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17日訊】天價維穩成本讓社會不堪負荷，已經越來越成為共識。但通常所稱的維穩成本，主要還局限於經濟範疇，天價維穩成本的另一種表現即天價社會成本，似鮮有論及。
最近一則新聞被廣泛誤讀，或許是天價社會成本尤其是天價社會心理成本的折射。
5月27日，公安部全國安康醫院工作會議結束。媒體報導稱，會議內容之一，是強調對精神病患者的收治要嚴格把關，沒有公安機關辦案部門的審核同意，對不是精神病患者的人員，一律不得收治。此則新聞甫一問世，即引爆巨大非議，會議主辦方不能不第一時間站出來辯白：該報導不准確，強制收治是一種特殊的行政強制措施，其對像不包括正常人在內。
會議內容被誤讀，應該是事實。但讓人玩味的是，為什麼仍有那麼多人深信不疑？以致主辦方的辯白並不能說服他們，非議只是從輿論轉為耳語，卻並未平息。
公眾的執著，來自日常的生活經驗。換句話說，縱使會議內容並無強制收治正常人一說，但日常生活中，正常人「被精神病」之此起彼伏，確實到了司空見慣的地步。只要被認定為麻煩製造者，就總有辦法收拾你，「被精神病」是最簡便的一個辦法，因而最為某些地方政府和官員所樂用。
在這裡，所謂「精神病」顯然不屬於醫學概念，而蛻變成了對付所謂「刁民」的刀把子。如此「刀把子維穩」凸顯一個令人堪憂的趨勢，即維穩擴大化的趨勢。
維穩擴大化包括兩個方面的要素，第一是維穩內涵的任意擴大，不僅關涉政權穩定、社會秩序穩定，甚至某些地方政府和官員的官威，也可列為維穩目標，只要對他們有所冒犯，即屬於威脅穩定，即可嚴厲打擊之。維穩是個筐，啥都往裡裝，裝得最多的，還是某些地方政府和官員的特殊利益。
維穩擴大化的第二個要素，是在維穩手段上缺少必要制衡。似乎只要屬於維穩，就不需要考慮法治的尊嚴了，就可以撇開正常渠道，任意使用緊急時期才能使用的種種非常手段了，很多無法無天的行為，就都可以變得名正言順大義凜然。
顯而易見，維穩擴大化無論在維穩內涵還是維穩手段上，都過於剛性和暴烈，是對國家強制力量的過度使用。這方面的最新案例，是山西婁煩對全縣「危險」人員進行分類管控。只要屬於管控，即意味著對人身自由一定程度的限制，這種限制的唯一依據只應出自法律。但婁煩的分類管控並未說明其法律依據，管控範圍則不僅包括所謂身背大案型、涉毒人員型，甚至連並無案底的所謂「極度貧困型」、「矛盾糾紛型」，亦悉數納入。
從婁煩個案可以看出，維穩擴大化的基本特徵就是撇開法制，不受法律約束地隨意使用國家強制力量。誠然，因為轉型期社會問題的複雜，尤其因為公平公正長期供給不足，社會總體性精神緊張早已是不爭的事實。有報導稱中國精神病患者上億，其中重度精神病患者達1600萬之巨，這本不難想像，也確實是對社會穩定的挑戰。但精神問題歸根到底還是要靠精神的辦法去解決，靠國家機器這樣的硬力量來解決精神問題，把精神病患者統統視為社會穩定的假想敵，如婁煩那樣甚至把所謂「極度貧困型」、「矛盾糾紛型」的正常人也管控起來，效果只會適得其反，加劇社會的精神緊張。公眾對全國安康工作會議內容的誤讀，就是這種精神緊張的自然反應，即過度管控誘發的普遍焦慮乃至普遍恐懼。
統計表明，全國用於內部安保的預算已高達年度5140億元，接近國防開支。剛性維穩即靠過度管控支撐的維穩，其經濟成本無疑正逾越經濟發展所能承受的極限。至於剛性維穩正逾越社會心理所能承受的極限，則尤其應該受到社會的嚴重關切。各地連綿不絕的極端事件，印證社會總體性精神緊張，已到了不能再以任何極端手段去刺激的程度了。屬於刑事的問題，固然必須依靠國家強制力量去應對，但國家強制力量不是萬能的，屬於精神的問題，屬於人心的問題，一定只能回到精神的層面，回到人心的層面，即用更多的關愛，更多的自由，更多的公平才可能解決。
發展要警惕發展陷阱，轉型要警惕轉型陷阱，同樣，維穩也要警惕維穩陷阱。所謂維穩陷阱，就是對手段與目的的本末倒置，把本來只是一時手段的維穩當做了目的，導致維穩擴大化、產業化，從一時的權宜之計趨於凝固、趨於永久、趨於常態，使維穩的經濟成本和社會成本不斷攀高而至無從遏制。萬事有度，維穩亦須有度，即須合於法度，合於法制和法律。惟其如此，從剛性穩定走向動態穩定的願景，才不至流於空談。
──原載於《南方週末》 （從標題到正文都有大改動後才獲發表）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