糧價上漲是中國通漲的主因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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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0年12月27日訊】中共為轉移矛盾,把罪名加在農民的頭上。

伍凡:各位觀眾好,現在是獨立評論時間。不久前,中共政府把中國通脹的原因歸結為美國政府的量化經濟政策,結果遭到了全球的恥笑。很快,中共就又找到了一個藉口,說是物價上漲的根源是因為糧價上漲。今天,我們談一談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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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庵:2010年11月10日15時,發展改革委價格司副司長周望軍接受中國政府網專訪,就「認清形勢妥善應對保持價格總水平基本穩定」進行現場解讀。周望軍的基本觀點是:物價上漲的根源是因為糧價上漲。周望軍解釋說:這次漲價的特點跟2004、2007、2008年漲價的原因和品種都有所區別。2004年價格上漲是由於糧食減產,當時的CPI達到了3.9%,2007年是豬肉價格短缺引起的,2008年漲了5.9%。

這次的特點主要是以食品價格上漲為主,剛才說了糧食、蔬菜、雞蛋、食用油、方便麵、雞蛋等,實際上根源是因為糧食價格上漲引起的,糧價是百價之基。肉奶蛋都是由糧食轉換的,包括酒也是由糧食做的。周望軍特別強調:價格雖然上漲了,但是重要物資儲備充分,這麼多年了國家也積累了豐富調控物價的經驗,防止通貨膨脹有充足的物質基礎和手段保障,這一點請大家放心。

伍凡:中國政府官員一向是喜歡推卸責任。周望軍副司長「物價上漲的根源是因為糧價上漲」的觀點根本就不成立。事實恰恰相反。歷史上幾次高通脹都不是糧價上漲引起或推動的。

1988~1989年的通脹率為18%左右,當時糧價是被絕對管制的,通脹與糧價上漲無關。 1990年前後,由於低糧價傷害農民,糧食定購價格突然上漲到0.24元/斤,上漲100%多,1990~1993年的物價反而出現較大幅度回落。 1993~1995年出現第二次通脹,通脹率分別達到13.1%、24.1%和17.1%,同樣不是因為糧食價格上漲引起的,而是在通脹出現後,糧價相對過低,嚴重傷害農民利益的情況下,1994年下半年才准許糧食價格上,1996年糧食收購價格達到高峰0.7元/斤,但1996年卻出現了通脹轉向通縮的現象。

草庵:2008年的通脹率5.9%,是在糧價穩定的情況下,食用油和豬肉價格暴漲引發的。2009 年糧食價格補漲後,通脹結束。由此可見,歷史上歷次通脹不僅不是糧食價格上漲引起和推動的,反而每次通脹出現後,都是隨著糧價補漲而轉向穩定。今年的通脹,也是在甚麼都漲了之後(大蒜漲800%,房子漲60%,勞動力漲20%,石油漲25%,種子漲100%,肥料漲20%),糧價才開始上漲的,並且只有糧價漲的最少(10%左右)。

伍凡:如果發改委對通脹缺乏科學對應之策,只會靠壓低糧價向農民轉嫁通貨膨脹,或者發改委是為了配合中糧儲坑農害農──壓級壓價收購農民手中的糧食,直說好了,何必拿「物價上漲的根源是因為糧價上漲」這樣缺乏常識的話糊弄人呢?!地球人都知道,中國的糧價是全世界最低的,日本農民生產的稻穀,日本政府以每斤12人民幣的價格收購,中國政府收購農民的稻穀1元錢左右;相對於「種房子」,「種糧食」的收益實在是太少了,百分之一都不到;最近25年,一般公務員工資上漲了60倍左右,農資的價格漲了20倍以上,而糧食價格上漲只了6倍左右。

