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20日訊】中國最不缺少的是人口，最缺少的是高精尖的傑出科技人才，尤其是缺少德高望重的人文科學人才。在大陸的中國人，還從來沒有一個人獲得過世界上最出類拔萃的諾貝爾獎，但是出了國門的中國人卻有不少人獲得了諾貝爾獎。剛去世的我國著名科學家錢學森生前曾經大聲質疑：中國大陸六十年來為什麼始終沒有培養出世界級科學大師？我們的大學為什麼始終沒有培養出全球性影響的傑出人才？
我國的工程師人數居世界第一，但是我國只是人才大國，不是人才強國，許多高精尖科技知識和管理經驗都是在模仿和學習了發達國家後，才使得國家逐步向現代化建設方向不斷邁進。然而，當今在全球的前沿科學、邊緣科學、綜合科學、人文科學等方面的創造性人才和開拓性領軍人才等傑出人才，卻都是大陸以外的人，這讓我們很是汗顏羞辱。
我國的傑出人才，例如錢學森、鄧稼先、錢三強、李四光、巴金、魯迅、胡適、陳景潤…，除了陳景潤聞名於八十年代初，其他的都有年輕時期留學過西方國家的背景，尤其是1949年前就出現的人文科學方面的傑出人才，以後在大陸都鴉雀無聲了。而在國外的中國人，自從1957年楊振寧、李政道首先獲得諾貝爾獎（物理）以來，接著丁肇中、朱棣文、崔琦、李遠哲、錢永健、高錕也都相繼獲得了諾貝爾獎（自然科學獎），而在人文科學（即社會科學）方面，高行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達賴喇嘛獲得諾貝爾和平獎。高行健自從出國到巴黎後，因為出版了一部深刻描述「文革」時期中國人的人性和社會形態變異的長篇小說而獲獎。上世紀八十年代初胡耀邦親自到西藏去糾正了一系列禍害極大的極左路線和政策，鄧小平又提出，只要是達賴喇嘛承認一個中國，什麼問題都可以通過談判解決，達賴喇嘛就放棄了西藏獨立的主張，在以後的近三十年裡，他始終都宣稱西藏屬於中國，西藏是中國的一部份，也主張通過與大陸中央政府談判來解決問題，但他認為西藏的國防、外交、經濟等方面可以歸中央政府管轄，而在宗教和藏傳文化方面要求藏人高度自治。國際主流社會就是因為達賴喇嘛主張的改變因而可以避免流血衝突，八十年末頒發給了他諾貝爾和平獎。
由於許多主觀客觀因素，對許多中國人來說，這些獲獎的海外中國人，特別是獲得人文科學獎，又有多少人知曉、瞭解和關注呢？他們的知名度又如何呢？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在長春市機場外聚集一大群年輕人要歡迎從香港來的歌星（四大天王之一），當李政道從飛機上下來後受到一小部份人熱烈歡迎時，這一大群年輕人竟然個個都不知道李政道是誰？還要紛紛追問李政道是那路來的歌星？真是很無奈。
不久前，中國政府首次提出要實行人才投資優先政策。換言之，即在人才的培養上要捨得花錢。無疑，加大人才培養的資金的確十分必要，也非常緊迫，我們的教育和科研經費一貫少得可憐。看看有許多大學的在讀博士生直到現在一個月還只能拿區區四、五百塊人民幣，這點錢除了給自己餬口外，談不上去買書深造，更談不上去研究新領域知識了。更有不久前在經濟最發達的上海的海事大學，發生了一位在讀女碩士生因為貧困不能為探視母親解決住宿問題，而被逼無奈自殺的慘劇。
教育資金投入的多少，教育費用的是否充裕，是教育是否能夠普及大眾和培養人才的最重要的基礎條件。遺憾的是我國的教育經費的投入至今在世界排名中仍然是非常落後的。據2010年4月上旬《雜文選刊》的報導：【目前，教育部官方網站公佈了2010年度工作要點，表示「今年要促進全國財政性教育經費占GDP比例4%目標的實現」。
