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27日訊】（新紀元周刊第169期專題）民怨沸騰造就大陸獨立紀錄片風行大陸。記錄下歷史，記錄下巨變中的中國大事，成為中國獨立紀錄片製作人熬過資金短缺、以及艱難政治生存環境的主要動力。而這些珍貴的紀錄片開始在海外揚名……
近年來，大陸獨立紀錄片揚威海外。即將在阿根廷舉行的布宜諾賽勒斯國際電影節，今年將新增一中國紀錄片單元，共有八部紀錄片入選，而四月六日剛剛閉幕的香港國際電影節上，入選紀錄片人道獎的八部紀錄片中，有四部都是大陸導演拍攝的中國故事。
三十九歲的導演趙亮花了十二年時間拍攝的《上訪》，記錄下「上訪」這個中國大陸非常有爭議性的話題，去年三月獲康城（Cannes）電影節選入特別放映單元後，今次在香港國際電影節再奪人道獎。
電影節上不僅放映了趙亮二小時的國際版，還加映了五個多小時的導演版。超長的內容沒有讓觀眾失去耐性，反而一次又一次地讓觀眾落淚。但可惜的是，這部片子只在北京獨立電影節中放映過一次，就被「打招呼」不能再演。趙亮認為《上訪》這部片在中國國內放映，比在國外還重要，因為許多人根本不知道中國國內竟有這樣不可思議的事發生。
而同時參加影展的另外一部導演徐辛的紀錄片《克拉瑪依》，還未在香港上映就被大陸禁播，該事件廣受關注。
用鏡頭為死難兒童立碑
長達六小時的《克拉瑪依》，記錄了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八日這一天，新疆克拉瑪依市友誼館發生大火，一句「學生們不要動，讓領導先走」，使二百八十八名學童葬身火海，領導們卻全部逃出來的一幕。
徐辛坦言拍攝這部片時，曾難受到「想過死，再也不拍紀錄片」，但他堅持舊事重提，就是希望人們永不遺忘。他接受香港媒體採訪時說：「所有的環節都出了漏洞。但這樣的問題到現在還沒解決，三聚氰胺是前年的事，今年出了疫苗案，還有每年都在發生的礦難，都是生命。」
當局曾承諾為事件負責及為遇難學生立碑，但十六年來至今未有兌現，遇難孩子的家長始終拿不到死亡證，官方也一直沒有悼念活動，上訪也不獲受理。徐辛把《克拉瑪依》最後的鏡頭，定格在粉刷成白色的友誼館遺址，死難名單一串串打出，「實際上我是給所有小童立了一個碑。」
這部片子被大陸當局禁播，三月三十一日在香港電影節期間首映，隨即受到關注。當天主持《克拉瑪依》香港首映的是香港獨立紀錄片導演張虹，她向《新紀元》表示，這部片子拍得非常好，很多人來看，不少是香港中產階層，但放映會上，她也發現有大陸政府方面的人來到現場，「後來聽說他們希望電影節不要再放了。」
大陸題材海外熱爆
儘管受到這樣那樣的壓力，都無阻大陸獨立紀錄片在國際上揚威。因為官方傳媒不敢播放這類紀錄片，獨立紀錄片導演紛紛尋求方法到海外電影節中參展，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到現在，大陸紀錄片在國際上獲得的絕大多數獎項都是由獨立導演創作的。
最早拍攝獨立紀錄片的是曾在昆明電視台工作過的吳文光。一九八八年他將鏡頭對準五位流浪藝術家的生活（分別是張慈、高波、張大力、張夏平、牟森），花了兩年時間拍攝出《流浪北京》，尤其片子的拍攝橫跨了一九八九年的政治事件，而格外引人注意。
儘管該片至今沒有在電視台播放，但以「手抄本」的方式在大陸影視圈廣為流傳，在大陸同行中引起不小的震動及爭議。該片先後拿去參加了多個國際電影節（香港國際電影節，加拿大蒙特利爾國際電影節，日本山形國際紀錄片電影節，美國夏威夷國際電影節，新加坡國際電影節等）。
