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26日訊】最近我在看大陸曾經一度很火，但是旋即被禁的電視劇《蝸居》，看了之後有一些感觸跟各位分享。眾所周知，《蝸居》的風波，背後是中國經濟發展進入到目前的階段出現的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這就是高房價的問題。現在不要說眾多被稱之為“蟻族”的找不到工作的大學畢業生無法在都市立腳，就是原來被視為改革開放的既得利益集團成員的白領階層，也日益無法承受高房價之痛。
這讓我想起臺灣的類似經歷。在臺灣的經濟起飛階段，也曾經經歷過類似的房價飛漲，中產階級淪為房奴，並憤而起來抗議的過程。1989年，數以千計的都市市民，大多是年輕的白領階層，在那年夏天的午夜，集體露宿在臺北市忠孝東路的街頭，並用紙箱拆開之後的紙板搭建帳篷，要求政府採取措施抑制高房價。這次社會運動對臺灣當局造成震撼，並開始正視高房價的社會效應。1994年，當時的主政者李登輝提出新的國宅政策，以政府公權力強力壓制房價，提出六萬元新台幣一坪的口號，臺灣房市應聲跌落，這才算結束了那一段中產階級住不起房子的痛苦時期。
今天在大陸發生的事情，與臺灣有類似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類似的地方是，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房地產因為可以帶動很多相關產業的發展，成為國民經濟起飛和地方政府政績的指標領域，這對於地方政府與急於牟取暴利的房地產商相互勾結形成極大的利益誘導，就這點而言，高房價並不是中國的獨特現象，它可以說是發展中國家在發展過程中一定會遇到的問題。
但是真正的問題在於不同的地方。1989年，臺灣已經經過了政治上的解嚴，社會利益團體開始在政策制定上扮演重要角色，被高房價所苦的中產階級可以通過走上街頭等方式向當局施加極大的壓力。這種抗議本身，也是對於飽受高房價之苦的中產階級的憤怒情緒的一種有效宣洩。這種經濟政策之外的社會機制的補充，使得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一些無法回避的問題不至於演變為社會甚至政治危機，同時也為經濟發展創造了良好的外在環境。這是臺灣後來能夠比較順利度過高房價風波的重要原因之一。倘若臺灣當時還是在政治的高壓之下，倘若那幾千名露宿街頭的民眾遭到政府的武力鎮壓，高房價帶來的經濟問題是否能如此快速受到重視，以及社會，包括房地產商是否能夠形成共識，都會很值得質疑。
然而在中國，讓我們想像，如果今天北京有幾千名買不起房子的年輕白領階層佔據長安街，抗議高房價；那個結果誰都可以預料，一定會遭到政府動用國家暴力進行鎮壓。這，就是今天中國遇到的最大問題，也就是：經濟改革向前發展，但是配套的社會以及政治結構的調整嚴重滯後。一葉知秋，從高房價的問題比較臺灣與大陸，我們就可以看到政治的改變是如何影響到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
──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