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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13日訊】中國勞改制度的強迫勞動一直是這個國家經濟快速發展的一种財源。 對犯人的懲罰并不一定隨著那一槍擊中犯人的後腦而中止。犯人的家屬被迫支付那子彈的錢。在不到二十年以前，一种抑制免疫系統從而可防止接受器官移植者的身體對新器官排斥的藥物CYCLOSPORINE被引入中國，然而 ，就在這么短的時間內，中國的勞改營已轉變成為經營死囚器官的公司。
魏京生，這位哥倫比亞大學人權中心的人權推動者，在1998年6月4日的美國眾議院的國際關系委員會和政府改革監督委員會听證會上作證時說 ，當他身為死囚犯時，一個衛兵告訴他，“几乎沒有例外。先給犯人打麻醉，就象殺豬一樣……我們用布把他們包起來，再把他們帶到行刑的地方 。無人在乎他們是活著還是已經死了。”
而且，魏先生還說，他通過一位二十歲的同獄死囚犯人的合作，證實 官方違背犯人的意愿摘取器官。那位姓張的年輕犯人与魏約定，假如他看 到配有摘取器官裝備的醫療組在等著他被執行死刑時取他的器官，他就大喊：“我沒有病，我不需要醫生。”假如沒有看到這些情形，張就象其他被處死的犯人那樣喊叫。
經過了一長段時間的沉默，張傳來了信息。“我第一個反應是滿足感，知道這個證据已證實了官方非法摘取器官的事實。但這种感覺馬上就被 另一种感覺代替了。”魏先生對國會的委員會說，“我第二個感覺是心頭非常沉重，明白這位年輕人用了他的生命記錄了一件難以置信的罪行。假如我沒有机會把這罪行告訴別人，假如我沒有机會爭取制止這种罪行的繼續，那么，我必須向這個年輕人道歉。一直以來，我深深體會到這种責任感。我們必須制止這种惡行。”
吳弘達在勞改營里度過了19年，他也曾在國會作證。他的勞改研究基金會指出，槍擊犯人的子彈的用法反映了器官的市場：槍擊頭部，說明肝臟有人要，槍擊胸部是因為需要眼角膜。國際大赦組織也報道一种在中國 已得到接受的毒藥注射方法可用來處死犯人而不致傷害關鍵器官，也可用 來模糊生和死的界限。
他們給年輕的不吸煙的囚犯作血檢和醫療檢查來評估囚犯的器官是否与正在到來的病人相匹配，調查員解釋道，法院再隨後确定行刑的日期。
●中國的犯罪延伸到美國
早在中美間諜飛机事件爆發以前，西方陣營就在小心翼翼地注視著這個逐漸崛起的超級大國。魏和吳把器官交易公布在中國的人權展示台上， 而此展台早已被監獄勞工、童工、強制流產、對持不同宗教信仰的少數民族和西藏民族精神的迫害這些罪行的指控所占滿了。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對香港自由的令人寒心的壓制以及時不時地對台灣進行武力恐嚇實在 難以消去華盛頓的反感。商業利益團體努力用幫助中國獲得永久最惠國待遇，加入國際貿易組織和支持中國舉辦奧運會的方式把中國列為美國的戰略伙伴，而不是競爭對手關系，那么在迪弗羅醫生公布了爆炸性的已涉及美國本土的中國的罪行的事實後，現在那些商業利益團體要想達到這一目標就要難得多了。
突然，那個曾經僅僅是一种都市傳說，一种遠方世界的科幻恐怖故事 ，一下變得非常真實，而且就在這儿，紐約街頭。人權活動者說，假如此事在這儿可以發生，那么在北美其他成大城市，從波士頓到舊金山、到溫哥華、到洛杉磯都可能發生。
中國政府在1990年公布了“使用死者或死刑犯器官條例”，聲稱犯人作為器官捐贈者，必須事先征得本人同意或其親屬同意，除非尸體無人認 領。人權活動者對此宣言只能苦笑。他們說，犯人常常是不允許和他們的家人聯系，執行死刑後沒有人去認領尸體，囚犯的器官被摘下後尸體馬上就火化掉了。政府還要求從事器官摘取的醫護人員秘密地操作，“外科手術車不能帶有醫院的標志；醫生在刑場不能穿醫院的工作服裝；摘取器官時必須有警衛看守，尸體必須在器官摘下後馬上火化掉。”
試圖找到器官來源的人權組織也許可以把手術的日期与同一城市執行死刑的日期相對照。但這辦法并不一定可靠。尤其是政府已有所選擇地公布執行死刑的記錄。勞改研究基金會說那些為中國政府幫腔的醫生們宣稱不准接触器官捐贈者的家庭成員的規定，不允許他們告訴病人器官來自何 處。
器官交易使類似迪弗羅這樣的醫生感到十分憤怒。“我認為這是嚴重違犯人權，而且這种做法与器官移植界所向人們宣傳的關于器官移植的做 法相關太遠。這种做法根本沒有用合适的方法得到捐贈者的同意。我認為犯人并沒有給予捐獻或不捐獻器官的選擇權，這并不是出于利他主義觀點 。”迪弗羅醫生這樣評述。他還說：“中心議題是沒有經過本人同意而摘取器官，并把人體器官當作一种商品。”迪弗羅醫生甚至沒提他壓根就對死刑持保留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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