只是「促進」，而不是「保證」。4%實在是個老話題了，我們說了十六年，心痛了十六年。全國政協委員沈士團也提了十六年，從黑頭髮說到了白頭髮，人稱「沈4%」。誰也沒有想到，原本設計的短跑賽制，竟然變成了「跨世紀長跑」。
1993年，國務院首次提出並且表示教育經費在「本世紀末達到GDP產值4%這一目標」，結果到2000年落了空。2004年，教育部長當著眾人的面，宣稱「用三年時間一定達到4%的目標」，結果確實真的沒有達到。2006年，這一目標被寫進全國人大審議通過的「十一五規劃」。《教育法》也以法律形式，規定了教育經費的增長要求。
可數據就是這樣地冰冷，2008年財政性教育經費占GDP比例處於歷史的最高水平，也只是3.48%。中國的教育經費比例是聯合國規定標準的三分之一，比非洲的窮國烏干達還低……
我們要花錢的地方太多了：從1978年到2003年的二十五年間，我國行政管理費用已經快速增長了八十七倍。2005年，光是官員們的公車消費、公款吃喝、公款旅遊三項相加高達六千多億元（也有另外統計的數據這三項的官場支出共高達一萬億元）。而這六千多億元相當於全民九年制義務教育投入的五倍。
我們可以GDP最低「保八」增長，可就是不能實現教育占GDP「保4%」的比例！世界上許多國家的教育經費投入都占GDP的7%至10%，越是發達國家占的比例越高，多為超過10%。但是我們國家竟然還有人振振有詞地說：「我們只用占世界1.18%的教育經費培養了占世界18.45%的學生」（美國佔了世界教育經費的7%，就連印度也佔了世界教育經費的5%）——這可都是聯合國公佈的數據啊！……
此刻，你還會相信有關方面鼓吹的「教育的重大戰略地位嗎」？你還會覺得4%只是個「也許財政支出面太多而顧不上」的問題嗎？原來教育支出只是個「略佔地位」罷了，也不是什麼財政問題，說到底，它是個政治問題！】
是啊，這個問題讓人困惑太久也心痛太久了。我們常常聽到這樣的聲音：「再窮不能窮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治窮必須先治愚」「科教興國，人才強國」「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等等，至少讓許多憂國憂民的仁人志士們在長期等待後的失望之餘，感到了這些宣傳只不過是水中撈月、霧中觀花、畫餅充飢、海市蜃樓罷了。
然而，除了要有教育經費的充足保障外，如何創造一種良好的人才成長的社會人文環境、良好的以人為本的教育氛圍，甚至更重要的是良好的制度機制的確立與運行（即民主與法治的健全保障）等，這些要素都是絕對不能缺少的，這才是至關重要的關鍵，也是能產生傑出人才的絕對不可缺少的充分條件和必要條件。
據《新民晚報》2010年3月31日的刊登：【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學院的王庭大先生曾經對北京的中小學生1180名孩子進行了問卷調查，結果，在孩子們將來想從事的職業中，排在第一位的是企業家和老闆，第二位是文體明星，想成為科學家的排在第七位，第八位是當工人和農民，而且第七第八位的人數寥寥無幾（都是個位數）。這位科學家極其感慨並傷感地說：「過去我們不少同學小時候的夢想是想當科學家，但是現在我問過十幾名中國大科學家，連他們的子女將來也不願意從事科學研究了」。】
