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今日】中共思想改造「誅心」知識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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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1年11月29日訊】(大紀元記者唐文綜合報道)60年前的今天,1951年11月30日,中共發出《關於在學校中進行思想改造和組織處理工作的指示》,發動針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要求「在所有大中小學校的教員中和高中學校以上的學生中,普遍地進行初步的思想改造的工作,……組織忠誠老實交清歷史的運動,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隨即,思想改造運動從教育界擴展到文藝界和整個知識界。

中共思想改造運動採用強制學習、坦白、批評與自我批評、運動等手段,重演中共延安整風運動,至1952年9月,中共對全國90%左右的高等學校教職員和70%左右的中等學校教職員完成思想改造和組織清理工作。

學者表示,中共思想改造運動是以集中過關的方式,在短時期內對知識分子思想進行強制改造,並與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等運動相結合的一場完全的政治運動。中共思想改造運動讓中國知識分子子無休止地自我踐踏和自我奴役,打垮了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逐步磨滅知識分子的個性和獨立思考的能力,從而成為為中共政治服務的工具。從此以後,「中國社會再沒有一種獨立為文化、為道統負責的力量了。」

毛澤東及中共對知識分子的評價

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態度,最集中體現在四十年代他在延安的兩次講話中。1942年2月1日,毛澤東在延安中共黨校開學典禮大會上的演說《整頓學風黨風文風》一文中說:「沒有革命知識分子,革命就不會勝利。但是我們曉得,有許多知識分子,他們自以為很有知識,大擺其知識分子架子,而不知道這種架子是不好的,是有害的,是阻礙他們前進的。他們應該知道一個真理,就是許多所謂知識分子,其實是比較最無知識的,工農分子的知識有時倒比他們多一點。」

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毛澤東評價知識分子說:「拿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與工農比較,就覺得知識分子不但精神有很多不乾淨處,就是身體也不乾淨,最乾淨的還是工人農民,儘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大小資產階級都乾淨。這就叫感情起了變化,由一個階級變到了另一個階級。我們知識分子出身的文藝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為群眾所歡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來一個變化,來一番改造。沒有這個變化,沒有這個改造,甚麼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會委員們在討論思想改造的學習計劃(網絡圖片)

1947年底,毛澤東籌劃未來中國的政治體制時,他極為關切民主黨派在中國未來政治體制中的地位問題,因為中國的民主黨派,大體上是知識分子群體。為此他特向斯大林發出一份絕密電報,對斯大林陳述自己對這個問題的觀點,毛澤東說:「我們對這種人的策略是,不抱太大的希望,同時利用他們為革命服務。……在中國革命取得最終勝利時,根據蘇聯和南斯拉夫的榜樣,除中國共產黨以外,全部政黨都應退出政治舞台,這樣能大大鞏固中國革命。」

1949年9月29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第四十七條中就已透露出這樣的信息:「有計劃有步驟地實行普及教育,加強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注意技術教育,加強勞動者的業餘教育和在職幹部教育,給青年知識分子和舊知識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以應革命工作和國家建設工作的廣泛需要。」

學者謝泳表示,從毛澤東一生對知識分子的基本評價中可以看出,他對知識分子是沒有好感的。在毛澤東眼裡,知識分子只是一種可以利用的力量,他從沒有把他們看成是具有獨立人格和精神世界的群體。謝泳認為,這個評價,不僅是毛澤東個人,也可以從中共的體制化行為中看得很清楚。毛澤東及中共對中國知識分子,特別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態度,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中國知識分子後來的命運。「中共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只是一個早晚、一個以甚麼樣方式來完成的問題,改造是必然的。」

思想改造運動的形成

作為政治運動的「思想改造」的出現,與兩個人有直接關係,一個是馬寅初,另一個是周恩來。「思想改造運動」的起源可以從1951年9月3日算起。這一天,據《周恩來年譜》記載:「(周恩來)和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談話,聽他介紹北大湯用彤、張景鉞、楊晦、張龍翔等十二位教授響應周恩來8月關於進行思想改造的號召,發起北大教師政治學習運動的情況,並就馬提出擬邀請中央負責人為北大教師學習會作報告事交換意見。」

