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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4月19日訊】 我寫過一篇”也說民族主義”。現在看來，當時，我對這個問題掉以輕心，認識浮淺，有必要重新加以探討。
一、中國民族主義的歷史淵源
按照西方流行的看法，民族和民族主義是十七世紀以後在歐美近代化的過程中産生的。中國傳統文化中沒有民族主義，只是到十九世紀中葉，當中華民族的生存和獨立受到威脅的時候，中國才産生了西方意義的民族主義。如果歷史的本來面目真是這樣，問題反倒簡單了。可是，實際上，中國民族主義的傳統資源豐厚，而民主主義的資源卻相當瘠薄。這正是我不得不面對的一份亦優亦劣、有利有弊的文化遺産。法國學者雷楠在”什麽是民族主義”的演說中說：”一群人之所以成爲一個民族，不是由於共同的語言與共同的際遇，有一種共同的追念之情；而是由於他們具有在一個國家中追求共同生活與傳遞其遺業給其後裔的願望。”無論按雷楠提出的前一種特徵或者後一種特徵來衡量，中國的民族和民族主義，都是由來已久的。在中國的古代典籍中雖然沒有民族、民族主義或其他主義的詞語，可是，從《尚書》、《詩經》和地下出土的金石銘文來看，早在西周初期就有了”中國”這個詞語，這是中國人自我認同的標誌。東周春秋時期已經把夏與夷、中國與東夷、西戎、南蠻、北狄區別和對立起來。”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戎狄是膺，荊舒是懲。”（見《詩經》）”尊王攘夷”（見《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見《春秋公羊傳》）這是中國古代的政治民族主義。”吾聞用夏變夷者，來聞變於夷者也。”（見《孟子》）這是中國古代的文化民族主義。從東周以至清末，中國曆代王朝，上自皇帝下至平民，包括清末那些思想比較開放的林則徐、左宗棠、張之洞在內，都把中國看做”天朝”、”上國”、”世界的中心”；把外國、外族看做”胡虜”、”番狗”、”夷人”、”洋鬼子”。從來沒有形成民族平等，本國與外平等的思想。中國的政治民族主義，在國勢強盛的時候常常表現爲對外擴張；在國力衰弱的時候，或者實行不失大國”面子”的”和親”政策；或者一面妥協、投降，一面保持阿Ｑ式的”精神勝利法”；或者堅決抗敵，救亡圖存。中國有些政治家和學者（例如：郭沫若、範文瀾）宣揚中華民族一貫愛好和平，從不侵略別人。這並不符合歷史事實。從殷商、西周到春秋戰國，地處中原的部族就在不斷地東蕩、西殺、南征、北剿，龐大的華夏族，正是在無數次政治的和軍事的、經濟的和文化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侵略、擴張、兼併、同化的鬥爭和戰爭中逐步形成的。後來，秦始皇在吞併華夏六國以後，又征服了兩廣、交趾（越南北部）和黃河南北的許多部族。西漢的前四代皇朝常常受到匈奴的侵擾，漢武帝對匈奴的戰爭，前期是反侵略，後期變爲侵略。到了東漢，又把北匈奴驅逐到中亞以至歐洲去；同時使西域三十六國臣屬於漢朝。漢光武帝還派馬援鎮壓了越南征側、征／的反漢起義。從隋煬帝到唐太宗、唐高宗，通過三代人的多次遠征，征服了高麗國，並使中亞各國成爲唐朝的附屬國。元朝成吉思汗及其子孫對歐、亞各國的侵略，中國是被侵略者，不應記在中國的帳上。清朝乾隆皇帝的所謂”十金武功”，征服了緬甸、暹羅（今泰國），並將新疆、青海正式劃入中國的版圖。固然，中國皇帝的對外侵略，大多不滅人之國，不掠奪財富，只要求被征服的國家稱臣、納貢，作爲中國的羈糜州或附屬國。但那只是侵略的形式較爲溫和，你總不能說他不是侵略擴張。中國漢唐的”和親”政策，也是居高臨下的”賜婚”，和親的公主都是冒牌貨；而那些同中國皇家”和親”的民族，迎娶一個冒牌的公主，也引以爲莫大的光榮。