這是一種潛在的時代危機！真的很悲哀。記得1958年我剛上小學五年級時，班主任孫老師也書面調查過我們將來想從事什麼職業，事後孫老師告訴大家，選擇想當科學家的人最多（17人），其次是工程師，第三位是做工人（也有12人），一個班級人數50人左右，想當科學家的人與想當工人的人相差不多，大家都覺得很自然很正常，同學之間誰也沒有誰瞧不起誰，關係都很融洽。想不到過了50多年，現在的中小學生的理想追求和價值觀念與過去年代比較一下竟然大相逕庭，真是讓人心寒！
2005年，我看到一份報導，關於教育的兩份預言和現實結果，很有深刻意義，也值得我們中國人深思，摘錄部份如下：【1979年6月，中國曾經派出了一個教育訪問團去美國考察小學和初中教育，回國後寫下了一份3萬字的報告，見聞錄部份有以下文字：
學生無論品德優劣高低，無不趾高氣揚、躊躇滿志，大有「我因我之為我而不同凡響」的意味。小學二年級的學生大字不識一鬥，加減法還在掰手指頭，卻整天奢談發明創造。在他們眼裡，讓地球掉個個兒好像都易如反掌似的。無論是公立還是私立學校，音體美活動無不如火如荼，而數理化的教學則乏人問津。課堂幾乎處於失控狀態，學生們或擠眉弄眼，或談天說地，或蹺二郎腿，更有甚者如逛街一般，在教室裡搖來晃去。
結論是美國的基礎教育已經病入膏肓。可以這麼預言：再過20年，中國的科技和文化將趕上並超過這個所謂的超級大國。
在同時，作為互訪，美國也派了一個教育考察團來中國。他們在看了北京、上海、西安的幾所學校後也寫了一份報告，見聞錄部份有以下文字：
中國的小學生在上課時喜歡把手背在腰後，除非老師提問時舉起右手，否則不會輕易改變。7點以前在大街上見到最多的是學生，他們邊走路邊吃早點。中國學生有一個數量很大的作業，叫做「家庭作業」。據一位中國老師的解釋，它是學校作業在家庭中的延續。中國把考試分數最高的學生會稱讚為最優秀的學生，他們在學期結束時，一般會得到一張鼓勵證書，其他人則沒有。
結論是中國的學生是世界上最勤奮的，起得最早，睡得最晚。他們的學習成績和任何一個國家比較，都是最好的。可以預測，再用20年時間，中國在科技文化方面，必將把美國遠遠甩在後面。】
25年過去了，就在這四分之一世紀期間，美國「病入膏肓」的教育制度共培育了43位傑出人才獲得了諾貝爾獎和產生了197名知識型的億萬富翁，而中國卻還沒有哪所學校培養出一名這樣的傑出人才，而這一時期，中國已經拋棄了前三十年執行的禍國殃民的極左路線，在表面上已經宣傳重視知識、重視知識份子、重視人才，培養了大量大學生，出現了大量的普及型人才和實用性人才，不斷填補了「文革」浩劫結束後我國人才奇缺的空檔，也為改革開放後經濟的騰飛提供了大量緊缺人才和骨幹建設人才，但是傑出人才、即具有世界影響的創造性人才和全球開拓性領軍人才仍然沒有出現。
這兩份關於教育的預言都大大地錯了！卻有著令人無窮回味的深意。設想一下，如果兩國的教育模式依然如此，再過25年，我們在人才培養方面同美國的差距將會增大還是縮小？這是個非常急迫的重大問題，我們將拭目以待。
美國的教育以人為本，及其重視人的潛力的開發提高，重視創造性思維和動手實踐能力相結合的開發提高，重視社會調查與社會實踐。他們具備及其寬鬆的學習環境和探索研究環境，從不迷信老師和書本的權威，有強烈的獨立自主能力和自信力，他們也沒有受到許多來自學校、家庭和社會的各方面的思想束縛以及壓制個性特長髮展的阻擾，相反經常受到來自各方面的激勵和讚賞，他們有很大的空間和時間來進行自我調整和自我發展。在這種環境下，人才源源不斷地湧現是毫不奇怪的，尤其會出現傑出人才也是理所當然的。
