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蜀:對話揭黑記者王克勤

——新聞之道的核心,是把人當人

笑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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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9月5日訊】笑蜀:你可能是中國調查記者中年齡最大的一個。而且是最有激情,幹勁最足的一個調查記者。很多調查記者干幾年就審丑疲勞了,幹不下去了。你是一個特例,奧妙在哪?

王克勤:我想先跟你談一個人,陳光誠。他是山東的一個盲人,但他心中充滿光明。靠著心中的光明指引,他不畏艱險,救困扶危,他做的很多事超出了常人的能力範圍,等於是在行天地之道。他是我的榜樣,也是我前行的動力。

笑蜀:我覺得在某種程度上你也做到那種境界了。我看過你的一些言論,你做新聞不僅僅是為了職責,你是把新聞當做信仰。

王克勤:這有幾個層面的信仰。有人問我,一個人掉進水裡,你是先救人還是先拍照?我說我的選擇很簡單,先救人。他說,你不是記者嗎?我說對不起,我首先是人,然後我在這個社會努力成為公民,然後我可以選擇記者這個職業。無論記者還是別的任何職業,其職業規範都必須從屬於人類的基本常識和人類的普世價值。

笑蜀:中國新聞界還沒有建立起一個完整的職業標準,你理解的職業標準是你自己制定的。你的職業標準就是根據你剛才所說的價值體系?或者打個比方吧,實際上幾乎你的每篇報導,都是首先要救出那個落水的受害者。

王克勤:是的,我是按照這個邏輯做的。

笑蜀:不是為了報導而報導。

王克勤:對。說到為了報導而報導,我可以舉出很多案例,像2004年吉林一家媒體報導農民工從樓上摔下,摔死了,它的標題叫《昨夜上演高空飛物》。同年9月,江蘇一家媒體報導農運車從一個騎自行車的人頭部軋過去,軋死了,它的標題叫做《騎車人中頭彩:慘死》。可見他們對生命的態度何其冷酷。假定遇難者是他的父親母親,他會把標題做成《我爹昨夜上演高空飛物》、《我娘昨天騎車中頭彩:慘死》嗎?

但這樣的案例不止出現在地方媒體上。2004年9月6號,某電視台在播報俄羅斯人質事件時,竟然要中國觀眾競猜,結局將會槍殺多少孩子,猜中的人發短信可以得獎。請問,如果在屠刀下掙扎的是你的孩子,你還會讓觀眾競猜你的孩子會不會被殺死,猜中的人有獎?這不是一個畜牲化的問題,「虎毒不食子」,這是徹底的人性異化。

所以,我經常跟大家討論這個問題,做新聞到底是為了什麼?初級的目標就是傳遞信息,中級的目標是報告真相。但新聞還有一個終極的守望、終極的目標,那是什麼?就是守護個人權利。

這方面最值得解剖的案例,大致發生在2007年,在四川東部出現疑似豬流感之後,香港一家電視台到事發地採訪,這可稱之為「盡職盡責」吧。但接下來他們做的事就讓人瞠目結舌了,他們居然鼓勵當地農民把掩埋在地下3米的,具有傳染性的瘟豬挖出來拍攝。這片子在香港的收視率很高,會給這些記者帶來很大收益。但它起碼有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它背離了新聞的終極價值,其行為本身已經造成了對他人生命可能的傷害。什麼是人類社會?人類社會就是人的社會,人們的政治、經濟、文化、商業所有的形態,均應該從屬於人,這個人並不是政治化的人民大眾、公眾,就是每個個體生命,無論是在大廈裡辦公的白領麗人,在街上流浪的乞討者,都是人。那麼,我們所有的社會活動都應該從屬於讓每個個體的生命更安全,更健康,更自由,更幸福,這是人類的一個終極價值,所有新聞的終極出發點。這家電視台的記者把掩埋在3米以下的瘟豬挖出來,已經構成了對他人生命的傷害和威脅,不僅僅是一兩個人生命的安全。

第二個問題,他們的行為充斥著歧視。我們許多記者包括香港記者,都有這個問題,不是故意歧視,而是潛意識裡就有歧視的念頭。記者對普通人的歧視,城裡人對鄉下人的歧視,香港人對內地人的歧視,歧視無處不在。我在一家很大的媒體上讀到過如此文字,一個農民工被高壓電打死,它怎麼描述呢?像只烤鴨一樣。農民工等於烤鴨,它就在這個描述中把歧視傳播給了更多讀者,很多的讀者通過閱讀,無意識中被歧視所同化。

其三,香港這位記者的行為違法。依照傳染病防治法規定,人為造成傳染源二次傳染傳播的將追究刑責。遺憾的是,我們整個的法制進程還在逐步完善之中,很多官員法制觀念淡漠。如果我是當地官員,我將依法追究這兩個記者的刑責,把他們送上法庭。緊接著出現一個悖論,一方面中國記者在採訪、報導時面臨沒有法律保障的尷尬;另一方面,中國記者又在整個社會空間裡,跟很多人一樣處在一個無法無天的境地,這就是法制的悖論,一個非常怪異的現象。

