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柏老一生，似乎是一連串災難所串成。但柏老說：「我並不認為我是天下最受苦的人……我比更多的中國人要幸運得多，使我充滿感恩之情。」或許，這就是柏老走過苦難還能保有高度幽默感，從歷史裏為中國人找未來的原因吧！
柏老走了。回顧柏老精采的生平，風趣幽默的柏老應該不會反對我的說法：他這一生撞上了也引領了幾個世代的重要流行。廿世紀後面幾個世代流行的，柏老通通沒有錯過。
在柏老打的基礎上，自由說話
一九八五年我在台灣大學法律系就讀的時候，和幾個同學一起辦刊物，第一期就想做最「熱門」的題目：解除戒嚴。頭一個想到的採訪對象就是柏老。
對我們幾個大一的孩子，柏老完全以朋友平輩的態度對待。那時柏老正在編寫白話版的《資治通鑑》，那可是一個大工程。當時我們幾個學生不懂得柏老為什麼要編寫那種歷史「老東西」，只對眼前的「解嚴」議題興致勃勃。柏老當時就很清楚，我們的採訪稿未必能夠順利刊登。可是他仍然勻出時間來，陪我們幾個小蘿蔔頭說話。
牢獄之災讓柏老的身體受了重創。我記得在他家中，柏老捲起褲管讓我們看他的膝蓋。「都被打碎了，裝了鐵片在裏面。天氣一變就要受罪。」值得一提的是，介紹我們去探訪柏老的人，是當年負責幽禁柏老的官員。柏老出了政治牢籠之後，和這些當初迫害過他的人竟成了朋友。這樣的胸襟，令人無語。
但是身體的傷害沒能擊倒柏老，反而讓他的下半生都致力於人權運動。柏老滿腹經綸又極富幽默感，可是笑語如珠的柏老其實有一個不快樂的童年。他對我們幾個年輕人解釋著為什麼年輕的時候自改其名為「郭衣洞」，但我們這些生於台灣經濟起飛時期的六年級生（六十世代，也就是所謂的「學運世代」），當然體會不了柏老所說的破衣滋味。
採訪完畢，柏老親自開車載著我們去新店街上吃火鍋。付帳時柏老從口袋裏掏出的鈔票每張都是「一球一球」的，這顯現出他對金錢的不在意，也顯示了他不拘小節的童心。
採訪回來，我們幾個同學被學校教官追著跑，連學長姐都來關切──你們這一屆究竟打算做什麼？你們家人知道你們在做什麼嗎？深怕被我們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學弟妹給連累。
可是二年後，台灣真的解嚴了！現在回想起來，不覺莞爾。國家是為了人民而存在，國家不是個什麼偉大而不可碰觸的權威，國家也是人的組成。人會犯錯，有錯就改。如果法律系的學生連這點思辨的能力都沒有，那真可以把法律系廢了算了。但是我們這些學生在戒嚴的年代敢談解嚴，並不是因為我們特別勇敢，而是因為我們站在柏老這些先驅者打下的基礎上，所以敢自由的說話。
生不逢時，卻也生逢其時
一九二零年出生的柏老，本名郭定生。那時是民初戰亂時代，正逢直皖軍閥大戰之時。一九三七年就讀開封高中二年級，未及畢業，七七事變發生，柏老投筆從戎。在戰亂中，柏老輾轉到了重慶，拿著假的高中學歷證件進入東北大學就讀政治系，快畢業時才被發現入學證件有問題。所以，柏老一生著作等身，但真正拿到手的畢業證書，卻只有小學學歷！
這種荒謬的落差，正因柏老的「生不逢時」，這是生於戰火中的無奈。但從另一個面向來看，柏老卻是「生逢其時」，因為他成年後人生的黃金歲月，都與台灣的民主進程環環相扣。