而我們的教育最近三十年來始終以分為本（前三十年主要是極左思潮破壞了教育大環境），最重視的是應試教學，一考定終身，忽略甚至不重視學生道德品質的培養，以分數代替一切，不重視甚至扼殺學生的獨立思考和個性特長的發展，老師和家長的權威不容挑釁，而且對孩子的「奇思異想」容忍度極低。學生們始終受到來自社會、家庭和學校施加的各種清規戒律和思想禁區的嚴厲束縛，他們也始終沒有良好的社會實踐和社會調查的條件，只能選擇死讀書，讀死書，甚至許多人向拜金主義、名利思想、功利主義的方向變異沉淪，奇怪而心痛的是社會、家庭、學校等方面還會經常鼓勵這種變異沉淪。在這種壓抑的很差的人文環境下，能夠湧現傑出人才那將是及其困難的。
如果有人不信，我再選擇一篇讀了絕對會使人心靈震撼的文章，《資訊城週刊》第51期：《我們的教育究竟要向何處去？》
【2007年高考之後，中央電視台《對話》節目邀請中美兩國即將進入大學的「頂尖」高中生參與。其中美國有12名高中生都是今年（2007）美國總統獎的獲得者，國內的高中生也是被北大、清華、香港大學等著名大學錄取的「優秀」學生。雙方各有幾十人，在價值取向的考察中，主持人分別給出了「智慧、權力、真理、財富和美」的選項中每人只能選兩項。節目中中美學生表現的價值觀的強烈對比令人心靈極其震撼：
美國的學生幾乎一致地選擇了真理和智慧，而我們的學生卻都選擇了「財富」和「權力」。美國學生為什麼幾乎一致選擇了「真理」和「智慧」呢？他們的理由是——「如果我擁有智慧，我掌握了真理，相應我就會擁有財富和其他東西」。
而在中國，只有擁有權力才能擁有一切。中國高中生除了有一個選擇了「美」和「財富」外，其餘的所有學生都選擇了「財富」和「權力」，沒有一個選擇「真理」和「智慧」的。中國學生直奔權力和財富，與我國數千年養成、半個多世紀強化的封建官本位的腐朽觀念以及改革開放以來社會上普遍蔓延的對於金錢的過熱過度追逐的深深影響有直接關係；孩子們的選擇清楚地映照和折射出了我們的文化教育正確價值觀的嚴重缺失和社會政治環境中存在的許多不良影響。
節目接下來的環節是制定對非洲貧困兒童的援助計劃。首先由中國學生闡述。我們的孩子從中國悠久的歷史入手，從歌頌絲綢之路、鄭和下西洋，到吟詠茶馬古道，然後有人彈古箏，有人彈鋼琴，有人吹簫，三個女生大合唱，一人一句，一會又是一個人深情地背誦，後又是大合唱。最後對非洲的援助計劃竟輕描淡寫地一筆帶過……一個留美華裔作家發問：你們募捐，要我掏錢出來，首先你的整個援助計劃得打動我，我想知道我的錢都花在什麼地方，我捐出去的每分錢是不是都真正發揮作用了？我國的學生面面相覷，誰也回答不出來。
美國高中生的方案則是從非洲目前的實際情況、從我們也許都想不到的非洲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食物、教育、飲用水、愛滋病、避孕等一些看起來很細小的實際問題入手，每一項做什麼，準備怎麼做，甚至具體到每項的預算，那些預算竟然精確到幾元幾分。每個人分工明確，又融為一個整體，整個計劃拿來就可以進入實施階段。
與美國學生的成熟幹練穩重不同，我們的學生卻只會吟詩弄賦。從節目表現的東西和內容來看，中國學生完全與社會實際脫鉤，目光短淺，而且欠缺整體意識，除了才藝展現，就是書本上的空談。
該展現出理想和崇高精神的時候，中國學生卻要追逐金錢和權力；該立足實際、腳踏實地解決問題的時候，中國學生卻又吟詩弄賦，在實際問題的外圍不著邊際地輕輕飄浮。由此我們不禁感歎：到哪裏去尋找既有良好理想目標又能腳踏實地做事的公民呢！】