北宋對遼國的妥協、南宋對金國的臣服，雖然十分屈辱，但是宋朝還在擺阿Ｑ式的架子，把妥協、投降稱之爲”安撫”、”和戎”。”鴉片戰爭”以後，戰敗的道光皇帝和欽差大臣琦善還把向英國求和，稱之爲”賜和”。真是”打腫臉還要充胖子”。近代先進的思想家和改革家譚嗣同在他的著作《仁學》中認爲：統治這中國的遼、金、元”其土則穢壤也，其人則膻種也，其心則禽心也，其俗則毳俗也。”思想先進如譚嗣同者尚且如此，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在中國，提出民族平等、國與國平等思想的政治家，孫中山恐怕是第一個。有人認爲中國古代只有”天下觀”，沒有國家、民族觀念。其實，中國儒家的”天下觀”，並不是天下一家，人人平等的世界主義，而是要用中國人和中國文化去平定天下、同化天下、統一天下。這其實是民族霸權主義的最高表現。在中國積弱不振、受到外國和異民族侵略的時候，中國的民族主義發揮了維護民族的生存和尊嚴、保衛人民的生命和財産的積極作用。例如：東晉以後，中華民族抗擊北方遊牧民族侵略的鬥爭；宋代人民反抗遼、金、元侵略、壓迫的鬥爭；“鴉片戰爭”以後，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列強蠶食和瓜分中國的鬥爭。特別是在本世紀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中國人民抗擊日本侵略者併吞中國的戰爭，對於維護中華民族的自由、獨立和推動中國社會前進，起了巨大的作用。中國的文化民族主義，也起了正、負兩方面的作用。當落後於中華農業文明的遊牧漁獵文化侵入中國的時候，它起了抵制和同化落後文化的進步作用。當先進於中國農業文明的西方工業文明傳入中國的時候，它又起了閉關自守、頑固排拒西方工業文明的消極作用。例如：明代中葉到清代中葉，中國朝廷多次限制和禁止同海外各國通商；多次發生禁洋書、反洋教和反對發展近代工業、反對變法維新的野蠻倒退行爲。誰說中國沒有發生過宗教戰爭、文化戰爭？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孔孟之徒鎮壓太平天國的戰爭；義和團反對基督教和西方文明的戰爭，不就帶有宗教戰爭、文化戰爭的性質嗎？（當然，太平天國的思想文化也不先進。）由此可見，中國文化民族主義的獨斷性和排他性是很強烈的。這是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的原因之一；也是中華文化延續五千年而沒有中斷的原因之一。與此相反，在中華文化的深厚土壤中，民主主義的資源卻相當瘠薄。雖然，自西周以來，中國就有了”民爲邦本、本固邦寧”（見《尚書》）的民本主義，就有了”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見《易經》）的人文主義。但是，這種民本主義、人文主義始終沒有發展成爲以”天賦人權”、”主權在民”和分權制衡爲主要內涵的民主主義。這是由於：在中國文化中，只有依附於家國一體的群體，爲人君或臣、爲人父或子、爲人夫或妻的”腳色”，卻沒有以個人獨立、個性解放爲特徵的個體的自由人；同時又只重視個人對家、國應盡的義務，而漠視個人應該享受的權利。在這樣的文化環境中，不可能産生”人人生來就有天賦權利”的人權觀念；只能看到和重視由”百姓”、”衆庶”、”群衆”、”民衆”組成的群體的人，而不會看到和重視你、我、他等單個的人。胡適和陳嘉異先生認爲中國文化中有民主主義傳統，正是由於他們把以群體爲承受單位的”民爲邦本”和”民貴君輕”誤以爲以個體爲承受單位的人權和民主了。至於錢穆先生說什麽”中國古代絕無專制，最爲民主”，那更是國粹派的癡人說夢。再就中國民間的習慣來說，歷代都是民反君、民反官有罪；君欺民、官欺民無罪。而且，以國賊與民賊相比，中國人更恨國賊；以民族英雄與人民英雄相比，中國人更敬重民族英雄。你要是問一問普通老百姓，誰是賣國賊？他們會沖口而出地說出秦檜、吳三桂、江精衛等人，而且切齒痛恨。你要是問誰是民族英雄？他們會沖口而出地說出楊家將、岳飛、文天祥、史可法等人，而且敬若神明。可是，你如果要問誰是民賊？誰是人民英雄？他們恐怕就會不知所云了！