戒嚴時期，承受苦難的使命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九日台灣省政府主席兼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陳誠發布台灣省戒嚴令，在台施行戒嚴，警總以軍事機關凌駕於警察及國家安全局的地位，用軍事作戰的任務編組掌控治安以及情治任務。此後長達三十八年期間台灣實施軍管，以軍法為治理基礎。直到一九八七年七月十六日，蔣經國解除戒嚴，這項治安任務才依法移交原應隸屬的警察單位、海關、憲兵以及調查局。
對於異見人士而言，警總可以說是台灣威權時期政府侵犯人權的代表。警總作為治安以及情治單位，原本是為了對抗共產黨的赤化，維持一個正常的社會，但在愛國的大旗下，不僅製造了許多冤獄，也在台灣民眾的心裏投下一個沉重的陰影。柏老來到台灣的時候，正是生活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下。
在這三十八年中，台灣逐步走向民主。這條民主的道路歷經了幾個階段，首先是五十年代白色恐怖時期（這一時期立下了報禁，除了停止新報紙登記，現有的報紙每份發行張數限三大張）；再來是六十年代自由主義時期；七十年代的黨外時期；八十年代解禁時期。
來台後，柏老在五十年代白色恐怖時期於《自立晚報》工作，一九六零年開始以筆名「柏楊」於《自立晚報》撰寫「倚夢閒話」專欄，並以「鄧克保」為筆名，撰寫《異域》一書，記載一九四九年底從雲南往緬甸撤退的孤軍，在腹背受敵（共軍、緬軍）又得不到中華民國政府的支援，在複雜情勢中袍澤、親子的關係，交織成一部感人肺腑的戰爭文學作品。
圖為二零零三年十月十七日柏楊全集二十八冊、約八百萬字推出，柏楊自己算算已寫了二千多萬字，他相信自己是歷史上最後一位寫最多字的作家。(中央社)
在《異域》裏柏老寫道：「一群被遺忘的人，他們戰死，便與草木同朽；他們戰勝，仍是天地不容！」我不知道跟我一樣被柏老那支刀筆所感動的人有多少，但我每次看到這句話都不禁寒毛直立，熱淚盈眶。真苦，做人卻遭逢這種人力難以回天的災難，真苦！
用刀筆針砭時事的柏老，在一九六八年因為翻譯「大力水手」連環漫畫，被設詞入獄，原判死刑後改判十二年有期徒刑。直到一九七七年柏老在美國的關切下獲釋，歷經九年又二十六天的關押後才重獲自由。
在自由主義播種萌芽的時候，柏老是灑種子的人；在黨外成長的時期，柏老坐穿牢底，以自己的苦難鼓勵了前仆後繼爭取民主人權的人士。柏老自云，坐牢的時候他不那麼清楚，他是在為這塊土地犧牲，但回頭一望，他才明白此生苦難的使命何在。
許多曾經遭受政治迫害的人，因為黑牢而錯失了人生的黃金歲月，重獲自由之後在經濟上往往難以自立。但柏老出獄後卻立即以筆耕的方式，開出一片天地。從一九七七年起，柏老就在《中國時報》開闢專欄，繼續發揮他那支刀筆的力量。
暢銷著作，在中國卻成了禁書
柏老總是「生逢其時」，一生中使命不斷。從六十年代開始，柏老憑著一支筆，就在台灣引領風騷，是風尖浪頭上的人物。在台灣民主歷程裏，柏老無負於歷史；但在中國的民主歷程裏，柏老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我們採訪柏老的那一年，也是《醜陋的中國人》出版的那一年。而且《柏楊版資治通鑑》已經一本本陸續出書。《醜陋的中國人》引起廣大的迴響，和《柏楊版資治通鑑》一樣成為暢銷書。但柏老所有的著作在中國卻成了禁書。只不過經驗告訴我們，這樣的書總是越禁就傳播得越快，差別只在柏老不能從盜印的書拿到版權費罷了。
說話的權利，是自由的基礎
二零零二年台灣「人權紀念館」揭碑儀式柏老親臨參與，二零零四年因為柏老筆耕創作的貢獻更獲頒卿雲勳章。但是柏老並不因此而無條件的支持曾經義氣相投的陳水扁總統。去年底「戒嚴」口水風波，柏老就認真起來，還氣到絕食入院。歷經戒嚴到解嚴的幾個世代，柏老儘管臥病在床，還是錚錚硬骨。什麼玩笑都能開，就是「戒嚴」這兩個字說不得！