看了這篇報導後我相信任何有良知的中國公民都會痛心疾首，會深刻思考¬¬¬——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怪異現象？
中國缺少傑出人才的誕生，如果你要全部責怪教育界的問題，那只是以偏代面，教育界也是處在社會大環境之中的，社會環境和制度體制的好差，最最直接影響或主導了學校、家庭、單位的每個人價值觀和人生觀的形成與發展，這就是稱之謂「環境造就人」。
我國人才的群體基礎——知識份子，曾經遭受了長達三十年的人身的殘酷迫害和無情摧殘，整個知識份子群體被羞辱為「臭老九」和「資產階級附庸」而被打擊、被批判、被貶斥、被整治，超過20%的優秀知識份子被鎮壓為「右派」、「反革命」、「反動學術權威」、「裡通外國的敵對分子」等等的「階級敵人」而沉淪於地獄之中，知識份子在社會上根本抬不起頭來，他們被作為「階級敵人的同盟軍」進行長期而冷酷的「資產階級思想改造」和大規模的人身侮辱，他們一邊接受批判改造思想，一邊進行懲罰性的體力勞動，使得他們身心交瘁、顏面掃地，甚至殃及到青少年學生（簡稱知青）被以「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為名的大規模上山下鄉中去。我清楚記得41年前在農村的幹部（復員軍人）對我們知青的嚴厲訓話：「是龍的給我盤著，是虎的給我趴著，有刺的給我拔去，有稜的給我磨掉。」「我是寧要奴才，不要人才；寧要走狗，不要優秀。」這兩段話至今仍然在我腦海中時不時地冒出來盤旋一番。在這樣惡劣的被極左思潮毒害的社會環境下，「文革」十年浩劫中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不僅選拔人才的高考制度被取消，那時「讀書無用論」「知識越多越反動」「臭知識份子必須老老實實接受思想改造和勞動鍛練，要脫胎換骨」等等的極左思潮盛行並瀰漫在中華大地上，這怎麼可能湧現出傑出人才呢？
人才的出現必須要有良好的寬鬆和激勵的社會大環境，必須要給人有充分的獨立思想與自由精神發展的空間餘地。縱觀古今中外，有知識有文化的人都會普遍受到社會和人們的廣泛尊重並且是民眾們倣傚學習的表率對象，因為知識份子歷來是社會的精英群體，它代表了社會的良知、理性、進步、文明與發展，但是在中國的現代卻經歷了這麼一段黑暗而羞辱的歷史，讓人難以啟齒。
除了社會地位和政治地位的屈辱外，中國知識份子的經濟地位也長期被人為抑制。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知識份子的經濟收入還普遍低於工人群體，當時社會上流行的言語如「製造導彈的不如賣茶葉彈的，拿手術刀的不如拿剃頭刀的，拿粉筆桿的不如拿掃帚桿的」「知識份子斯文掃地」等等，也就是說，「腦體倒掛」現象的氾濫使得擔任複雜勞動的人收入比做簡單勞動的人低，有創造性思維勞動的人收入比模仿重複性勞動的人低。被打斷了脊樑骨的知識份子又要為威脅自己的基本生存與生計而操心操勞，在政治和經濟的雙重壓迫下，不得不放棄了對中國社會應該承擔的良知與理性的思考實踐和大聲吶喊的責任。（當代在中國做魯迅式的人物肯定會遭殃和遇難。據著名電影藝術家趙丹妻子黃宗英的回憶文章透露，1957年反右後在上海一次文化藝術界的座談會上，華師大一位教授斗膽問了毛澤東一個問題：如果魯迅先生還活著，那今天他會怎麼樣呢？毛回答：「他要麼坐牢，要麼不再寫文章了。」這就是被當代中國發生了無數血淋淋的事實和至今仍然延續許多陰暗的歷史與現實）。想一想，缺乏了獨立思想和自由精神的知識份子，即嚴重缺乏獨立人格的知識份子怎麼可能湧現出傑出人才呢？
