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京:中國人何時得自由?

梁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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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1年10月26日訊】卡扎菲的下場雖不令人意外,但各種細節傳來,對我心理衝擊之大卻是未曾想到的。重要的原因,就是利比亞人的命運,很難不讓人聯想到中國人的命運。

利比亞與最先發生茉莉花革命的突尼斯以及緊隨其後的埃及都不同。突尼斯的獨裁者本.阿里很聰明,三十六計走為上。結果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最圓滿,獨裁者全身而退,人民亦得自由。埃及則有了變化,穆巴拉克直到最後還在做夢,以為多數埃及人會理解和原諒他,堅持不下台。所幸埃及軍隊很出色,站在人民一邊,為埃及人贏得了尊嚴,並打開了通往自由的大門。不過,埃及人要獲得真正的自由,前面還有一些艱難的考驗。

利比亞的情況之所以更加牽動中國人的心,是由於它在兩個問題上與中國很相似,第一是專制統治者自認毫無退讓餘地,只有「死磕」到底,第二,人民不團結,且組織程度極低,根本不是專制政權的對手。但是,還是有人毅然起來反抗了。很顯然,如果沒有西方國家的介入,這些起義者的命運會很慘。現在,利比亞人民解放了,但付出的代價也極大。這場持續數月的戰亂,幾乎傷及所有的家庭。

這使得嚮往自由的中國人在得知卡扎非死於非命的消息後,不能不產生一種複雜的感情,一方面,我們為利比亞人民獲得自由而高興,另一方面,反身思己,不能不問中國人要獲得自由也要付出如此慘重的代價嗎?一想到中國有十三億人口,就不寒而慄。

卡扎菲末日的同一週,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結束。當權者面對國內正在急劇惡化的危機形勢,面對國內維權輿論日益高漲的抗議當局使用流氓手段限制陳光誠自由,毆打所有前往探視者的運動,面對整個中產階級乃至知識精英階層對未來普遍惶惑不安,卻擺出了一幅不屑理會,或毫不知情的姿態,大談「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及其「科學內涵」,而且還要「使全民族文化創造活力持續迸發、社會文化生活更加豐富多彩」。

當然,中共當權者不可能不知道中國正在發生的各種事情,那他們此時的這種看起來完全是精神分裂的話語,意圖究竟是甚麼呢?

理解中共決策,必須知道中共專制與經典的獨裁不同,它不是家天下,而是黨天下,是一種集體的專制制度。我曾在評論中說,近二十年來,中共把中國傳統的奴才文化發展到極致,並且使之現代化了。從此次六中全會的決議看,中共領導層面對全球專制制度四面楚歌的形勢,似乎決定採取以攻為守的策略,進行一場全力以赴的「文化反擊戰」。這場文化反擊戰,並非簡單地唱唱高調,而有十分實際的算計。

算計之一,就是找到一個GDP的新增長點。中共領導層顯然已經看到,繼續擴大資源密集的投資,各種風險已經太大。現在大規模投資所謂文化產業,可以繼續瓜分國民財富並且更方便轉移海外,即使中共政權垮臺了,自己也不吃虧。算計之二,可以增加就業機會,尤其是增加受過教育的年輕人的就業機會,減少他們造反的動力,算計之三,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灌輸奴才文化和腐敗文化,以抵抗所謂西方文化,其實質就是消解自由對中國年輕一代的吸引力。

中共的奴才文人吹捧這個新的文化戰略已經無恥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這恰恰說明他們利在其中,同時,也反映了中國確有不少人相信,中國的奴才文化和貪腐文化是不可戰勝的。

中共這個戰略能成功嗎?中國人何時才能自由?人類對自由的嚮往並非源自西方文明,而是源自人的本性,只不過西方文明率先找到了自我解放的路徑。因此,中共想以奴才文化與自由相對抗是不可能成功的。但中國奴才文化的發達,也是無法迴避的事實。事實證明,毛澤東鼓勵造反的「文革」,並沒有革掉奴才文化的命。造反文化與奴才文化不過是中國政治文化相反相成的兩面。中國人只有走出這個文化困境,才可能得到真的自由。而這一天並非遙不可期,因為網絡時代是一個促人學會交流和思考的時代,是一個既不利造反文化,也不利奴才文化的時代。

2011-10-25

──轉自《自由亞洲電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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