當時北大校長馬寅初給中共總理周恩來寫了一封信,信中說:「北大教授中有新思想者,如湯用彤副校長、張景鉞教務長、楊晦副教務長、張龍翔秘書長等十二位教授,響應周總理改造思想的號召,發起北大教員政治學習運動。」信中提到的「響應周總理改造思想的號召」,是指1951年8月22日周恩來在題為《目前形勢和任務》的報告中說:「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在過去不是受著封建思想的束縛,就是受著帝國主義奴化思想的侵蝕;現在要為新中國服務,為人民服務,思想改造是不可避免的。」馬寅初的信最後轉給了毛澤東。1951年9月11日,毛澤東在馬寅初給周恩來的那封信上批示:「這種學習很好,可請幾個同志去講演。我不能去。」

1951年9月29日,周恩來在北京、天津高等院校教師學習會上做了一個報告,這就是有名的《關於知識分子的改造問題》。周恩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講話以後,全國各地的思想改造運動就開始了。全國幾乎所有有名的知識分子都開始以接受記者採訪、單獨發表檢討文章,表示自己要和過去化清界線。


當時報紙對思想改造運動的報導(網絡圖片)

1951年10月23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在北京開幕。毛澤東在會上致開幕詞說:「在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閉幕的時候,我曾提出了以批評和自我批評方法進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建議。現在,這個建議已經逐步地變為現實。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種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國在各方面徹底實現民主改革和逐步實行工業化的重要條件之一。」

1951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印發了《關於在學校中進行思想改造和組織清理工作的指示的通知》。通知中說:「學校是培植幹部和教育人民的重要機關。黨和人民政府必須進行有系統的工作,以期從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清除學校中的反動遺蹟,使全國學校都逐步掌握在黨的領導之下,並逐步取得與保持其革命的純潔性。因此,必須立即開始準備有計劃、有領導、有步驟地於一至二年內,在所有大中小學校的教員中和高中學校以上的學生中,普遍地進行初步的思想改造的工作,培養幹部和積極分子,並在這些基礎上,在大中小學校的教員中和專科以上(即大學一年級)的學生中,組織忠誠老實交清歷史的運動,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

1951年12月9日,《新華日報》發表社論《思想改造是知識分子對人民祖國的責任》。社論中說:「這是思想領域中的階級鬥爭,和平改造是不可能有任何效果的,必須經過一番痛苦才能放下包袱而感到輕鬆愉快。思想改造自然是長期的,這是說,從一個階級的觀念形態的轉變,不是幾次會議,一個運動所能全部解決的,必須經過長期鬥爭的磨練。」

1952年9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各地須做高、中、初等學校思想改造和組織清理工作的綜合報告的通知》,稱「今年秋季開學以前,在全國90%左右的高等學校教職員和70%左右的中等學校教職員中已完成了思想改造和組織清理工作」。至此,中共在建政初期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基本結束。

1952年9月24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做好院系調整工作,有效地培養國家建設班幹部》。文章說:「今天的院系調整工作,是在學校的政治改革和教師的思想改造已經取得重大勝利的基礎上進行的。……知識分子進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運動和今年經過『三反』和思想改造運動以後,各校教師進一步肅清了封建、買辦、法西斯思想,批判了資產階級思想,樹立加強了為人民服務的思想。這樣,就有條件與可能把院系調整工作做好了。」到1952年秋,華北、東北、華東的高校基本完成了預定的院系調整和設置專業的任務。


中共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大紀元配圖)

思想改造重演延安整風

1949年後中國所有的政治運動,幾乎都可以從四十年代初的中共延安整風中找到源頭,無論是運動的指導思想,還是組織方式以及具體的工作作風。1952年在中共政權當中,負責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人完全是延安知識分子,特別是當年延安馬列學院的知識分子,如胡喬木、周揚、李維漢、艾思奇、范文瀾以及地位在他們以下的于光遠、胡繩、鄧力群等。由於他們當年都經歷過延安整風和審幹部運動,五二年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不過是把當年延安整風和審幹那一套東西,用來對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重演一遍而已。

作者唐勃在《中共與知識分子》一書中指出中共對知識分子改造的三個目標:(1)革除知識分子「資產階級思想」:通過「思想改造運動」,徹底根除知識分子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思想,也就是所謂的個人主義思想、自由主義思想、絕對平等主義思想、無政府主義思想、民族主義思想,以及中國數千年的傳統學術和倫理思想,從根本上清除中共政權與知識分子之間的矛盾和對立,讓知識分子為中共政權服務。(2)打擊知識分子的不滿:思想改造有一個基本思路就是,不僅要徹底消滅一切階級異已,為社會主義革命鋪平道路,而且採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以迂迴曲折的欺騙手段,要使整個社會全部納入計劃經濟的體系。由於知識分子對此種措施至為不滿,所以要用思想改造來對待知識分子,迫使知識分子成為馴服聽命的工具。(3)控制人民的思想:使人民意識到教師和教育工作人員都改變了過去的想法,以求達到整個社會思想領域的根本變革。利用知識分子的科學技術和專業知識,來從事它的經濟、文化教育各項建設,解決各級幹部嚴重缺乏的困難。

