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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7月6日訊】 共産極權制的腐敗與破壞，主要産生於“産權虛置”。
先看君主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政權與山河土地，皆歸於君主一人，還可傳之後世。皇帝若非聰明絕倫，資質也在中人之上，腐化墮落是有的，但一般不會故意拿自家産業去胡亂折騰。相反，由於皇權不可顛覆與分享，旁姓他人亦難有非分之想，去除了這一層緊張關係，再加上君臨天下的責任感與歷史感，皇帝還真可能善待百姓，維持一種君父與子民的“父子關係”，或可稱爲“大家長責任制”。
再看共産極權制，土地、森林、河流、礦山、工廠、學校等等一切財産皆屬“全民所有”。西諺曰，同時屬於所有人的東西，就是不屬於任何人的東西。換言之，公有制使整個國家——從政權到一草一木——都失去了原有的主人。甚至最高領袖也不是國家法定的主人。就連他實際上擁有的巨大的財産與權力，也不可傳之後世。一個奇迹出現了：整個國家成爲無主之域。從領袖到官吏、百姓，責任感與歷史感蕩然無存，再加上道德淪喪，腐敗遂一發不可收拾。中國傳統社會的吏治一般來說還是較好的。無論是作爲江山社稷的“君主”還是作爲萬民仰仗的“君父”，皇帝的責任感都比黨魁強，絕不容各級官吏“挖牆腳”，也絕不容欺壓子民、毀壞朝綱。當然，皇帝還不貪。一切都是他的，還貪什麽？不管是誰，不管貪什麽，都等於貪到他頭上，看大刑伺候！公有制剝奪了全體國民，而君主制下，百姓還總有那麽幾十畝地一頭牛，産權清晰，不容他人侵犯。
從産權與破壞角度來看，“徹底公有制”還好過“改革開放”以來的“公有私營制”。作爲開國之君，老毛還有一點責任感，看死了國家財産，誰都不許亂動。以農民爲例，不僅失去了土地的所有權，還失去了經營管理權。一塊地，種什麽？怎麽種？都要聽統一號令。如此，農民沒有勞動生産積極性，但同時也沒有破壞性經營使用之積極性。老鄧搞責任制，把經營使用權分給農民，産權仍然把在手裏。這下好了，攫取地力、濫施化肥、陡坡開荒等等破壞性經營大行其道。短短二十年，使國土、資源、環境遭到全面的毀滅性的破壞。好比一輛自行車，徹底公有制相當於“公有公用”自行車，固然沒人心疼，壞得快，但騎上公車去給公家辦事，畢竟動力還不大。“責任制”（公有私營制、所有權與使用權“兩權分離”）相當於“公有私用”自行車，可以騎上去跑買賣，馱貨。車是公家的（無主的），掙下的歸自己，這就有了破壞性使用的內驅力。如今的中國，就是這樣一輛“公有私用”的自行車。我算過一筆帳，用生態經濟學方法，把生産過程中消耗和破壞了的資源與環境（森林、水資源、耕地、草原、人造自然災害、污染）折算爲貨幣，並計入成本，其結果超過21萬億（人民幣），而當年的國民生產總值（GNP）不過7萬億多。也就是說，成本是産出的3倍！這在人類經濟史上沒有先例，誰能做得起這種血本無歸的買賣？不加速走向毀滅中國還能往哪兒去？對中共最有“不同政見”的人，都不得不肯定“改革開放”的“豐功偉績”。當我潛心研究了中國的資源與環境後，便再不附和。“改革開放”所實行的“公有私營制”毀掉了祖先留給我們的錦繡山河，毀掉了中華民族的基本生存條件，毀掉了我們後代的希望。
被譽爲“二十世紀先知”的哈耶克，在産權理論上有重大貢獻。中國的哈耶克大約要算香港的張五常。張五常先生曾建議乾脆把部分“公有”的産權分給共產黨幹部。其目的一是剷除權錢交換的腐敗，二是“贖買”，以交換他們對産權改革的反對，最終把明確的産權關係建立起來。這雖然極不公平，但我舉手同意。能實行民主轉型，平均地產，平分產權，當然最好。但是，從緊急搶救民族生存基本條件出發，不管用什麽辦法，只要儘快結束具有中國特色的“公有私營制”，明確産權，就行。按官職大小分也算，哪怕全歸皇上，恢復帝制也認！先把民族生存基礎護住，保命第一，然後再說其他！
令人遺憾的是，共產黨正是以“消滅私有制”起家的。搶了資本家、地主直至黎民百姓的産權，如今再明目張膽地分給黨皇和大小貪官，等於公開號令“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總造反。這回恐怕不會再有人去貼什麽大字報、批什麽鬥，絕什麽食了。民主制不讓搞，帝制也回不去，路也就走絕了。
既然事已至此，說這些又有何益？
一是憂國憂民的臭毛病一時半會兒還改不了；二是要死個明白，不要叫人家笑話咱中國人死都不知道是怎麽死的！
2001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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