二、中國目前的民族主義思潮
近年以來，中國的民族主義思潮確實擡頭了，不過，這種思潮並未發展到全國、全民的規模。海外有些朋友認爲這是”五四”運動以來的第二次”轉向”—由民主主義向民族主義轉向；或者認爲它們的能量”是否也會改變中國發展的軌迹“；恐怕估計得過於嚴重了。從中國大陸民間和官方的社會調查和民意測驗來看，中國漢族和多數少數民族聚居地區工人、農民、市民、知識份子關注的熱點不是民族問題，而是邊反邊犯的體制性的腐敗；是社會治安的持續惡化；是國有企業二、三千萬工人失業，更多的職工不能按期領到全額的工資；農業生産徘徊不前，農業成本增高，苛捐雜稅繁重，農民的生活水平停滯和相對下降，數千萬農村剩餘勞動力像潮水一樣地湧入大、中城市；教育商業化、貴族化，大、中、小學就學難；等等。
目前，中國的民族主義思潮，主要在四部分人中滋長和蔓延。
第一部分，是某些當權的領導人（也不是全部或大部）。中共第一代領導人，是在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爭取民族獨立、解放的鬥爭和戰爭中壯大自己和奪取政權的；在五十至七十年代，他們又敢於對蘇聯”老大哥”採取獨立自主和對著幹的立場。這恐怕是他們當時贏得大陸中國人信任的一個主要因素。現在，中國大陸一部分人對中共第一代領導人有某種”戀舊”情緒，恐怕不是留戀他們給中國人帶來極大災難的軍事封建社會主義；而是留戀他們一度使中國人揚眉吐氣的民族主義。中國大陸某些現在的領導人也想效法第一代領導人，竭力宣揚愛國主義，企圖誘使中國人熱愛他們以黨和政府爲象徵和實質的”國家”，藉以維護少數黨的領導人所控制的政權。但是，中國大陸現有領導人在運用愛國主義、民族主義方面，不可能取得中共第一代領導人那樣的成功了。這是由於：
（一）時代不同了。中共第一代領導人處於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包括蘇聯社會帝國主義）主宰世界的時代，面臨著民族危亡和積弱不振的局勢，倡導愛國主義、民族主義，自然是因利趁便大得人心的。現在，隨著經濟發展、環境保護、資訊交流和維護和平、保障人權等幾大事業的全球化；隨著地區合作的廣泛發展和聯合國及其各種國際組織作用的增強，人類相互交往、相互合作、相互依存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越來越增長了，在世界潮流中，世界主義、人類主義的因素和影響一天比一天超過國家主義、民族主義。國家主義、民族主義的國際環境遠遠不如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了。
（二）現在的中國，既沒有外敵入侵，又沒有強大到可以對外擴張的程度，民族主義在國內也缺少發展和膨脹的條件。
（三）中國大陸現在的領導人在國內遇到中共第一代和第二代領導人沒有遇到過的經濟危機、政治危機和信任危機。他們提出”穩定壓倒一切”，就說明他們時刻感到社會不穩定、政治不穩定、人心不穩定，因而就要實行”安內壓倒一切”的方針。爲了安內，他們不敢支援反而壓制中國民間的對日索賠的正義活動，不敢反擊日本軍國主義勢力一再祭拜戰犯亡靈，一再在教科書問題、釣魚島問題和南京大屠殺問題上對中國挑釁的行爲。一八五八年清俄天津條約和一八六零年清俄北京條約使沙皇俄國侵佔了中國大約一百五十萬平方公里的大片領土（即：今天俄國阿穆爾省和濱海省管轄的地區），以列寧爲首的蘇俄政府公開承認那是不平等條約，並且決定把佔領中國的領土全部歸還，但卻沒有執行。此事雖然過了國際法規定的追訴時限。但是，國民黨政府和中共第一代、第二代領導人都沒有承認那兩個不平等條約，也沒有表示放棄收回中國那一大片被占領土。