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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8月19日訊】全球化–作爲國際間某種相互依存的政治經濟關係的擴展過程–早就不是什么新東西了。遠的不講，上個世紀初，資本的國際化趨勢已經初具規模，”資本無國界”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就已經不是一個新奇的口號。與此相對抗的是以”工人階級無祖國”爲口號的共産主義運動在全球的蔓延。這兩個方向完全相反的全球化運動都試圖在國際資本，國家、個人的相互關係中建立起一個合理的、持久而令人信服的秩序。同樣的，上個世紀末，特別是1989年以後興起的全球化運動其原動力無非也是向著一個更合乎人性的、可永續發展的國際資本、國家、個人的相互關係發韌的。雖然，我們看到了西雅圖、華盛頓、魁北克等地的反世界自由貿易的抗議活動，我們也看到了中國的”新左派”反全球化的思潮，但是與上面所說的兩個全球化運動所遇到抵抗相比，此次的全球化在世界範圍內所遇到的阻力是微不足道的。我們不禁要問，原因是什么？我以爲，這次的全球化除了資本的國際化和世界自由貿易這一重要內容外，還包含了另外一個更爲深刻的內容，那就是以人權的普世價值爲根本的全球民主化。這一點不僅表現在各民主國家的外交政策上，而且表現在非民主的國家的人民對民主的追求以及對民主國家給予他們支援的期待上。人類從來沒有象今天這樣對民主充滿信心。
然而，在實際推動全球民主化的具體行動上，我們遇到了一個難題。資本的全球化基本是擁有資本的國際資本家推動的，資本向回收最高的地方流動自然的趨勢，是諸個體的自動行爲促成的，但是，推動全球民主化和在一個國家內推動民主化一樣，它需要集體行動。比如說，面對著象中國這樣的專制國家，從最自私的角度上考慮，每一個民主國家都會希望所有其他民主國家來承擔人權外交的職責，而自己卻與中共搞好關係，以便在爭食中國的市場大餅的時候搶佔有利位置。而每一個民主國家都有理由假定其他國家和它一樣想，因此大家都怕被別人甩了而不願”冒傻氣”單獨做”惡人”。在中國做生意的外國商人更是如此。這樣以來，雖然全球民主化符合每一個民主國家的利益，但是大家卻陷入集體行動困境而無所作爲。就拿”世界貿易組織”(WTO)來說吧。”世界貿易組織”是以推動全球自由經濟爲其宗旨的。一個經濟能夠稱得上是自由經濟，它基本上要做到資本自由流通、商品自由流通、勞工自由流通和資訊自由流通以及在這四個自由流通下的公平競爭。但是，在可見的未來，勞工的自由流通是不可能實現的，因此，如果WTO推動的自由經濟要更接近真正的”自由”的話，從道理上講，它就不能忽視人權標準的普世性，它就應該在其法規和實踐中主動改善各個國家的人權狀況。但是，人權並非WTO的議題。還有，資訊的流通在中國這樣的國家受到政府鉗制，WTO不僅沒有設法讓這些國家的人民更多地瞭解他們的政府的實際貿易政策以便實施一定程度的監督，而且其本身作業就具有相當程度的黑箱化。我想這就是西雅圖抗議活動的主要領袖之一羅瑞華拉士(LORI WALLACH) 所說的”全球經濟的民主赤字”，換句話講就是，全球化還欠著全球民主化一筆帳呢﹗這種情景和中國現狀有一個類比，我們可以用”中國經濟的民主赤字” 來描述中國現代化所欠民主化的那筆帳。正象我們面對著中國常常要問”中國民主化的動力會在那裏形成有效的集體行動”的問題一樣，面對著全球化，我們不禁要問，全球民主化的動力會在那裏形成集體行動呢？
除此之外，圍繞著全球化還有許多問題尚沒有答案。
到底政府的哪些職能會在全球化的環境下逐漸被跨國公司所替代，哪些職能會固守下來？全球化最終是否要求一個或多個國際政府，如果是，它們將替代國家政府的哪些職能和跨國公司的哪些職能，它們應該不應該是民主的，選民爲誰，非民主的國家是否有資格參加國際政府，如果可以，該國的民意如何在國際政府裏體現？國際政府是不是必要的惡？國家主權不是絕對的，人權高於主權的原則，除了少數非民主國家的政府和學者外，在全球範圍內已基本形成共識，但是，在實際中如何實施，尺度如何把握？
有些人認爲，全球經濟使富國更富窮國更窮，這個結論顯然不是總對的。許多國家由於和發達國家的貿易而變成發達國家。要解答的問題是，一個落後國家在什么樣的國內國際政治經濟環境下，參與全球經濟會使它拉進和先進國家的距離，而在什么樣的條件下會使它擴大與先進國家的距離？市場經濟也並不是總是使富者更富窮者更窮。那么，爲什么中國的市場經濟會使貧富懸殊如此之大，而且越來越嚴重？
中國閉門鎖國的時期是中國最糟糕的時期，而一個世紀以來，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是在閉門鎖國的情況下實現經濟現代化或政治民主化的，堅持開放應該是中國人的共識。但是，大家都知道現在中國的國有企業無力與國際私有企業競爭，加入全球經濟會使中國的基礎工業和金融業遭到全面的打擊，中國是否應該等完成了經濟私有化和政治民主化、等中國發育出真正市場和一大批有競爭力的真正企業家掌控基礎工業和金融業以後再加入全球經濟？如果等，會不會錯過了時機，使中國更落後？
我們大家也都知道，現在中國政府和資本家的利益是趨同的，中國的市場化造成了政府與工人和農民之間的尖銳矛盾，所以民衆以自身的利益出發要求民主化的行動常常會以反資本主義化的面目出現，這對中國的現代化前景意味著什么？民主政治和資本主義經濟的根本價值是否是一致的？如果不總是一致的，平衡點在什么地方？國際資本和資本家不斷進入中國，將在什么方面和多大的程度上改變中國政府與工人和農民的關係？對中國的民主化意味著什么？
在全球化的環境之下，地理和文化較接近的資本主義國家至少在經濟上呈整合趨勢，比如說，歐洲共同體，北美自由貿易區等，然而沒有人對同種同文的中國大陸和臺灣近期內建成統一市場抱有信心，爲什么？兩岸加入WTO後，兩岸關係的走向如何？大陸採取什么樣的民主化途經才符合臺灣民衆的利益？臺灣有沒有義務支援大陸的民主化？臺灣的國際化是否損害大陸民衆的利益？
這些有關全球化的問題是與中國大陸和臺灣的前途戚戚相關的，是應該認真思考的。這些問題困擾了我許多年。令人興奮的是，我們有幸聚集了三十位優秀的學者對上述問題進行深入研討。當然，我們不能指望一次研討會可以一一解答上述問題，也許有些問題永遠找不到令人滿意的答案。但是，我相信我們兩天的研討會把對這些問題的討論帶到一個新的層次。我期待著各位的高見，我期待著大家自由而熱烈的討論。
謝謝各位。
(“全球化與中國及兩岸關係 ” 國際學術研討會開幕詞,2001年7月1日·華盛頓·美國-音整理：九輝)
──原載《中國之春》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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