組織或政治上的准備。
從這個定義所要求的條件來看，目前中共党內并不存在著民主派。今天的中共不像八十年代中至“六四”前那個時期，党內明顯存在著一個以趙紫陽為代表的民主派，現在人們實在看不出來，正在當權的中共領導集團中到底誰更傾向于民主化。曾經被看成開明領導人的朱熔基，從他這几年的言論和表現(比如說，他給來訪的奧布來特女士上的那堂“人權課”，對台灣民主選舉的那番評論)來看，到今天為止，他絕對稱不上是民主派。朱熔基充其量是個親美派，但是親美不等于民主，他親美不是因為美國民主而是因為美國強大，是出于外經政策需求的考慮。在這一點上江澤民一樣也是親美派，但是，到今天為止他卻是徹頭徹尾的反民主派。原先中共党內的民主派成員紛紛被清除出党，之后，他們仍然扮演著倡導民主化的重要角色，無論是從別人的觀感還是自己的心態上他們都已經不再是中共的一部分。劉曉波曾經這樣描述原中共中央委員鮑彤：“殘酷的政治迫害非但沒有使他沉默，反而使他通過不斷地發言，徹底与執政党集團決裂，毫無保留地公開了自己的自由主義政治立場。”事實上，這段話可以用在几乎所有被清除出党的原中共民主派成員的身上，包括在一九九八年提出系統的政治改革□想、目前仍被關在中共監獄里的原中共中級官員方覺。也許有人會問，中共党內公開的民主派看來是真的不存在，那么是否存在著秘密的呢？不可否認，在中共的任何一個層次或角落中都有可能藏著傾向民主的人，也不乏三五個党員(不是党的領導人)常常成群聚會譴責一党獨裁議論政治改革的情況，但是，他們只是中共党內的民主個人而不□成党內的民主派。基于中共滲透國內和海外民運組織的情況來判斷，和中央不保持一致的人的串聯、謀划等准組織活動一旦超過一定的規模就不可能是秘密的。
因此，我們基本上可以下這樣的結論，目前在中共党內存在著一定數量的民主個人但是他們尚沒有形成中共党內的民主派。這看上去好像是在玩一個文字游戲，其實不然，民主個人和民主派之間的差別是本質的。一個個分散的個人，即使有相同的想法，如果不能形成集体行動，便不具有改變政治走向的力量。這就是為甚么中共要控制信息，隔离反對人士，分化民眾的根本原因之一，目的無非就是要讓异議人士和反對活動不能形成集体行動。中共党內民主派的出現將意味著大的政治環境的改變或改變契机的出現。“八九民運”前其實就存在著大的政治環境改變的契机，只不過党內外的民主力量在那場較量中沒有成功而已。
中共党內目前不存在著民主派并不意味著民主派永遠不會出現。恰恰相反，中共党內的民主派遲早會出現的。然而，它在甚么條件下和甚么時机下出現其意義是大不相同的。我們可以想見，當政治經濟和社會條件演變得使中共几乎無法維持統治的時候(中國正在往那個方向演變)，中共党內一定會出現一個有別于頑固抵抗民主化的死硬派的派別，他們追求新制度建立后的政治生命，會把民主的口號喊得震天響，成為推動制度變革中的一個重要力量，甚至有可能在那個時候宣布脫离中共。我們也許并不應該怀疑這些人在那個時候對民主的真誠，也不應該否認他們在那個歷史關口的正面作用，而且為了中國的民主前途，長期奮斗在中共党外的民主力量還要認真真誠地和他們合作。但是，他們無論如何不會像張良在英文《天安門密件》的前言中所斷言的那樣，是中國民主化的唯一希望。到中共大廈將傾之時才出現的中共党內民主派，就像我們山東人俗喻的“三十晚上打來的兔子”一樣，是不能指望它過年的。