可是，現任政府卻在一九九一年五月同俄羅斯簽訂了《中俄東段邊界協定》，這就等於在法理上承認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所劃定的不平等的邊界。對於美國和歐洲大國，也只是在人家執行《世界人權宣言》關注中國政府嚴重侵犯中國國民人權的時候，惱羞成怒，無理取鬧；同時不惜犧牲中國的經濟利益來收買那些見利忘義的政府領導人。在真正涉及中國領土、主權和民族尊嚴的問題上（例如：在南中國海擅自開採石油和天然氣），他們連東南亞的小國也不敢得罪，遑論西方大國呢？
第二部分，是那些在歐美受到各種”後”字型大小思潮的影響而又不瞭解中國大陸真實情況的人。這一批人都是在西方國家留學或進修過的知識份子，有些已經回國，有些尚未回國，這些人在西方受到”後現代主義”、”後資本主義”、”後殖民主義”、“後冷戰時代”等各種”後”字型大小思潮的影響，他們對西方主流社會持否定態度，對中國大陸近年來的經濟發展持歌頌態度，從而滋長了依附中國政府和盲目反對西方的狹隘民族主義思潮。對於這一部分人，我想揭示這樣幾點：
(1)在西方出現的各種”後”字型大小的思潮，它們揭露西方社會的弊端，有些是中肯的，有些只是局部現象；它們的共同缺陷在於只有否定的觀點，沒有建設性的意見，是不足爲訓的。（２）中國大陸目前還處於前現代化、前工業化以至冷戰時期（在東亞冷戰並未停止）。各種”後”字型大小思潮，即使有幾分真理，無奈藥不對症啊！（３）那些長期生活在國外的人，對於中國大陸人民所遭受的經濟上的不公平和政治上的受迫害，是”隔岸觀火”；對於中國大陸泡沫式的經濟繁榮，是”隔岸觀花”；他們沒有切身體會，並不真正瞭解中國大陸的真實情況。這就如同漢唐時代的佛教徒，把富強的中國看作”苦海”；把落後的印度看作西天極樂世界一樣（４）這一部分知識份子，不僅在全部中國知識份子中沒有代表性，就是在中國去海外留學、進修的人員中也缺少代表性。據中國大陸《現代企業報》一九九七年五月四日黎念青報導：截止一九九六年底，中國大陸去外國留學、進修人員共有二十七萬人，其中公派留學、進修者十三萬人，多爲短期培訓和進修；自費留學、進修者十三點八萬人，多爲長期學習和攻讀學位。現在，公派人員回國者八點五萬人，占公派人員的百分之六十六點一五；自費人員回國者四千人，僅占自費人員的百分之二點八七。而依附中國現政府者在公派留學進修人員中也是少數。他們花了政府的錢，在政府有公職，回國以後又享受到較爲優厚的待遇，爲政府說話，代政府發言，是不足爲奇的。可是，他們有多少代表性呢？
第三部分，是一些新的國粹派。新國粹派的武器之一是”亞洲價值論”或”亞洲工業化模式論”。”亞洲價值論”的創始者是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先生，附和者是臺灣、韓國、中國大陸的一些新儒學倡導者，還有一些外國籍的漢學家。他們認爲香港、臺灣、新加坡、韓國等亞洲國家工業化的高速發展，創造了一種以儒學爲精神動力，在專制政治下實現工業化的”亞洲價值”和”亞洲模式”。韓國反對党領袖金大中先生曾經發表了一篇精采的論文來駁斥李光耀等先生的觀點。這裏不去重復金大中先生的論點，只要分別剖析一下”亞洲四小龍”經濟起飛過程，就不難發現所謂”亞洲價值”是站不住腳的。香港經濟發展的優勢，正如香港一些企業家所說，在於自由：投資自由、信貸自由、經營自由、貿易自由、資訊自由；香港的法治和廉政也居於世界的前列。這些優勢，同極權政治和儒家學說，毫無關係。臺灣和韓國曾經有軍事獨裁的政權；但是，臺灣和韓國的經濟起飛，並不在獨裁政權強化的時期，而在民主政治開始實行之後。現在臺灣當局的口號不就是”自由、民主、均富”嗎？新加坡李光耀政權是比較專制，但是，新加坡只是一個二百多萬人口的城市國家，資訊的集中和傳遞都很方便，行政也如同臂之使指，比較靈活。同時李光耀先生自己也說過：他們實行的是全民選舉制度。”