當今社會，由於種種原因，中國的社會風氣及其敗壞，道德環境非常墮落。據公安部網上透露：從1998年起我國的刑事和經濟犯罪案件以每年20%至30%的驚人速度遞增，社會治安和腐敗問題越來越嚴重。最主要原因，還是制度體制的嚴重弊端所造成的（上樑不正下樑歪！）。官本位體制的弊端已經造成了眾多的人們嚮往和追求「新五子登科」，即「位子、票子、房子、車子、娘子」，貧富越來越嚴重的懸殊差別使得工人農民的社會地位越來越邊緣化和冷落化，也使得越來越多的人們拋棄了純潔理想和人文精神。這種歪風邪氣已經蔓延和侵蝕到了天真幼稚的孩子們身上，不久前，曾有記者詢問了一位廣州8歲女孩長大了想做什麼，女孩回答：「想做貪官」，又問為什麼，她回答：「因為錢可以來的又多又快」。真的吃驚這麼小的孩子思想竟然被污染到這麼嚴重的地步，真不可想像。「有權就是爹，有錢便是娘」的扭曲價值觀早已氾濫成災，這種惡劣的社會環境，是直接嚴重腐蝕了人才成長的人文精神、價值觀念和思想品質的重要原因之一。
人才是需要被扶持、被發現、被重視、被宣傳、被發揚的，但是我們等級森嚴的官本位體制，卻是扼殺人才的搖籃，因為人才再活躍，必須把他控制在幼小不能自主獨立的搖籃裡，即使是神通廣大的孫悟空也逃不出如來佛的手掌心，孫悟空們（知識份子中的優秀人才）若不聽話，或者看他們不稱心不順眼，就給孫悟空們頭上戴上緊箍咒，隨時唸唸咒語就可以把他們折磨得死去活來，這就像流行在大陸的一付對聯，很能夠形象而深刻地反映出這一癥結：【「說你行，你不行也行；說你不行，你行也不行」，橫批是「不服不行」。】
《新民晚報》2010年3月31日報導中披露了當今中國大陸扼殺人才的種種弊端，真是一針見血！只要這種弊端現象繼續存在並氾濫，就像一道道鎖鏈束縛住知識份子和廣大民眾的頭腦與手腳，中國傑出人才的脫穎而出是絕對不可能的：
【中國的自然科學尤其是人文科學的人才成長環境實在不容樂觀，存在相當大的隱憂和問題。知識界文化界科技界教育界的官本位體制以及與此相配套的待遇福利的嚴重存在，急劇的社會轉型和財富分配的嚴重失衡，誠信原則的大幅貶值，商品交易法對科學教育學術的大量侵蝕，一夜暴富成名的範例和社會風尚中的嚴重的拜金主義傾向，弄虛作假抄襲剽竊現象，特別是官員們以權力謀取學歷學位的做法大量孳生等等，都是在直接或間接地阻隔著人才健康成長的渠道。
而勞動人事組織部門長期存在的種種「潛規則」（見不得人的以權謀私違法亂紀的暗箱操作）與大量「明目張膽」的腐蝕腐敗，一些領導人對富有創造性逆向思維和標新立異的人才更多的是排除和打擊，其中嫉賢妒能、報復陷害的事情屢見不鮮，某些主管部門官員的殭化苛求與種種限制和無理無知，學術圈子中的論資排輩和學閥作風，學術期刊的墮落和學術著作的難以問世，都對那些在科學事業上孜孜以求的人們造成了極大的心理衝擊。我目睹過許多知識份子為了出版一本嘔心瀝血之作而央求出版商的窘困，出版商認為學術書籍沒有什麼利潤而往往要求知識份子自費承擔一切費用，即使出版了也要自己負責推銷書籍，或者乾脆拒絕出版，特別是涉及敏感話題的人文書籍多會拒之門外。真可說是尊嚴掃地、顏面無存。
試問一下，如果以上種種現象讓充滿委屈、憤懣、無奈和受到傷害的心態蔓延開來，主導了整個知識界和知識份子，我們又談何人才的湧現和輩出？有了這樣不良環境下出現的人才印象，他們還會去把攀登科學頂峰而付出全部心力的傑出前輩們視為楷模嗎？還會把鐵肩擔道義探尋社會進步發展視為人生的唯一追求嗎？如果偌大的中國成了一個無比巨大的「名利場」，那還會有什麼放飛的思想、創造的激情？還會湧現出傑出人才嗎？】
