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0年12月27日讯】中共为转移矛盾，把罪名加在农民的头上。
伍凡：各位观众好，现在是独立评论时间。不久前，中共政府把中国通胀的原因归结为美国政府的量化经济政策，结果遭到了全球的耻笑。很快，中共就又找到了一个借口，说是物价上涨的根源是因为粮价上涨。今天，我们谈一谈这个问题。
Flv下载观看 WMV下载观看
草庵：2010年11月10日15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副司长周望军接受中国政府网专访，就“认清形势妥善应对保持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进行现场解读。周望军的基本观点是：物价上涨的根源是因为粮价上涨。周望军解释说：这次涨价的特点跟2004、2007、2008年涨价的原因和品种都有所区别。2004年价格上涨是由于粮食减产，当时的CPI达到了3.9%，2007年是猪肉价格短缺引起的，2008年涨了5.9%。
这次的特点主要是以食品价格上涨为主，刚才说了粮食、蔬菜、鸡蛋、食用油、方便面、鸡蛋等，实际上根源是因为粮食价格上涨引起的，粮价是百价之基。肉奶蛋都是由粮食转换的，包括酒也是由粮食做的。周望军特别强调：价格虽然上涨了，但是重要物资储备充分，这么多年了国家也积累了丰富调控物价的经验，防止通货膨胀有充足的物质基础和手段保障，这一点请大家放心。
伍凡：中国政府官员一向是喜欢推卸责任。周望军副司长“物价上涨的根源是因为粮价上涨”的观点根本就不成立。事实恰恰相反。历史上几次高通胀都不是粮价上涨引起或推动的。
1988~1989年的通胀率为18％左右，当时粮价是被绝对管制的，通胀与粮价上涨无关。 1990年前后，由于低粮价伤害农民，粮食定购价格突然上涨到0.24元/斤，上涨100％多，1990~1993年的物价反而出现较大幅度回落。 1993~1995年出现第二次通胀，通胀率分别达到13.1%、24.1%和17.1%，同样不是因为粮食价格上涨引起的，而是在通胀出现后，粮价相对过低，严重伤害农民利益的情况下，1994年下半年才准许粮食价格上，1996年粮食收购价格达到高峰0.7元/斤，但1996年却出现了通胀转向通缩的现象。
草庵：2008年的通胀率5.9%，是在粮价稳定的情况下，食用油和猪肉价格暴涨引发的。2009 年粮食价格补涨后，通胀结束。由此可见，历史上历次通胀不仅不是粮食价格上涨引起和推动的，反而每次通胀出现后，都是随着粮价补涨而转向稳定。今年的通胀，也是在什么都涨了之后（大蒜涨800%，房子涨60%，劳动力涨20%，石油涨25%，种子涨100%，肥料涨20%），粮价才开始上涨的，并且只有粮价涨的最少（10%左右）。
伍凡：如果发改委对通胀缺乏科学对应之策，只会靠压低粮价向农民转嫁通货膨胀，或者发改委是为了配合中粮储坑农害农──压级压价收购农民手中的粮食，直说好了，何必拿“物价上涨的根源是因为粮价上涨”这样缺乏常识的话糊弄人呢？！地球人都知道，中国的粮价是全世界最低的，日本农民生产的稻谷，日本政府以每斤12人民币的价格收购，中国政府收购农民的稻谷1元钱左右；相对于“种房子”，“种粮食”的收益实在是太少了，百分之一都不到；最近25年，一般公务员工资上涨了60倍左右，农资的价格涨了20倍以上，而粮食价格上涨只了6倍左右。
草庵：中共转移视线的手法很拙劣，但是他们只是改不掉。在中国，农民是最弱势的团体，没有任何政治集团的支持，中国建政六十年来，农民一直是被压迫最厉害的团体。他们收入最低，而且付出最多。中国政府一直压低粮食价格，中国政府官员怎么好意思说“物价上涨的根源是因为粮价上涨。”周望军副司长所说的“这么
多年了国家也积累了丰富调控物价的经验”，其经验的核心就是故意压低粮价，向农民转嫁通胀风险。
伍凡：长期依靠压低粮食价格向广大农民转嫁通胀风险的做法，是中国经济深层矛盾的根源。譬如：农民收入低、农民工工资低（中国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很大程度上是有粮食定购价决定的）、内需不振、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困难、中国生产物质他国生产票子、经济自主性受制于外部市场约束、贸易摩擦不断、进出口定
价权丧失等等，都是因为政府长期向农民转嫁经济危机──持久压低粮价引起和积累的。农民是中国的绝大多数，如果长期以牺牲农民的利益应对通胀或经济危机，其结果一定是民弱国虚！
草庵：当前正确应对通胀的办法不是打压粮价，而是立即宣布2011年的粮食定购价在2010年基础上大幅提高30~50%（即使明年粮食定购价提高50%，粮价和其它商品的比价也是最低的）。以调动农民粮食生产积极性。如果粮食出现抢购和非正常涨价，政府应该大胆把充足的储备大规模低价（以高于2010年定购价10~15%的价格）投放市场。
如果这样做了，当下市场供给大幅增加，加上2011年必定是农产品大幅增长之年，各种投机资金立马放弃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炒作，粮价等主要农产品价格立马会恢复正常。这样做既没有伤害农民，也为农产品增长和物价长期稳定打下了基础，也为增加农民和农民工工资、扩大内需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创造了好的环境和条件。
伍凡：另外，根据观察可以看到，当前中国的物价上涨不仅仅局限在食品上。近几年，随着大中城市房地产价格的大幅上涨，房屋租赁和居住类相关价格也在不断攀升。
在美国的CPI统计指标中，居住类占42.1%，是最重要的一部分，房地产价格的波动也会按照折价率在CPI中体现出来。但居住类在中国的CPI中所占比重却很小(仅为13%)，因此其价格的快速上涨并未得到充分的体现。尽管出于资产价格波动较大、很难统计等原因，国际惯例并不将房地产价格计入CPI统计之中，但作为生活必需品的房地产价格以及房屋租赁价格的上升，也是一个反映市场上流动性状况的很好的指标。
草庵：中国的通胀主要是流动性过剩，这主因是发行货币过多。根本与粮食无关。但中国政府自10月份CPI超过4%以来，却密切关注通货膨胀走势，声称采取了积极的措施来干预物价。中共几大部委从16个方面着手，通过加大农产品供应、降低流通成本、打击各种违规行为等措施，来降低物价上涨压力。
这些措施可以产生短期的效果，但长期效果非常有限。而且政府过多地干预市场可能导致价格信号失灵，在保护了市民等一部分群体利益的同时，损害了粮食生产者的利益。既然食品价格上涨并不是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将注意力过多地集中在抑制食品价格上，只会隔靴搔痒，徒劳无益。
而在抑制食品价格过快上涨上，应该看到，居民直接感受到的是超市或其他销售渠道销售的成品粮价格上涨，而实际上原粮价格仍处于很低的水平，大部分的价格上涨体现在流通和销售环节。这从前些天中储粮拍卖储备粮流拍可以得到佐证。因此，今后行政手段的着力点仍应放在流通环节和扩大储备投放上，不能人为地限制和降低粮食、蔬菜等农产品的收购价格。
伍凡：从根本上看，中共不可能解决中国的通胀问题，中共并非不知道通胀的原因，只是他们不愿意面对现实，不愿意损失利益集团的利益，把责任推卸给了百姓，把农民当作替罪羊。今天的时间到了，谢谢各位观众的收看，再见。
草庵：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