由於我們在任何一屆大選中失敗的可能都存在，所以我們必須做到小心謹慎，不濫用權力，而且滿足了人民的生活願望，證明瞭我們有治理國家的能力”。至於儒家重視道德、人情和家族血緣關係，這些因素在”四小龍”經濟起飛的初期，可能起過某些積極作用。但是，當他們的經濟和社會提升以後，臺灣、韓國的有識之士已經感受到家族關係和私人情面，對於實行民主、法治和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有著越來越大的消極作用。現在的韓國不是正在加大”西化”的廣度和深度嗎？現代化社會的主要構成部分，是工業化、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和現代科學技術。這些因素都來自西歐和北美，並不是從儒家文化中生長出來的。因此，現代化就是西方化，而不是亞洲化。亞洲工業化國家的成功經驗至多是”西體中用”，而不是”中體西用”。在未來的資訊社會，人們也許會融彙中西文化創造出一種新的模式、新的價值。但是，現在並不存在什麽”亞洲價值”、”亞洲模式”。（現在連李光耀自己也承認,亞洲模式是不存在的）“新國粹派”的另一個武器，是”中心轉移論”。《中國可以說不》的作者就提出了”蒼天已死，黃天當立”的聳人聽聞的口號。他們的意思大約是：西方蔚藍的文明已經死亡，炎黃子孫的黃色文明應該掌握世界霸權，成爲世界的中心了。就各種文化在世界上所占的地位來說，世界歷史上曾經出現過埃及、巴比侖、印度、中國、希臘、羅馬等處於中心地位的文化。自從文藝復興、啓蒙運動和其美國獨立運動以後，西歐、北美的科學、民主、市場、經濟的文化又成爲世界的中心。現在，”歐洲中心”的時代還沒有過去。今後，隨著亞洲和拉丁美洲的勃興，世界恐怕會進入一個多中心的時代，某一個國家、某一種文明成爲全球唯一中心的可能性恐怕不存在了。（一個産值不到美國1/10的國家，就開始妄稱中心轉移，也太可笑。）“中心轉移論”的主要論據是：西方文化已經暴露出個人主義、拜金主義、消費主義、人際關係失調、生態環境破壞等種種弊端，只有用中國文化中的群體主義、重義輕利、勤儉節約、持中和諧、天人合一等優點來加以彌補和代替。
在這個問題上，我想說明兩點：（Ａ）西方文化中的優勢和弊病，都是在現代化過程中必須經過、難以回避的。我們不能超越階段，因咽廢食。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一日，陳獨秀給畢雲程的信件講過這樣一段話：”國人進化之遲鈍者，正以囿於現象之故。所謂國粹，所謂國情，所謂中西方歷史不同，所謂人民程度不足，所謂事實上做不到，所謂勿偏於理想，……是皆囿於現象之心理也。一切野蠻風俗，皆爲此等心理而淹留。一切文明制度，皆爲此等心理所排棄。亡中國者，即懷此種心理之人也。”梁啓超寫過”論中國積弱由於防弊”的論文。他說：”故語以開鐵路，必日恐防舟車之利也；語以興機器，必日恐奪小民之業也，語以振商務，必日恐壞淳樸之風也；語以設學會，必日恐導標榜之習也；……語以變武科，必日恐民挾武器以爲亂也；語以輕刑律，必日恐民藐法紀而滋事也。”但防弊愈密，爲弊愈甚。最後，梁啓超作出結論說：“因噎而廢食者必死，防弊而廢事者必亡。”陳獨秀、梁啓超的這些觀點，在今天仍有其現實意義。
（Ｂ）中國傳統文化中確實有許多豐厚、精粹的思想資源。不過，這些思想資源，如不按照今天和未來的情勢與需要加以再創造，是不能起積極作用的。例如：西方的拜金主義和消費主義，如果同儒家的”重義輕利”和”克勤克儉”來代替，就違背了物質利益是市場經濟的驅動力的原則，也可能違反消費刺激生産的規律，會降低生産效率和人民的生活水平。如果把利看做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把義看做長遠利益和全局利益，並使之相互結合，把勤奮界定爲有效益的勤奮；把節儉界定爲量入爲出（出入都包括資源和錢財）。那樣，中西互補才可能發生積極的作用。持中與和諧，的確是中國文化的精髓。