吳文光的成功令很多同行倣傚，紛紛將鏡頭轉向耗時耗力，但大陸官方媒體不敢報導的敏感題材上。尤其是自二零零三年開始，大陸獨立紀錄片在不少海外國際電影節獲獎，影響日盛。
記錄在案的獲獎紀錄片包括：二零零三年王兵的《鐵西區》在法國馬賽紀錄片電影節獲得最佳紀錄片，在日本山形國際紀錄片電影節獲最佳紀錄片、以及二零零五年第二屆墨西哥城國際現代電影節最佳紀錄片獎；黃文海導演的《喧嘩的塵土》二零零五年獲馬賽國際電影節國際紀錄片競賽單元「喬治．波格爾」獎、他的《夢遊》於二零零六年獲二十八屆法國真實電影節評委會大獎；二零零六年，周浩的《高三》獲第三十屆香港國際電影節最佳人道獎紀錄片獎。二零零七年，趙亮的《罪與罰》獲得西班牙國際電影節銀獎、第十屆捷克「就一個世界」電影節最佳導演獎，並在法國南特三大洲國際電影節上榮獲最高獎「金氣球獎」。二零零七年，馮豔的《秉愛》獲得日本山形電影節亞洲新浪潮單元的小川紳介獎。這部影片還在二零零八年西班牙的Punto De Vista國際紀錄片電影節獲得大獎。二零零八年趙大勇的《廢城》、於廣義的《小李子》獲得第五屆中國紀錄片交流周評委會大獎。
對於大陸紀錄片走紅海外，張虹曾經和大陸以及台灣的獨立紀錄片導演，參展一個歐洲電影節，她見證：「所有的記者都只關注大陸獨立紀錄片，香港、台灣他們看都不看。」
作為十多年資深獨立紀錄片導演，張虹完全理解這種國際社會的關注度：「以前大家對中國很不瞭解，現在都很想瞭解中國的事情，所以中國的題材在國際上很受重視，而香港、台灣都被認為是沒有文化的小地區，甚至被認為沒有紀錄片。」
大陸拍片限制多多
張虹也把眼光放到中國大陸。因為觀看了大陸導演胡傑拍攝的反映文革的紀錄片《我雖死去》，她驚訝「居然有這麼好的紀錄片」，因此積極在香港籌辦了華語紀錄片節，其中一個作用就是幫助將好的大陸獨立紀錄片推廣到海外。
為瞭解中國，她和攝影師拍檔又多次進入大陸，拍攝大陸題材的紀錄片。她感受到中國和香港拍片的很大不同。
「在香港很多題材都可以拍，但在中國就不同。政府對我們不放心，很多敏感題材比如礦難、地震、徵地等都不准拍，很多地方我們也不能去。」她說。
幾經艱難他們完工了兩部反映大陸學校的紀錄片《農村初中》、《問──大陸小學》。紀錄片延續了張虹一貫的「直接電影」手法，不設旁述及訪問，反映了大陸偏遠地區教育體制的現狀。
《農村初中》是在雲南省昭通市山區一所中學拍攝。學校雖然表面上結構完整，有操場，有課室，有宿舍，不像是貧窮農村中學，但是學校資源嚴重不足。他們上音樂課沒有鋼琴，師生只能清唱《歌頌祖國》；上美術課沒有廣告彩，只能用鉛筆繪畫一雙眼睛；宿舍的宿位也是不足，三個人佔兩個床位，但完全無損他們的學習熱情。
片中可以清楚看見他們的意識型態，影片中兩次展示早會升國旗的場面，學生歌頌祖國的公民教育演講。上中國歷史課講清代腐敗，老師要求學生發表有關歷史的評價，但學生依照書本指示來評價歷史，沒有自己獨立思考的意見。
張虹說，在大陸看過片子的人都反響很大。「他們說，想不到我們的教育制度是這麼的僵硬。」
但張虹遇到同樣的問題，是紀錄片的公映問題。他們曾經聯繫過大陸一些大學，但對方以太敏感為由不敢放，最終只能在大陸私人圈子內播放。「我們只能參加同行之間的地下放映活動，大陸公映肯定不可能。」
艱難生存的獨立製作人
在中國，紀錄片幾乎絕跡於中共官方傳媒。央視導演陳曉卿曾公開承認這種缺陷：「目前大陸或者在中央電視台，是逆著紀錄片本性而做的，是反過來的。我們不能做弱勢、個性的一面，不能找非政府的一面。」
由於沒有拍攝經費，沒有技術支撐，沒有播出平台，在大陸製作獨立紀錄片是一份非常艱難的苦差，處於一種幾乎沒有回報的境遇。獨立紀錄片導演周浩，零二年曾拍攝反映東莞產業工人的《厚街》，周浩介紹自己拍攝《厚街》時投入了六、七萬塊錢。「紀錄片不是個平民的活，衣食無憂之後才能做這種奢侈的事。」