草庵:中共轉移視線的手法很拙劣,但是他們只是改不掉。在中國,農民是最弱勢的團體,沒有任何政治集團的支持,中國建政六十年來,農民一直是被壓迫最厲害的團體。他們收入最低,而且付出最多。中國政府一直壓低糧食價格,中國政府官員怎麼好意思說「物價上漲的根源是因為糧價上漲。」周望軍副司長所說的「這麼
多年了國家也積累了豐富調控物價的經驗」,其經驗的核心就是故意壓低糧價,向農民轉嫁通脹風險。

伍凡:長期依靠壓低糧食價格向廣大農民轉嫁通脹風險的做法,是中國經濟深層矛盾的根源。譬如:農民收入低、農民工工資低(中國農民工的工資水平很大程度上是有糧食定購價決定的)、內需不振、經濟結構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困難、中國生產物質他國生產票子、經濟自主性受制於外部市場約束、貿易摩擦不斷、進出口定
價權喪失等等,都是因為政府長期向農民轉嫁經濟危機──持久壓低糧價引起和積累的。農民是中國的絕大多數,如果長期以犧牲農民的利益應對通脹或經濟危機,其結果一定是民弱國虛!

草庵:當前正確應對通脹的辦法不是打壓糧價,而是立即宣佈2011年的糧食定購價在2010年基礎上大幅提高30~50%(即使明年糧食定購價提高50%,糧價和其它商品的比價也是最低的)。以調動農民糧食生產積極性。如果糧食出現搶購和非正常漲價,政府應該大膽把充足的儲備大規模低價(以高於2010年定購價10~15%的價格)投放市場。

如果這樣做了,當下市場供給大幅增加,加上2011年必定是農產品大幅增長之年,各種投機資金立馬放棄糧食等主要農產品炒作,糧價等主要農產品價格立馬會恢復正常。這樣做既沒有傷害農民,也為農產品增長和物價長期穩定打下了基礎,也為增加農民和農民工工資、擴大內需和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創造了好的環境和條件。

伍凡:另外,根據觀察可以看到,當前中國的物價上漲不僅僅局限在食品上。近幾年,隨著大中城市房地產價格的大幅上漲,房屋租賃和居住類相關價格也在不斷攀升。

在美國的CPI統計指標中,居住類占42.1%,是最重要的一部份,房地產價格的波動也會按照折價率在CPI中體現出來。但居住類在中國的CPI中所佔比重卻很小(僅為13%),因此其價格的快速上漲並未得到充分的體現。儘管出於資產價格波動較大、很難統計等原因,國際慣例並不將房地產價格計入CPI統計之中,但作為生活必需品的房地產價格以及房屋租賃價格的上升,也是一個反映市場上流動性狀況的很好的指標。

草庵:中國的通脹主要是流動性過剩,這主因是發行貨幣過多。根本與糧食無關。但中國政府自10月份CPI超過4%以來,卻密切關注通貨膨脹走勢,聲稱採取了積極的措施來干預物價。中共幾大部委從16個方面著手,通過加大農產品供應、降低流通成本、打擊各種違規行為等措施,來降低物價上漲壓力。

這些措施可以產生短期的效果,但長期效果非常有限。而且政府過多地干預市場可能導致價格信號失靈,在保護了市民等一部份群體利益的同時,損害了糧食生產者的利益。既然食品價格上漲並不是通貨膨脹的根本原因,將注意力過多地集中在抑制食品價格上,只會隔靴搔癢,徒勞無益。

而在抑制食品價格過快上漲上,應該看到,居民直接感受到的是超市或其他銷售渠道銷售的成品糧價格上漲,而實際上原糧價格仍處於很低的水平,大部份的價格上漲體現在流通和銷售環節。這從前些天中儲糧拍賣儲備糧流拍可以得到佐證。因此,今後行政手段的著力點仍應放在流通環節和擴大儲備投放上,不能人為地限制和降低糧食、蔬菜等農產品的收購價格。

伍凡:從根本上看,中共不可能解決中國的通脹問題,中共並非不知道通脹的原因,只是他們不願意面對現實,不願意損失利益集團的利益,把責任推卸給了百姓,把農民當作替罪羊。今天的時間到了,謝謝各位觀眾的收看,再見。

草庵: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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