即使是到了除夕夜，打了一只兔子也不是一件坏事，特別是對那些貧窮的家庭來講，它畢竟讓年過的更容易一些。但是，最有幫助的年貨肯定不是到了三十晚上才知道有沒有的東西。說回來就是，人們最期望的中共党內的民主派并不是到了大部分不愿和共產党一起結束政治生命的党員不得不支持民主的時候才出現的。用近些年來流行的詞來講就是，人們最期望的不僅僅是不愿和共產党一起“等死”的党內民主派而且還是要替共產党“找死”的党內民主派。一般來講，這种性質的派別在任何組織中都是与其組織的本身運行机制相抵异的，在中共現行的体制和利益結□下更是如此。因此它的出現基本上是可遇不可求的。“六四”后，先后有好几個中共的領導人被人們一廂情愿地幻想為中國的戈爾巴喬夫，可是他們楞是沒按戈爾巴喬夫的戲碼唱。自改革開放后，中共吸收了許多知識分子入党，八十年代初，時任中共總書記的胡耀邦還號召年輕知識分子“加入共產党來改造共產党”，有些人因此幻想中共遲早會被這些人質變。不幸的是，這些人大部分都被共產党的母体同化吸收，不能被同化吸收的和原体中發生异化的部分一起不斷地被“排泄”出來。時至今日，中共已經變成了被權錢色的魔咒迷纏捆綁在一起的利益集團。毛澤東曾經說過：“党內無派，千奇百怪。”事實証明，党內無派，不僅千奇百怪，而且還千惡万坏。在中共現存的机制和利益結和下，党內民主派的出現只可希望不可預期，更不可預設為“中國民主化的唯一希望”。
統治集團在壟斷權力并享有權力帶來的鉅大利益的時候就有意愿甚至著手限制自己權力，固然是件再好不過的事情，然而卻是件再難不過的事情。這其實是所有國家從專制轉化成民主的過程中最難克服的困境。政治家在困境中看到的是机會，政客在机會中看到的是困難，政治小丑則把所有机會都吞食掉來填喂私欲。從某個角度來看，現在中國的困境正是產生偉大政治家的絕佳机會。尤其是那些中共各系統的中高層人士，他們所占有的丰富政治、經濟和社會資源，一方面固然是他們政治選擇的束縛，但是，另一方面卻使他們比任何其他人都更有條件做“大好事”，一個人或几個人一個轉念就有可能減少老百姓許多年的痛苦。他們事實上為自己選擇如何“蓋棺論定”的光譜也比別人的跨度大的多：他們可以成為催生中國民主的大政治家，也可以是被送上斷頭台然后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的歷史小丑或者成為這种人的殉葬品。從某种意義上講，現在中共的任何一個領導人和少壯的勢力派人物，無論他們以前的歷史如何，面前都放著轉念進化為党內民主派的首領的机會。雖然，我們決不幻想奇跡出現，但是，在任何時候我們都不應該放棄良善的愿望，同時准備最坏的情況。
人們對中國民主化的前提條件做過許多討論和爭論，有一個結論是不容置疑的，那就是，如果中國沒有民主力量的存在和壯大，中國就不可能有民主化。有人認為，中共党外民主力量太強大會使共產党更抱團，因而會降低党內出現民主派的可能性。其實恰恰相反，党外的民主力量的成長會創造一個政治環境使党內民主派的出現和形成過程的代价降低，內部派別的出現常常是外部壓力下的裂變。當年戈爾巴喬夫就是利用党外民主力量給共產党造成的壓力而一次次擊退党內保守派的進攻、進而發展党內民主派的力量的。八十年代初，匈亞利共產党党外的民主力量漸成气候，党內民主派應勢出現，隨后，党內党外的民主派同步成長，致使共產党成功地轉化為社會民主党，匈亞利的民主化也因此以較小的代价而實現。捷克的民主化也經歷了類似的過程。即使在“千惡万坏”的中共党內，也存在著一定數量傾向民主的人，但是，他們要形成党內民主派，還需要有具有較高地位的人首先站出來發出集体行動的“信號”。然而，這樣做勢必面臨著許多政治風險。對有政治抱負的人來講，其中一個風險就是有可能會被清除出党從而失去共產党的政治舞台。假如党外的民主力量的气候能為失去共產党資源的人提供較可觀的政治舞台的話，這類風險的代价自然就會降低，中共党內出現民主派的可能性也就會因此而提高。總而言之，不管中共党內的民主派何時出現以何种方式出現，建立一支党外的強大、成熟而有希望的民主力量都是當務之急。
(2001年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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