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9日訊】最近，一些學者對中產階級悲觀失望，認為他們既不能擔負經濟的重任，也擔負不起建設民主的重任。本來以為中產階級增多能夠帶來社會的穩定，可此時的中產階級玩起了勝利大逃亡。出國的出國，移民的移民。即使自己難以出國，也讓孩子出國。出國當然不是古巴、朝鮮和索馬里，大都以加拿大、美國、英國、澳大利亞等發達國家，其中多以美國為首選。中產階級抽空的結果是這個社會出現了富人與窮人兩極，橄欖球型的社會難以形成，啞鈴型的社會成為人們不願意接受的現實。
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裡就說過，民主如果搞好，必須有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否則民主就會是一個壞政體。他的這一思想為後來人一個重要的政治社會學的分析工具。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一些學者也用中產階級這一指標來分析民主，並泛化到經濟、文化和社會等領域。但從下面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到，多方面的原因使中產階級先天不足，使他們難以承擔民主的重任，社會穩定的重任，中產階級難產且畸形。
中國的中產階級本來就是先天不足，後天又沒機會也沒能力補，這和西方的中產階級不同，西方的中產階級是民主政治的產物，也是民主政治的推動者，二者互為因果。中國的中產階級先天不足卻是多方面促成的結果，這表現在：
歷史上的先天不足。按照鄧小平的說法，舊社會留給我們的，封建專制傳統比較多，民主法制傳統比較少。中國的自由主義資源嚴重匱乏，對人的財產的尊重、對人的生命價值的體認、對自由的認識、對每一個人享有同等幸福和尊嚴的訴求存在著致命的缺欠，毛澤東的《反對自由主義》就可以看到作為一個政治家對自由的無知程度。在這樣一個缺少自由主義傳統裡，很難長出成熟的中產階級、知識分子、企業家。看看那些飯店裡明目張膽地寫著不允許自帶酒水、看看那些地溝油、那些視人的生命為兒戲的眾多礦難、生產三聚氰胺奶粉就知道中產階級和權力同樣自傲自大。
革命所導致的先天不足。農民戰爭不但不可能產生中產階級，而且是中產階級的死敵。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實質是馬克思主義封建化，其中一重要指標就是培育中產階級還是消滅中產階級。一個不爭的事實是，毛澤東領導的戰爭仍然是農民戰爭，這場戰爭的戰果之一就是中產階級的滅亡。在建國之後把中產階級以消滅地富反壞右的方式消滅掉，留下的就是工人、農民、軍人、幹部這幾部分群體。工人和農民又被代表，表面上的工農聯盟又被戶籍制度分割開來。在毛澤東的平均主義的指導下，中國進入了階級拉平化的社會，沒有富人，但窮人遍天，符合毛澤東倡導的大體平均略有節餘的思想。
經濟上的先天不足。改革開放以後，在鄧小平的讓一部分人、讓一部分地區富起來之後，中產階級才以發展私有經濟的方式艱難的發展起來，私有經濟的發展是在體制外發展起來的，在發展的過程中必然遇到體制內的排斥和排擠，私有經濟不得已或多或少的以不正當的手段與體制內相互勾結，最終形成了權力資本化、資本權力化的利益共同體。資本有原罪，權力也有原罪，握有資本的中產階級和握有權力的中產階級是權力與市場結合的怪胎——權貴資本主義的受益者，而不是市場經濟加民主政治的受益者，當出現潛在的危險時，他們選擇逃跑，當民主政治來臨時，他們選擇了逃跑。
文化上的先天不足。中國的中產階級表面上受到了大學教育，且不說中國的大學教育沒有鼓勵創新，就是意識形態的教育也使得中產階級處於一個精神雙重人格。以大學為例，大學是中產階級的一個重要群體。很多上意識形態課的老師知道講給學生的都是假的，可是他們為了生存還得講。很多搞黨史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科學社會主義的博士生的論文和所學專業一點關係都沒有，他們知道他們報考的博士專業很多內容根本經不起推敲，他們自己不信，可他們還給學生講。學生也不信，學生更會鸚鵡學舌。這樣的中產階級群體或中產階級後備軍不但不會進行文化的創新，就是人文教育、人的生命的價值和尊嚴的教育、人的言論、集會、思想和良心自由的教育都嚴重缺失，到社會能有民主、自由的想法嗎?反對來，倒是那些沒有受過多少教育的人卻率先捍衛自己的權利，進行權利的抗爭，這真是對大學教育的一個諷刺。
社會上的先天不足。毛澤東在建國後強調鬥爭哲學，與天鬥，其樂無窮，與地鬥，其樂無窮，與人鬥，其樂無窮，八億人民不鬥行嗎，共產黨的哲學就是鬥爭哲學，以鬥字當頭的哲學破壞了社會的和諧。當社會出現嚴重的兩極分化時，鬥爭哲學對社會邊緣群體有著潛在的巨大的鬥爭能量。如果社會真的鬥起來，不但極少數的富人成為掠奪的對象，就是中產階級也必然是受害者。
政治上的先天不足。政治上的先天不足成了後發劣勢，這主要是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政治體制改革沒有及時跟上，權力不受制約已經使政權呈現出潰敗之勢。一個書記為了平民憤當場解除一個「我是領導」的職務，表明權力不受制約的濫用已經公開化和無序化。尤其是在黨國體制下，權力的濫用主要是黨的權力的濫用，一把手書記的濫用，對一把手書記的制約缺少有效的手段，對省級以上的書記的監督形同虛設，如果說有監督有成效更多是權力鬥爭的需要。黨國體制的權力濫用表現在本應該是屬於中產階級的空間的不當介入，在本應該成立捍衛工人權利的地方成立工會，在本該捍衛女人權利的地方成立女權組織，在本該捍衛農民權利的地方恢復或成立農會組織，結果卻成立黨組織，使工會組織、婦聯組織成了黨組織的附庸，農會組織被取消，在客觀上和主觀上兩個方面擠佔和壓縮了中產階級的生存和發展的空間。
人是一個趨利避害的動物，中產階級他們不知道自由是什麼，他們一定知道什麼是不自由。他們甚至可以不要民主，不要自由，但是他會要財產，他會保護自己的財產。他們至少知道財產來之不易，他們聽說過、他們看到過西方憲政的完善，他們從小就從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中知道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原則，他們對財產的侵犯有著本能的恐懼，他們看到權力的濫用經常會使無辜者的權利受到嚴重的傷害，他們看到強勢集團如何使他們變成房奴，他們看到他們鄰里的幸福如何被剝奪，他們看到他們的同胞用下跪、自焚、上訪都要不回可憐的財產、僅有的自尊，他們看到他們的孩子受的不是益智而是弱智的教育，他們看到他們的同胞沒錢醫治而死在醫院的門口的時候，也許逃跑就是求生本能的呼喚。無奈但不無恥。
──轉自作者博客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