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28日訊】前幾天和一個來自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的經濟學家一起吃飯，聊到其對某江湖郎中的批評，聊到國家發展研究院的奢華陣容，聊到當下的種種經濟亂象，同感甚多，尤其對於2009年以來的經濟政策， 他持有一種嚴厲的批判態度。順著這個思路，我提出了一個問題：為什麼市場導向的經濟學家日益邊緣化？宏觀經濟決策和民間的公共智慧似乎背道而馳？
對此，他的回答相當有意思，他說現在知趣的經濟學家，都不會再向決策層提出任何建議了。吳敬璉的「間諜門」事件就是一個意味深長的警示。
我沒有去追問這種警示的可能含義，但是他的回答從一個側面印證了我的一個感覺，那就是在宏觀政策決策進程中，專業智慧對於政治官僚體系的輸入程度似乎越來越有限，以致一些原來風光無限的經濟學者現在變得意興闌珊。
雖然分歧和爭議一路伴隨，但是有關市場和經濟運行的專業智慧，一直是引導最近三十年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傳統智慧，也是展現政治結構學習和適應能力的重要窗口。 但是2009年以來的諸多跡象表明，政治結構日趨僵化，和民間互動的這個窗口正被不斷縮小。當然，政治結構的僵化不僅僅體現在和專業智慧的溝通越加困難，也體現在體制不同板塊之間張力的不斷累積。 一個熟悉體制運作並有豐富信息的朋友告訴我，有關經濟形勢，尤其對09年以來陸續推出的經濟措施，地方政府和高層之間，也有強大的摩擦。
作為這種畸變的產物，那就是2009年的經濟數據雖然光鮮，2009年中國GDP比上年增長8.7%，四季度更是增長了10.7%，但是公眾和當局的危機感似乎並沒有得到釋放，對於2010年的經濟前景，依然籠罩在憂慮無措的氛圍中。 2009年12月份CPI的數據（同比增長1.9%）集中的體現了這種憂慮，如果這種趨勢繼續，那麼年度化的通脹率將超過10%—而這將是政治結構的噩夢。不過，正如2009年民間智慧反覆論證的，或遲或早，巨量的流動性投放必將帶來通貨膨脹。 而使得問題雪上加霜的是，在2009年危機舉措中，有意迴避了經濟結構性調整的挑戰， 使得2010年任何回收流動性的措施，都將使得經濟體付出額外的代價，未來經濟震盪不可避免。
不過，把不幸和苦難留給未來，已經成為公共選擇過程的默認狀態和自然結果。 這其中政治領導人的知識結構，官僚體制的慣性， 特殊權勢集團的操控，以及知識精英的犬儒傾向都是重要的因素之一，我把所有這些因素綜合成一個詞彙，改革疲勞。的確，經濟改革已經取得「巨大」成就， 社會精英們可以分享由其帶來的物質利益，名譽符號，誰都不願意直面那些深層的更棘手的社會議題。 而由於種種結構性的變化， 個體選擇和公共責任之間的關聯強度大為降低，而體制的麻木， 又屏蔽了大多數個體努力的效果， 也因此，社會精英逃避歷史責任，多點疲憊心態， 就有了心安理得的理由。
可以預見，在這種改革疲勞症的作用下，專業智慧，社會表達機制和政治決策體制將繼續各說各話， 各行其是，漸行漸遠。2010年的中國，就像一艘失去動力和方向的大船，順著慣性在海面漂泊，海面以下，暗流湧動，而在遠處，冰山密佈。
2010-1-28
──轉自溫克堅博客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