柏老常常被問起一個問題：讀歷史，人能夠從中取得教訓嗎？柏老在二零零六年封筆前為《柏楊曰》補充了一段文字：「歷史的教訓，因為人類的健忘和野心家的篡改，而微乎其微……現在我補充：原因是經驗無法傳承，事非經過不知難。這是上帝創造人類開的一項最大的玩笑……世界文明能向前邁進一步，才會有這麼艱巨的工程，這裏面牽涉到大自然的生態環境、牽涉到國民性與文化的累積，更決定於一個族群政策與制度的抉擇。文明的更上層樓，是一個民族救危存亡的里程碑。」
「……事實上，歷史的借鏡固然微弱，但，人類的歷史實在是世界進化的標籤，讓你知道我們從怎麼樣的原點出發，歷經的路程以及終將要奔赴的方向。如果沒有歷史，人類的生存就茫茫無所歸依，所有生存中的顛簸、匍匐、掙扎、奮鬥都是洶湧波濤中的一葉扁舟，沒有舵手，也沒有彼岸。從這個角度認知，歷史的功能就不同於『使用手冊』，它不可能告訴你如何開機、如何操作、如何修復、如何換新零件……但，卻是整個世界的文明生產製作不可或缺的原創力。」
「中國是世界文明古國之一，有綿長豐富的歷史，在整個世界文明發展的進程中，她不只是汪洋大海中的一葉扁舟，簡直是一艘驚動四海的航空母艦。人類能不能振衰起弊，和中國歷史能不能創造新獻息息相關……我用《柏楊曰》來讀歷史、提出我對傳統歷史不同角度的分析和批判，除了鍛鍊自己誠實面對自己國家的歷史之外，也要設法使讀歷史的人擺脫以往士大夫附庸權貴，為執掌大權的皇帝老爺張目、護短，甚至為他們的酷虐暴行提供最沒有良心的合理化理論的習行。」
「我仍然要說我的史觀，未必能掌握歷史的全貌，而我擺脫傳統文化的包袱，不為君王唱讚美歌，而只為蒼生、為一個『人』的立場和尊嚴，說『人』話，從『以人為本』的角度來重新審視歷史。」
國立台南大學在九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授予名譽博士學位證書，柏楊難掩激動地表示，「死亡是絕對的價值。」(中央社)
「不為君王唱讚歌，只為蒼生說人話」正是柏老一生的最佳寫照。說話的權利，是一切自由的基礎！不管什麼事情，從這個最基本的權利出發，都不會找不到答案。
在二零零四年的三月，柏老參與了在由旅居澳洲的法輪功學員戴美玲、戴東尼母子提供，囊括齊白石、張大千、吳昌碩、徐悲鴻、傅抱石等六十餘位名家，百餘幅書畫精品的「中國近代名家書畫珍藏展」，在欣賞字畫的同時，柏老也明白了法輪功學員被中共迫害的真相。
對於中共迫害法輪功的問題，柏老一針見血的說：「要給法輪功說話的權利！」因此歷經了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以來的種種「流行」，對於現在發生在中國那塊土地上最具指標性的問題：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柏老一樣沒有錯過。
從歷史裏，為中國人找未來
回顧柏老的一生，似乎是一連串災難所串成。但在《柏楊回憶錄》裏柏老說：「我並不認為我是天下最受苦的人，絕大多數中國人都比我更苦，這是民族的災難，時代的災難，而不是某一個人的災難。回顧風沙滾滾的來時路，能夠通過這些災難，我比更多的中國人要幸運得多，使我充滿感恩之情。」
或許，這就是柏老走過苦難之後，還能保有高度的幽默感，從歷史裏為中國人找未來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