思想改造通常要經歷如下五個步驟,這五個步驟基本上是從延安整風中照搬過來的。

一是學習。用政治學習、理論學習為名,灌輸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只能接受,不能懷疑。

二是坦白。以會議上發言、寫作自傳或學習心得報告等方式,要知識分子檢查思想上非無產階級的存在成分,揭開思想反動的一面,從而強迫否定自己原有的思想,並表明誠心誠意地接受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

三是批評與自我批評。「批評與自我批評」,是延安整風對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改造的主要武器。借用民主評議之名,開展公開鬥爭,要知識分子先作自我批評,再由群眾來批評(如學生控訴老師、兒女控訴父母,以及妻子、朋友、鄰居等控訴),鼓勵掀起鬥爭高潮,以進行反覆的鬥爭,從而運用操縱群眾的方式,決定其是否進步與能否過關。

四是改造。逼迫知識分子參加「社會活動和政治鬥爭」,企圖徹底改造知識分子的思想、觀念、與意識形態。如組織他們參加「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和「五反」等。

五是總結。要知識分子將自己學習、改造的過程,作出總結報告,把思想上的黑點和黑線肅清,搞清楚為誰服務的問題。如果發現覺悟的程度不夠,還需要再進行改造,強迫補課學習。

學者黃平在《有目的之行動與未預期之後果——中國知識分子在五十年代的經歷探源》一文中說,思想改造運動第一階段是了解新式話語規則的階段,從著名學者到普通教師,都參加到了逐日逐句的嚴肅而認真地閱讀、領會有關政策文件和「經典著作」的帶有強制性的被動性色彩的學習之中,通過學習,這些舊式的非體制知識分子開始被灌輸一整套對他們來說幾乎是全新思想觀念和思維用語。第二階段是清理原有話語的階段,這些知識分子根據所學文件和著作去發掘自己頭腦中的各種非無產階級的「骯髒思想」,包括個人主義、自由主義、進步包袱、名利思想等等,其中特別是親美崇美思想。最後一個階段是意識形態上的自我批評批判階段,知識分子將他們所學習、所清理的東西寫成書面的自我批評批判文字並在不同規模的場合宣讀或發表,以求完成「洗澡」。

思想改造運動主要是在學校裡進行,方式也是編小組,在小組裡個人檢討,別人批評。有重點的對象便到大會上作檢討,群眾再批評提意見。作思想檢討的人,就是把一生歷史活動報告出來,那種活動是甚麼思想,並且為甚麼有那種思想。思想改造不是一檢討批評就算了事。檢討必須由小組或大會通過,才算過關。所以有些教授雖然做了八九次檢討,以致痛哭流涕,還是過不了關。如果涉及政治問題,那就走到鎮反或其它帶有鎮壓性的運動範圍,這個人就有被逮捕法辦,或勞動改造的可能。


上海電影演員為接受思想改造而下厰演出(網絡圖片)

思想改造與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政治運動相結合

五十年代初,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與朝鮮戰爭、隨後進行的土改、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等政治運動和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是重疊的,所以顯得非常恐怖。土改運動鬥爭了地主。鎮壓反革命運動鬥爭了在社會上的影響力的人。抗美援朝清算了西方關係和影響。三反五反鬥爭了工商界。這些運動都進行得極為激烈。

雖然在思想改造的文明詞句的偽裝下,而參預這個運動的人是面對著不可抵抗的暴力鎮壓。至少在知識分子心中,如果過不了思想改造的關,自己吃飯的問題是嚴重到不堪設想。在當時的社會裏,以出賣知識吃飯的知識分子,又有何法能求得生存?思想改造也是含有恐怖性的,而被蹂躪的知識分子,主要是大學教授。在運動中已是處在牛鬼蛇神的世界,而不是清高的教育。

此外,各種各樣的措施造成了強烈的心理壓力,其中包括強迫在小組中坦白和有數萬人參加的公審(並向幾百萬人廣播)。這不但形成一種不信任氣氛,破壞了已建立的個人關係。各種政治運動導致大批人自殺——可能有幾十萬人。