包括像2008年的汶川地震,雖然在傳播新聞信息方面顯然起到了積極作用,這是重大進步,但依然存在著很多反人道、反人性的現象。某電視台的記者在現場採訪,廢墟裡發現了一個老大娘和一個老大爺,施工人員快速救助,不巧把攝像機擋了,記者說你先讓一讓行不行?我先拍。這時有個預制板馬上就會掉下來,危及廢墟中的大爺大娘的生命。救援人員說我們救人要緊,但記者說,你別搬掉那個預制板,給我5分鐘,我拍完就行。但也許只要1秒鐘,那兩個災民就徹底沒了。

笑蜀:對生命價值的輕慢,這不只是新聞界的問題,而是整個民族的問題。

王克勤:是的,所以我一直講我先是人,然後是一個公民,再是一個記者。新聞僅僅是我的一個職業選擇,我完全可以選擇別的,去做律師,做檢察官,做法官。但無論我選擇什麼職業,都必須首先從屬於人的基本常識。人家常說我做太多不屬於記者範疇的事,說我越軌了。我說對不起,我在報導中嚴格按照新聞專業主義的定律,按照記者的職業規範去做。但是做完之後,我作為公民,還可以給我面對的弱者爭取更多的權利,這時我就必須要採取公民行動。這就是我這些年跟其他記者不太相同的一點。

我的這種行為是我的基本價值觀注定的。作為一個人,我看到別人痛苦我也會跟著痛苦,要自己不痛苦就要去行動。什麼叫人性?就是當別人痛苦的時候,你看到了,你的內心有痛感。如果你沒有,說明你的人性已經沒有了。而如果別人受難時你反而有快感,說明你的人性已經異化了。紅衛兵當年在打走資派的時候是有成就感的;基地的黑寡婦在襲擊無辜者的時候是有成就感的。這些人的血管裡流的不再是流血,甚至不再是動物的血,它們已經淪為機器。

笑蜀:這就超出報導的技術範疇了,而屬於道的層面。

王克勤:這可以稱作新聞之道,比新聞之術更重要。為什麼?從技術層面,任何人經過訓練都可以做到,並且都可以做得很專業。但是新聞之道要能做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關於新聞之道,最核心的是三句話:

第一:把人當人。我接觸來自底層的普通老百姓,他們經常會說這樣的話:只願政府把我們當人看。聽了我真難受。如果整個社會體系不把人當人看,崇尚的只是權力,就很難說我們的社會是一個人本社會。

第二:將心比心。我們在採訪的時候,見到老大爺向我們求助時,我們不妨換位思考,假定我是老大爺求助你這個記者,那麼我希望記者對我是怎樣的態度,能不能平等對待。當然出於職業規範你要保持跟他的距離,包括對他陳述的情況要質疑和警惕,但同時能不能在態度上對他保持應有的尊重?這兩個立場並不矛盾。

第三: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個大家都懂,就不展開了。

笑蜀:這既是做人,職業素養也在其中。

王克勤:對。概括起來無非六個字:說人話,做人事。

笑蜀:回過頭來再討論剛開始的問題,揭黑報導差不多20年,你為什麼能堅持下來?並且我們也看到,你的很多努力並沒有引起重大變化,可以說往往讓人失望,但你仍然在堅持。

王克勤:我覺得要有基本的判斷。第一個基本判斷是:只要我們努力了,還是會有所改變和影響。有這樣一句話,叫做:「不努力永遠不會改變,努力了不一定會改變,但不努力就永遠不會改變」。

笑蜀:努力了就有改變的可能,這理論上好懂,但事實呢?

王克勤:就拿我這20年的職業生涯來講,我當年二十郎當就做了甘肅回收市場黑幕的報導,馬上引爆全省範圍的回收市場整治。十年後的蘭州股市黑幕報導,也引爆了全國性的股市整治,蘭州有150多人被捕。然後是北京出租車壟斷黑幕報導,不僅引爆了整個出租車市場的整治,而且啟蒙了出租車行業從業者,強化了他們的維權意識,促成了一系列維權活動。

我後期的很多調查,包括性愛滋病調查,山西疫苗黑幕調查,就公共輿論的影響力來講,重視程度也是前所未有。固然到現在為止,對明顯的違法問題,並沒有司法追究,甚至也沒有相關的行政問責,很多人說這是新聞的悲哀。但我覺得不能這麼說。在當下中國,如果我們不能追求一米一米的跳躍式的進步,我們就努力實現一厘米一厘米的進步,能進步一點是一點。以疫苗報導為例,它已經對全中國的公共衛生工作者起到了警示作用。我掌握的大量信息顯示,他們對疫苗管理的態度已經發生重大變化。但最重要的還是對全民的啟蒙作用,它已經提醒了全中國所有的家長,要對公權力保持警惕,要冷靜地看待現階段的社會問題,而不是盲從和盲信。