原本是一個軍人和畫家的胡傑，九九年辭去在新華社的公職，紮到青海祁連山，拍起了小煤窯的礦工，還要處處躲避煤窯主的驅趕，他曾對媒體描述當時的處境：「他們要趕我走，我就開始藏在那些礦工當中拍，或者躲到藏區一些日子，再偷偷回來拍。後來礦工們讓我離開那裡，說礦裡死一個人是無法找到的。我就逃走了，路途中，有一天一顆小口徑的子彈從背後過來從我肩膀頭飛馳而過，我能感到彈頭飛行的速度足可以射穿我的胸。我知道這是個威脅，我跟那些（人）打過獵，知道他們打槍是很準的。」
「中國獨立紀錄片遇到的最大困難是沒有機制保障。」大陸著名紀錄片導演周兵曾對媒體表示，中國獨立紀錄片生存在一個灰色地帶，「沒有相應的機構、基金，播出平台也比較少。」
民怨太多 促獨立紀錄片風行
因為科技的進步，數碼DV的使用打破了拍攝影像的壟斷。一部小型攝像機一扛，獨立製片人就可以穿梭人群中，記錄下歷史的一刻，也多了很多業餘或專業的獨立製片人。
張虹這樣解讀道：「因為國內太多怨氣，很多人有很多話要講。很多普通人都想有人來採訪他們，讓他們來講話。」
「這個片子基本是零成本。」大三的學生單佐龍，陪著一個老人安度晚年並拍成紀錄片，他回顧這個紀錄片的製作過程：拍攝——借的機器；剪輯——自己筆記本電腦裡的軟體；就連拍攝地也在家鄉，一切從簡，「利用了學校可利用的資源，沒有花太多錢。」
而在很多大陸民間抗暴事件中，也多了不少獨立紀錄片人的身影，比較著名的包括大陸中山大學教授、剛獲得法國西蒙．波伏娃女性自由獎的艾曉明，接連拍攝了好幾部維權紀錄片，包括《太石村》，以及最近反映川震的紀錄片《我們的娃娃》和《公民調查》，但其後她被通知不能續辦護照和被禁止入境香港。
艾曉明坦言，拍攝川震紀錄片面臨的壓力很大，能感受到中共當局的威脅。「我去之前就被告知，『不要維權，不要拍片』。他們把我的名字掛在四川國保重點監控名單上，這讓我的工作變得非常困難。我們每天拍完，累了一天，誰不想到賓館洗個澡，好好睡一覺。可是到賓館需要出示身份證，又不敢，也不知道他們監控到什麼程度。」
獨立紀錄片是維權的影像見證
雖然屢受打壓，艾曉明仍堅持不懈。她直言，她拍的紀錄片就是維權運動的影像紀錄。
她認為，獨立紀錄片往往不能在短時間從輿論壓力方面為維權事件帶來一個圓滿的結果，但記錄本身就有重大意義，不但記下了歷史，也記下了人性中寶貴的東西。
艾曉明說：「假如我們十年不懈地做著記錄，是可以看到中國十年的社會變動，給後代看。我覺得我們中國當代的一個重要殘缺，而且也是集權控制的重要手段，就是讓你失去記憶，讓你的記憶留白。沒有記憶就沒有歷史，沒有常識、沒有道德、沒有很多。紀錄片背後的層次還有就是我們去看靈魂的狀態，影像也希望傳達靈魂的狀態，這是中國人一種靈魂、一種對生命的欲求，一種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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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未未、《老媽蹄花》、維權
「只要一天我仍然發聲，就代表這個世界還未變好；亦只有當我不再需要說話，我才會覺得自己成功。」——艾未未
文 ◎ 吳雪兒
現任中國藝術文件倉庫藝術總監、中國藝術家、建築設計師、社會評論員、文化評論員艾未未近年也進行紀錄片製作。去年九月，艾未未在自己的博客上傳了紀錄片《老媽蹄花》，內容記錄了去年八月十二日，他應揭露四川大地震「豆腐渣校舍」的四川維權人士譚作人律師邀請，與一些公民調查志願者等十一人，前往成都準備作為證人出庭作證期間的經歷，包括到達當地後於當地安逸一五八酒店遭到成都警方的非法拘禁和毆打，以及他們與當地金牛區分局法制科的科長徐傑見面的過程。