非體制知識分子發表自我批判性文字

從1951年9月30日至1952年12月26日,《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等主要報刊發表了大量著名知識分子寫的有關思想改造的文章。從內容上看,這些文章主要是自我批評性的,而且大多出自非體制知識分子之手。體制知識分子在思想改造運動中所發表的,主要是代表權威闡釋運動的意義和必要性,例如胡喬木、周揚、艾思奇、郭沫若、範文瀾等,都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以及諸如《學習》雜誌之類的報刊上發表了署名文章,論述思想改造的重要性;而民主人士則基本上是以著名社會賢達或民主黨派領袖的身份呼籲知識分子響應號召投入到思想改造運動中去,這可以從黃炎培、章乃器、陳叔通、李濟深、鄧初民、譚平山、周建人等人的文章中看出來。

真正作為改造對像在報刊上發表自我批判性文字的,是舊式的非體制知識分子;馮友蘭、梁漱溟、金岳霖、張東蓀、沈從文、錢端升等。這些非體制的知識分子的自我批判文章,大都是對自己或自己過去所受的教育、所從事的工作的檢討。例如「批判過去協和的一切」,「否定過去」,「從頭學起」,「肅清崇美思想」,「批判我的崇美奴化思想」,「批判我為反動統治階級服務的教育思想」,「檢查我追求教授名位的思想」,「清除我的清高思想」,「批判我的剝削思想」,「斬斷與舊協和的一切聯繫」,「進步包袱是思想的敵人」,「名譽地位給我的毒害」,「我替美帝作宣傳」,「批判我的反動買辦思想」等等。


思想改造運動中數學家華羅庚被逼自殺(網絡圖片)

思想改造運動中的華羅庚、潘光旦與顧頡剛

清華大學的思想改造運動中兩個特殊的例子,一個是鬥爭華羅庚,一個是鬥爭潘光旦。華羅庚是國際聞名的數學家;從美國回來投奔祖國,不久就碰上思想改造運動,他以坦白的心情都盡其所有交代清楚。但最後因為華羅庚還保留著原有的出國護照,未加焚燬,由此引起了對他的無窮的鬥爭,說他有「投靠帝國主義的思想」,為「留後路」的打算。華羅庚簡直成了「罪人」,在鬥爭會上有口難辨,他看見了這個無情無理不問是非的世界,自己的災難是無窮的,生活在這樣的社會還有甚麼意義,於是進行了自殺。後被發現得早,保住了生命。因為華羅庚是民盟盟員,他的檢討改在民盟北京市支部舉行,才算過了關。

清華大學另一個鬥爭的對象潘光旦是全國有名的社會學學者,為人老實厚道,為民主運動奮鬥甚力;早年就加入了民主同盟,多年保持中央常務委員的職位。在思想改造運動中,他的檢討大體上是坦白、老實的,而且他的歷史人所周知,也不需要甚麼隱藏;但卻被認為有「思想暗流」,意思就是在表面思想之外,還有隱藏的思想。這一追查,越檢討,越搞不清,潘光旦前後作了八次檢討,被鬥爭的痛哭流涕,最後也是在民盟北京市支部檢討之後過的關。

著名歷史學家顧頡剛在1951年7月9日日記中說:「此次學習,可怕者三:天正熱,不堪炎熱,一也。刺激太甚,使予接連不得安眠,二也。開會太多,無寫作自我批判之時間,三也。」在1952年7月13日日記中說:「思想改造,一定要寫文章,說過去是如何如何的不好,此於我真是一難題,以向日予自覺是一不做壞事的人也。」1952年9月12日日記中說:「予失眠自作檢討書起,至今亦月餘矣。學習中終日開會,無寫作之暇,而又不得不做,只得在晚間為之,而予夜中不能工作,一工作即失眠,愈發愈劇,至近日而非服藥兩三次不可,『腦息定』至不生作用。」

思想改造運動對中國知識分子的影響

學者劉青峰在《試論文革前中國知識分子道德勇氣的淪喪》一文中認為,中國知識分子的道德勇氣主要來源有三,一是道德勇氣來源於內心;二是道德勇氣來源於文化知識,三是道德勇氣來源於對外在規範的熱忱。而思想改造運動正是從上述三方面對知識分子的道德勇氣進行打擊。劉青峰說:「要摧垮知識分子道德勇氣最有效的辦法是,用否定傳統的道德勇氣三大來源的方法,使他們再也不能利用這些資源,於是傳統的道德勇氣就能藉助於人們下意識中存在的傳統思維方式而被打倒。思想改造運動之所以在短短的時間內征服了絕大多數知識分子,正是採用了這種方式。」