但是，儒家實現持中與和諧的方法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上下有等、尊卑有序。道家實現持中和諧的方法是”無知、無欲、無爲”。如果用這些方法來克服西方競爭過激、消費過度而造成的人際關係失調，藥不對症，根本不能達到持中和諧的目的。”天人合一”，的確是中國文化中一種很獨特很精闢的思想。但是，”天一合一”包含著天象和人事契合、社會與自然界合一的思想，我們能夠用這些思想來解決保護生態環境的問題嗎？至於中國文化中的群體主義，那是完全不能代替西方文化中的個人主義的。西方的個人主義不是缺陷，唯我主義、極端利已才是缺陷。因爲個人主義，就權力、義務和利益，都要以個體的人爲承受物件，每一個人都要維護和行使自己的權力、義務、利益，同時又尊重而不妨害其他個人的權力、義務、利益。這是市場經濟的基石，也是人權、民主、法治的基石。中國式的群體主義則是：個人被抽掉了，群體被架空了，人民被抽象化了。這樣的群體就是馬克思所說的”虛假的集體”，就是沒有自由人只能受強者操縱的聯合體。它不可能成爲人權、民主、法治和市場經濟的基石，不可能代替西方的合理的個人主義。我這樣講，是否在否定中國的傳統文化？不是。我對中國的傳統文化有著很深的愛好和感情。
不過，我對傳統文化有這樣幾點看法：（一）、中國的傳統文化是精深的，但是就學科來看，有所長也有所短。例如：中國的實用哲學、倫理道德、文學、藝術、醫學、兵學是強項，而且獨具特色；中國哲學中的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邏輯學是弱項；以實證科學爲基礎的各門自然科學以及法學、政治、社會學也是弱項。同時，由於中國文化中缺少科學的方法論和邏輯學，就是屬於強項的文學、藝術、醫學、兵法，也要借助西方的科學方法加以系統化、條理化。例如：我們在小學、中學、大學、研究院學習的課程，不僅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就是中國文學、中國美術、中國音樂、中國醫學也經過西方科學方法的研究和整理。
（二）、我們學習和研究中國傳統文化，是爲了站在古人積累的學術文化的塔尖上去創造新的思想，得出新的結論，而不是爬在古書堆裏去吃祖宗的現成飯；是爲了融彙中西文化去重建新的中華文化，而不是原封不動地照搬古人的思想，或者用簡單的加法煮一碗中西文化的大雜膾。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應該學習那些學貫中西的前輩學者的優良學風。例如：蔡元培、魯迅、胡適，他們的著作至今還收入《國學大師叢書》之中，但是，他們對中國的傳統文化堅持學習、整理、批判、創新的學風。目前健在的國學大師張岱年先生，他認爲重建中華文化不能以儒學爲基礎。另一位人文科學大師王元化在他的《思辨隨筆》中說：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有關民主、個性、人權等方面的思想資源，其蘊藏極其瘠薄”。要重建中國文化，在這方面不能以”中學爲體”。這才是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三、正確對待中國的民族主義
愛民族、愛祖國，是人類的一種天然的感情，尤其是崇敬祖先、熱愛故土、珍視中華民族悠久歷史和文化的中國人，民族意識和民族感情更加濃厚。對於這種民族意識和感情，我們必須尊重而不能反對。如果反對，就會引起海內外中國人的反感，實際上也反不掉。同時，在另一方面，我們也要防止自封爲國家、民族代表的權勢者利用民族主義、愛國主義來維護他們反人權、反民主的專制統治，要防止民族主義向民族利已主義和民族霸權主義方面惡性發展。怎樣才能兼顧到以上兩個方面？首先，民族主義必須從屬於世界主義和人道主義。