用片子呈現社會上的陰暗面
性格剛直、敢言的艾未未，以藝術家的敏銳觀察和獨到手法，演活了現今中國百姓每天都可能遇到的不公。《老媽蹄花》的製作過程完全因應「劇情」的發展來進行，沒有預先導演的結果，無意間像是對民眾在極權統治下無常際遇的現狀的一種迴響。
藝術反映生活，艾未未選擇以紀錄片的形式來呈現這種社會上存在的陰暗面。中國民眾司空見慣的官嘴臉、公安暴力執行「上面」的非法任務的情況，活生生地出現在鏡頭前。活在中國社會這段暴力時代，瀰漫著「只可說不可做」、「只可做不可說」的精神分裂黨文化中，能這樣近距離看到極權制度，黑力量的實際操作，無論對身處國內的中國大陸民眾或是海外觀眾都是一種震撼。
北京電影學院的基礎部教授、社會批評家崔衛平在其文章〈和諧號影像——《老媽蹄花》〉中說，《老媽蹄花》與其它紀錄片不同之處：重點首先是放到發生的事件，而不是為完成而完成：「與一般的紀錄片不一樣，拍攝《老媽蹄花》，並不是奔著要完成一個紀錄片的目的。拍攝的行為……首先只是一個記錄。將自己所做的事情，所看見和遇到的情況，隨時記錄下來，這是一個良好的習慣。這個習慣回應了這個時代飛速發展的影像技術。」
記錄中國現狀的藝術工作者在過程中無可避免要承受各種不同的風險，崔衛平說，「將自己放到某個未知的情境中去，隨時準備迎接意料不到的局面，承受其中的巨大壓力，這既是行動的冒險精神，也是藝術的精神。」
不只記錄現狀 也展現人格魅力
紀錄片除了把中國現狀的掠影留下之外，也展現了藝術工作者的人格魅力。
艾未未是大陸詩人艾青之子，反右期間，一家三口被流放新疆，並在新疆居住十六年。經歷過中共政治運動，艾未未於八十年代曾旅居美國逾十年。他被海外的藝評指為世界最有影響力的一百名藝術家之一。
零八年五月十二日四川大地震發生之後，他曾經向各地財政、民政、教育等相關機構發了幾百封信息，並帶領一批志願者到災區做遇難學生調查，過程中記錄了五千二百一十二名遇難學生的姓名；零八年十一月，在楊佳被執行死刑後，艾未未每天在自己的博客點燃一支蠟燭直到他的博客被封；去年八月，艾未未到成都為譚作人辯護作證，被公安打至腦積血，在德國接受治療。
在博客中，艾未未說：「認識到今天的政權，是建立在無盡謊言和毀滅之上的。 我的認識變化是從楊佳案開始的，楊佳讓我無法迴避，楊佳的遭遇使我理解了這個時代的所有的個人不幸，都是與他人的放棄和拒絕捆綁在一起的。」
去年底艾未未第一次到台北，在接受當地媒體採訪時說：「楊佳是永遠無法抹去的恥辱，永不逝去的絕望。……（楊佳）用一個普通的人的正義，覺悟和決絕提示了我們今天的處境，楊佳審判了混淆是非的時代和它的不道德。」
近日艾未未也來到香港，他向媒體說，他做的跟他的藝術不可分，因為藝術關乎表達權利和自由：「對藝術家來說，這是非常基本的問題。沒有自由表達的權利或不能維護他人表達的自由，這社會不會是一個具有創造性的社會。」他又說，他觀察到在極權統治下，「多數人會自我訓練成自我審查或恐懼的動物，這種動物越來越多的時候，這社會會發生本質的變化，因為維持極權的，不再只是統治者，也包括不願說話的被統治者。」所以艾未未要為害怕的人說話，「希望影響更多人，讓很多人自己出來說他們要說的事情。」
艾未未深信，無論發生了什麼事情，都阻擋不了社會要求民主、自由的歷史進程：「我相信這個世界上的力量只有一種，就是維護個人尊嚴的力量，這個力量是我們僅有的力量。」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