笑蜀:這就是說,報導有兩個作用,第一個作用是直接的,馬上就有結果。另一個是間接的,直接的目的不能達到,沒關係,畢竟它可以改變人心,這個作用是一個更大的作用,是我們最應該追求的。為什麼很多年輕的調查記者容易沮喪,容易有挫折感,可能他們缺乏像你說的這種長遠的、中長期的眼光,只想直接、馬上改變。

王克勤:但這往往不現實。

笑蜀:這是記者對自己能力的過度想像,對媒體力量過度的想像。更多地不能怪現實太無奈,只能怪自己沒讀懂中國和中國的媒體。

王克勤:對,他們對中國社會的判斷力確實還有待提高。大概在十年前,我對整個輿論監督能起的作用就有一些思考,當時的思考和現在的思考變化不大。我認為輿論監督有以下三個層面的作用:

第一從微觀上講,輿論監督往往都是捍衛具體的公民權利,對特定的受害者諸如被強制拆遷的業主,被辭退的老師,直接起到一個司法救助或行政救助的作用。

第二從中觀上講,我們的努力可能影響某地乃至中央的公共政策,不僅使報導中的當事人受益,更重要的是對整個國家的制度建構起到點滴的改變作用。

第三從宏觀上講。我們每天的報導大多是真相的呈現,只要不斷把真相告之於眾,就有累加效應,就能起到讓公眾更清晰地認識中國社會,完成對公眾的啟蒙。這個作用是一個漸漸的,常常是看不見,摸不著的,但這個作用往往是最大的。

笑蜀:最根本的一點在於,我們現在的社會問題,看起來是體制問題,但說白了還是人心的問題。最需要改變的是人心,所以無論是我們的報導還是評論,都要著眼這個更長遠的目標。而這就第一需要耐心,堅韌。第二,這種耐心和堅韌需要有一種力量,一種力量的源泉。這種源泉只能來自於信仰。這是從事任何職業所需要的第一元素。我2007年寫過一個評論,叫做《重申權利,更須重建信仰》就是這個意思。沒有這樣的基本信仰托底,權利對於你來說也用不好,也守不住。

王克勤:我覺得很多同仁過得很痛苦,就是這個問題處理不好。其實我個人也經歷過這個過程。必須經過,才能進入這樣的境界。進入這個境界之後,個人性格上並沒有出現異常,平和做人,但經常會做出一些比較銳利的、有力度的調查作品。

以激情之心關注,用冷靜之筆記錄,這是我長期總結出來的一個比較精華的東西。做一個真正的記者應該要有激情。這要分兩個層面來說,第一我們是人。

笑蜀:是人就會有痛感,會憤怒,會焦灼。

王克勤:對。好多人問你為什麼一直苦苦堅持,我說實在話,主要是因為我的內心可能太柔軟,我看到別人求助的眼神會很痛苦,會感到折磨。要讓自己的痛苦少一點,讓自己能夠恢復到正常狀態,那麼我就得行動,在職業範圍內給他們一些幫助,換得內心的寧靜和寬慰。這是激情的第一個層面。

第二個層面,我是記者。從職業層面講,你就應該容易被那些事情打動,它們對你會產生強烈的刺激感,讓你坐不住,停不下來。所以作為記者更需要有激情。如果你對所有的受難和痛苦都冷漠,你就不配當記者。

笑蜀:這裡有一個問題。調查記者這個行業可能是個雙刃劍,自己報導的那些內容,那些形形色色的悲劇和苦難本身,可能對記者自己的人格、自己的心態,也會構成細微然而是持續的傷害。

王克勤:我曾經也這樣,但時間久了我就要慢慢跳出來。

笑蜀:自我療傷?

王克勤:對,自我療傷法,自我調整。我面對的煎熬很多了,但最大的煎熬,還是面對的眾多苦主求助的眼光,然而種種原因你不能報導,愛莫能助。

笑蜀:能報導是偶然的,不能報導是必然的。

王克勤:是。這真給人很大的壓力,有時都讓人喘不過氣來。我收到很多來信罵我冷酷無情,我們這麼悲慘的事情怎麼就毫不關心?還有人罵我嫌貧愛富,你丫只找重大題材,咱家低保的題材你為什麼不做?

笑蜀:但是也沒有辦法,正如前面講到的,對記者的能量、媒體的能量不能高估。我們不是救世主,不可能包打天下。只要自己確實盡了最大努力,就可以問心無愧了,也不能對自己求全責備。

王克勤:是的。我們經常面對是跟被監督方之間的一場競賽,看誰反應更快,看誰功夫下得更紮實。只要你反應足夠快,功夫足夠紮實,被監督方再怎麼嚴防死守,也不是完全找不到突破機會。只要一直堅持那樣去做,那樣盡職盡責,就能夠有所成就,用那些成就來撫慰自己。

——始發《南方週末》,發表時有大量刪節,此為全本 (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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