這是由於：民族主義反映本民族的利益和願望，世界主義和人道主義反映全人類的共同利益和共同願望；民族主義只在人類尚未進步到消滅國家界限、民族界限的時期起作用，世界主義和人道主義卻是全人類的終極目標和最後歸宿。這說說明：世界主義、人道主義適用的空間大於民族主義，適用的時間長於民族主義。因此，民族主義必須從屬於世界主義和人道主義，任何一個國家或民族，在維護本國、本民族的利益，追求本國、本民族的發展的時候，必須促進而不妨害全世界維護和平、謀求發展、保障人權、保護環境的共同利益；在制定和執行本國、本民族的法律、法令、政策的時候，必須遵守聯合國和各種國際組織確定、本國也曾經承認的國際公法和公約；同時要積極自覺地履行本國、本民族的國際義務，努力推動世界主義、人道主義的早日實現。
這種從屬於世界主義和人道主義的民族主義，不是民族利已主義、民族沙文主義、民族霸權主義，而是平等的、民主的民族主義。這就是孫中山先生在解釋”三民主義”的講話中提出的”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和”中國要同外國平等”，”在國內打不平”，”在國外打不平”、”打專制的不平”。也就是孫先生在他的遺囑中號召的”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其次，不論是民族主義還是民主主義，都必須以保障人權作爲主要目的和中心內容。一九八九年八月産生的法國《人權宣言》第二條規定：”一切政治結合的目的都在於保護人的天賦權利。”。義大利民族主義領袖馬志尼說過：”民族是上帝指定爲人類謀福利的工具”。前蘇聯傑出的人權戰士薩哈羅夫說過：”人權似乎是唯一能將各種不同意識形態，包括共産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宗教、科技主義統一起來的意識形態。在這個動蕩的年代，保障人權對民族團結和消除苦難是一條康莊大道。”如果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不能保護本國、本民族人民的生命、財産和自由平等權利，或者以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爲藉口壓制和侵犯本國、本民族人民的基本人權，或者侵犯外國、異民族人民的基本人權，那就不是真正的民主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而是法西斯主義和民族霸權主義。在這種情況下，本國、本民族人民就不能認同這個民族、這個國家。黎巴嫩傑出的詩人紀伯倫在他的散文詩集”淚與笑”中寫道：”我熱愛祖國，……可是，如果我的同胞被所謂的’愛國主義’所驅使，屠殺無辜，使孩子們成爲孤兒，讓婦人變成寡婦，使屍骨成山，血流成河，那我就會對我的祖國和我的同胞感到憎恨”。這正是以保障人權爲主要目的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者的思想感情。
目前正在中國大陸放映的由謝晉執導的電影《鴉片戰爭》，突破了主戰派和主和派作鬥爭的狹隘民族主義的公式，把先進的工業文明同落後的農業文明的衝突作爲主線，既批判了英國帝國主義支援販毒、侵略中國的行徑，又批判了滿清政府和官員們的愚昧無知、閉關自守、夜郎自大，反映了落後的中國”戰也敗、和也敗“的困境，同時反映了英國議會主戰和反戰的爭論。這部電影是按照中國學者研究鴉片戰爭的新成果編導的。這說明：中國知識界已經突破了狹隘民族主義的局限，把愛國主義、民族主義提升到一個新的更進步的層次。這是可喜的現象。我們相信：中國知識界的進步將會帶動全民族的進步，今後的中國民族主義可望得到合理的、良性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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