以上這些描述說的真好！映射出作者的一片良苦用心，也反映出中國知識份子的實際處境是如此的不理想。讓我們以一組 實際的數字來說明這個問題。據學者蘇明的文章中透露：【以美國為首的七個強國，每年自己研發的科技產品的產值，占當年GDP的百分之七十到八十；而發達國家的自主科技產值，平均佔到了GDP的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六十五；而中國大陸的科技產品產值只佔GDP的萬分之三。】這就足以說明中國尖端人才的奇缺，科技創新的奇缺。什麼原因？主要因為束縛中國知識份子的手腳、特別是束縛知識份子的思想頭腦的鎖鏈實在太多太多了。
例如前不久，學校進行了績效工資改革，奇怪的是大學裡的一般行政管理人員的績效工資都遠超過了教授和講師的績效工資，作為大學知識份子的主體和骨幹力量反而被歧視，而那些不搞科研、不搞教學的行政官員們可以盛氣凌人理直氣壯地享受特權，這就是中國又一個官本位體制束縛人才的例子。
我還可以舉出一個例子。據2010年3月下旬的《雜文選刊》登載如下：【在中國，官員的能力不僅限於官場，也不僅限於股市。本月初，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兩院院士新增加的名單相繼公佈。其中，新增加的三十五名科學院院士中，八成是高校或研究機構的現任官員；中國工程院新增加的四十八名院士中，超過85%是現任官員。
古人說，學而優則仕。如今這話得反過來說，叫著：仕而優則學，仕而優則名，仕而優則利。仕，真的無所不能啊!】
神聖而尊嚴的科學殿堂裡，應該多一些既有開拓精神又有巨大貢獻的類似袁隆平(水稻專家)那樣的科學家，應該儘量減少隻會清談扯皮牟取名利的官員。袁隆平是基本上解決中國人吃飽飯的大功臣，像這些真正的科學家理應受到廣大中國人民的尊重和敬仰！然而，到2009年為止，袁隆平依然沒能評上中國科學院院士（是工程院的院士），卻在1996年被美國科學院以全票通過當選為美國科學院院士。在某些中國官員的眼裡，袁老兩次落選中國科學院院士是必然的，誰讓他在外面「洩漏」1959年至1961年這三年所謂「自然災害」時期中國人被餓死了四千萬人的國家「機密」呢。同樣，在2007年5月當選為美國科學院院士的李愛珍女士，在中國也始終無法選上科學院院士，在中國的官方眼裡，李女士也不是省油的燈。
嗚呼！綜上所述，難怪現在中國會出現許多高中生要追逐「權力」和「財富」，不要「智慧」和「真理」，難怪中國許多中小學生根本不想做科學家或工人農民。是什麼原因造成了這種令人心痛的怪現象，許多深層次的因素無法一一表達清楚，但是可以一言以蔽之：當專制取代民主，人治取代法治，那麼一切陋習弊端和道德墮落現象就會層出不窮地出現，因為我們的社會及官場「需要」的是臣民，不是公民；是奴才，不是人才；是走狗，不是優秀。
鄧小平曾經坦言：「我最關心的，還是人才的選拔……我們說資本主義不好，但它在發現人才、使用人才方面是非常大膽的…..從這方面來看，我們選拔幹部的制度是落後的。」人才不一定要當官，但是官員一定必須是優秀人才，他必須高瞻遠矚品德高尚，必須受到真正的民主選拔和法治制約以及廣大公民應該享有的對官員公開監督和罷免的權利（陽光法規）。目前我國的現狀究竟如何，我也不想進一步闡述了，反正離鄧小平的擔心相差無幾。
2010年4月3日至5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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