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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8日訊】記得十年前剛來美國時，實驗室里有一位幼年便從香港移民來美的醫生。一天他問了我一個關于香港的問題：“你看香港移交中國后會發生什么？”說真的，我以前還真沒想過。考慮了一下，我回答說：“第二個上海”。
上海是鴉片戰爭以后最早開放的口岸之一，以其獨特的地理位置，很快就在五大通商口岸中脫穎而出，一度并成為遠東最大最繁華的商業中心。以江南制造局為代表的官辦民營民族工業帶動了一大批中小民族工業的發展，使上海成為中國現代最重要的資本主義搖籃。而那時，香港還是一個荒無人煙的小漁村。后來，由于二戰和內戰，部分資金和人才開始流向香港，才使香港逐漸繁榮起來。不過當時流行的說法仍然是一流的生意人在上海，上海混不下去了的才去香港。內戰結束前后，雖然有很多人出于害怕而舉家連同工厂遷往香港(英明決策)，大部份人還是留了下來“擁抱新中國”。可以說，中共基本上是完整地接收了上海的工業設施和技術人才的。1949年，無論是設備，人才還是基礎設施，上海都遙遙領先于香港。
從那時起上海就開始了折騰，三反五反打老虎，三大改造剝奪了資本家的財產，上海雖說在中國大陸還稱老大，在世界上的輝煌卻早已不見。文革結束前上海的光榮完全靠的是吃“舊上海”的老本。文革中江南造船厂造的令全民歡呼的“万吨巨輪”，只不過是該厂的前身江南制造局在清末為美國定制的兩万吨郵輪的小號拷貝而已。最讓上海人自豪的象征上海的外灘建筑群，無一不是“帝國主義”“買辦”建的。与此同時，香港接過了原來由上海擔當的角色，很快的把上海遠遠地甩在了后面。當國門再一次打開時，在大陸一向居高臨下鄙視“外地人”的上海人立刻非常實際地拜倒在“香港人”的腳下。
香港一旦“回歸”，當時考慮的結局可能有三：一是全面北化，成為由中央政府任意擺布的地方，其先例就是國共內戰后期的那些“和平起義”的地區；二是拒絕徹底投降，企圖保留一些自由，中央可以派人制造混亂，然后借口香港當局無法控制局面，然后由“香港各界”邀請中央政府派兵“平叛”，其先例是西藏59年的“叛亂”；三是如中共允諾的“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鑒于中共從不以守信出名，我當時實在看不出香港有什么可能走第三條路。
我當時沒有想到，還有一個台灣不在中共手中。只要中共還想統一，或讓人以為它還想統一，香港的“兩制”就還有存在的可能，換言之，香港的“一國兩制”是為台灣而存在。但也僅此而已。什么協議啊，簽字儀式啊，西方的壓力啊，統統是一廂情愿。只要中共愿意，隨時都可以收回香港的自治權。看這次江澤民去香港而停止大陸赴港簽證就可看出，香港只是中共作秀的工具而已。如還有人不相信的話，只要看看董特首對香港法輪功問題的強硬表態和這兩天香港入境處拿著中共的黑名單搜捕法輪功學員就明白了。(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