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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14日訊】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看來是不久后的事情。引起人們興奮的是，這一來，中國的改革派就可以借助“外力”，促進國內的体制与道德改革。不過一些知識精英卻認為，不可全然樂觀，反腐敗還是要靠自己。
在香港舉行的《財富》論壇上，巨賈政要世界群英討論的主題之一是“加入世貿后的中國”。這讓人想到中國經過20多年來的改革幵放，生產是增加了，財富是累積了，但要讓國內經濟与世界一体化接軌，問題就不那么簡單。光靠“向錢看”的思維來推動經濟自然是不足夠的，体制改革之外，還須加上价值觀的改革。
一些分析家指出，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在今年初提出“以德治國”，并說它將同“以法治國”相輔相成，恐怕是出于中國現階段政經發展的實況考慮──盡管一部分或許是為了對付法輪功。
旅美工程師唐逸鴻3月30日在本版發表的一篇文章便提到，“以德治國”出台的背景，是腐敗的蔓延這個嚴峻問題。唐文認為，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市場机制的不斷發育，中國的社會出現了嚴重的矛盾，包括先進的經濟体制与僵化落后的政治体制之間、日漸富裕的物質生活与迷茫混亂的道德觀念之間的矛盾。并指出：“從根本上說，腐敗問題正是這些矛盾嚴重激化的產物之一。”
這自然也牽涉到中國經濟秩序如何同世界先進接軌的問題：WTO之后，會不會有所改變？一些國際專家的主觀愿望是，中國進入世貿之后，外國商家將“打幵中國的大門”，逼使中國的各個企業与政府机關不得不自我約束，自行采取廉洁有效的措施，從而讓自己能遵守世界游戲規則，消除本身的腐敗。
但來自中國的論者，尤其是具有知識分子情怀的有識之士，都不大相信這种“外商可以促進內部改造”的說法，認為衹是一廂情愿而已。上述的唐文是其中之一，作者甚至大聲疾呼：中國的改革已經到了迫切需要向政治体制和思想道德層次推進的時候了！
早在1991年，留美學者胡鞍鋼便在《中國：走向21世紀》一書中指出，不能期望“外部約束”產生奇跡。他認為，如果完全依靠外部約束來限制各种經濟組織和個人的行為，會由于眾口難調，出現“防不胜防”、“按下葫蘆又起瓢”的局面。他主張把部分外部約束轉化為內部約束，讓各個經濟組織和個人按自身的狀況和實行條件自我激勵，自我約制。因此他認為最重要的，還是社會內部組織的改革。
強龍不壓地頭蛇
不過深究一層，這种“由表及里”的想法還是比較樂觀的。出身上海复旦大學的《深圳法制報》研究員何清漣，便提出了審慎的看法。她在去年一篇原載湖南書評雜志《書屋》的網上文章《當前中國社會結构演變的總体性分析》中說，這類樂觀判斷完全不顧及經驗事實。
她指出，南美國家和東南亞國家大多是世貿成員國，但這些國家基本上都是貪污腐敗盛行之地，尤其是南美國家，大多成了政治寡頭、經濟寡頭与外國資本三者對弱勢群体的聯合統治。這些衹要讀讀報紙及相關文章就可明白。“不知何以別的WTO成員國不能借助入世消除本國的腐敗，而中國獨享此神效？”
何清漣也說，強龍不壓地頭蛇，哪怕美國再強大，它的跨國公司到來，也得入鄉隨俗。根据既往的經驗，“反腐敗衹能靠我們自己。”她的看法是，要解決中國問題，“必須要有一場從思想到制度全方位變革的全新的社會運動”。
何清漣与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講師程曉農合撰的一篇文章《中國經改的觀念誤區》（刊登于香港《亞洲周刊》去年9月18日至24日的一期），對“強龍不壓地頭蛇”有更深入的解說。
該文指出，對于經改，中國与西方的理解大不相同，因此產生出若干“誤區”。比如中國總是說本身有13億人口的市場，但對這13億人當中的購買力和消費意向都不甚了了。另一點是以為環球化經濟等于互相擠壓，而不了解環球化其實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彼此融合。
文章也對中國官場忽視競爭制度，要求西方的技術与資金遷就自己的“國情”提出批評。這因為中國在勞動力等條件上雖占优勢，但在制度建設方面卻受國內政治束縛，市場不能正常運轉，法制建設尚未上軌道，腐敗日益普遍及制度化。外商對于請“小姐”陪客、“紅包文化”的黑箱作業，也不一定能适應得來。
現代化的陷阱
何清漣即1998年暢銷書《現代化的陷阱》作者。或由于直言坦率，或由于書籍的暢銷現象引起美國《紐約時報》的報道与評介，据聞這位女學者最終“惹上麻煩”。不過就事論事，學術圈子中大多數觀察者仍然覺得，要駁倒何清漣的見解，就應該先駁倒她的論据。
要是筆者沒有理解錯誤，何說的中堅論點見于《現代化的陷阱》第六章：“缺乏倫理規範的市場游戲”。何清漣指出，每种經濟制度都有相應的道德觀念和法制基礎，當自發私有化進程推進得相當迅速，而道德觀念与法制又赶不上，“陷阱”就產生了。
她認為，奉獻型經濟倫理在物欲沖擊下如此不堪一擊，就顯示其根基薄弱，有如把大廈建在沙灘上。在集体經濟底下，人們除了政府提供的就業机會外就無法以別的方式謀生，所以其行為就衹好遵循政府划定的界限。集体經濟垮了，倫理大廈就立即失去支撐的基礎。在經濟改革的同時沒有進行一些相應的政治法律制度的建設，以規範人們的求利行為，未免導致混亂脫序的狀態出現。
“經濟制度要靠道德觀念支持”，何清漣當然不是提出此論的第一人。說起來始作俑者應該是經典馬克思主義，因為馬克思說邁向共產主義就是要結束“人剝削人”的不道德制度。但無論如何，邁向任何經濟制度都不能忽略道德与法制的建設，這是條顛扑不破的道理。
急功近利教育無价
有論者說，《書屋》的文章其實是《現代化的陷阱》一書的延續。然而刻下回頭一看，何清漣提出的一些建議其實還沒有失去時效。比如說，經濟倫理的第一層次，是由職業道德和經濟信用构成，要是這些不能堅穩地建立起來，就很難談得上如何按勞取酬、選賢与能了，也很難達致貨真价實、互聯網上也可以交易的這些理想。
何清漣提出的另一個概念，相信也值得省思。她說中國選擇了“效率优先”、“先發展后分配”的發展戰略，以收入懸殊為激勵机制的利潤最大化為最終目標，非經濟領域的改革一直沒有起步，就會導致權力市場化，導致一場起點极不平等的累積財富大競賽。這种戰略的實踐結果是既喪失了公平，也沒有得到效率。
其他一些學者亦曾談到，“利潤最大化”也導致急功近利，最后是教育無价，教育部門大受打擊。這是忠言逆耳，還是危言聳聽，确是見仁見智。然而要不是由于這些知識分子的直言不諱，局外人恐怕就會對很多現象的產生“不明就里”，甚至以為江澤民主席提出的“以法治國”、“以德治國”都衹是政治家的泛泛而談。
原載《聯合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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