學者周鯨文在《風暴十年》一書中表示,思想改造運動用意之一,是打垮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不讓有超然物外之想;如果你超然物外,就是反對無產階級的領導,另一面就是維護資產階級的思想和政權。「在大會鬥爭是嚴厲的,其瘋狂的程度,不亞於土改斗地主,在鎮反中鎮壓反革命。通常坐在大會台下的是被鬥爭者的同事、教書先生;是群眾――自己教授的學生。他們指著鼻子罵你,說你骯髒。頑固、舊時代的走狗;你的舊知識是害人的,有毒素的,你全身都是細菌,而你自己還恬不知恥的以此自高自大、自豪、自滿,看你的樣子,簡直都沒有人形。這樣的污辱對一個大學教授來說,其人格的污辱是非常之大的,教師們成了階下囚,學生成了審判員。中國傳統的尊師重道觀念被思想改造一掃而空。」

學者劉再復在《歷史角色的變形: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自我迷失》一文中表示,二十世紀的中國知識分子在理性層面和社會實踐層面上,對農民的盲目崇拜,造成了一種不必要的自我貶抑和自我矮化,以至在接受「改造」命題之後無休止地自我踐踏和自我奴役,這就使得自己進一步喪失知識分子的獨立本性,順理成章地變成革命王國的馴服臣民。他說:「中國知識分子的改造,除了農民化過程之外,還有一個國有化過程。國有化是在經濟國有化的同時,要求精神文化的國有化和個體心靈的國有化。這種國有化的基本內容是通過對『個人主義』的批判,逐步磨滅知識分子的個性、個人生活空間和獨立思考的能力,把他們變成國家機器中的螺絲釘,變成政治服務的工具。」

胡適給劉紹唐《紅色中國的叛徒》寫序時,看了金岳霖在思想改造運動中寫的檢查,他說:「是不是毛澤東和他的政權已經很成功的做了一件不可能的事,就是將這一位最倔強的個人主義的中國哲學家的腦給洗乾淨了?還是我們應該向上帝禱告請准許我們的金教授經過了這樣屈辱的坦白以後可以不必再參加『學習會』了。」

胡適說:「許多我們的朋友公開否認北大的傳統;這是在日本鐵蹄之下都沒有經過的苦痛。我們那些老朋友,在思想改造時期,被迫作土地改革,自我批評;而且要所有群眾來批評『自我批評』。……所有這些公開否認『胡適思想』,檢討『蔡元培思想』的朋友,都是在非人環境的生活中,被壓迫而這樣樣做的。我們應該基於深刻的同情,知道他們沒有說話的自由,也沒有不說話的自由;我們應該體諒,他們所坦白的,絕不是他們心中要說的。」

學者謝泳在《思想改造運動的起源及對中國知識分子的影響》一文中表示,中國知識分子幾乎是在一夜之間,把自己的獨立性全部交了出去,從此以後,一個階層在社會上的獨特地位消失了,中國社會再沒有一種獨立為文化、為道統負責的力量了。「文革」當中,知識分子之間的相互殘殺,不能說與思想改造運動的後果沒有關係。


思想改造運動中,社會學者潘光旦前後作了八次檢討,被鬥爭的痛哭流涕。(網絡圖片)

附:《寫歷史與思想自傳參考提綱》與《交待問題注意事項》

參加過思想改造運動的知識分子邵燕祥,保留了其所在廣播事業局1951年開展「忠誠老實政治自覺學習運動」中的兩份材料。一份是《寫歷史與思想自傳參考提綱》,另一份是《交待問題注意事項》。邵燕祥表示,如果研究中國當代歷史,特別是有關政治運動、思想改造這些專題,對這些則不可不知。

《寫歷史與思想自傳參考提綱》

(一)應寫的項目
1、履歷年表。
2、家庭情況。
3、個人經歷。
4、思想總結。
(二)主要的內容
甲、履歷年表
1、從出生年、月、日及地點寫起。
2、、七歲以前概括地寫明簡歷。
3、七歲以後到現在為止,逐年寫明在何地甚麼學校學習,哪個機關工作及其它經歷。
4、參加政治活動以後到現在為止的各個時期,須註明能證明各該時期情況的證明人,開列證明人的姓名、職業及現在通信地址。
乙、家庭情況
A、祖父一代
1、祖父母的姓名、籍貫、年齡、職業。
2、主要的經濟來源,家庭經濟收支狀況、有些甚麼動產和不動產。
3、祖父母的政治和宗教信仰,參加過甚麼社會活動,群眾反映如何。
B、父親一代
1、父母親的姓名、籍貫、年齡。
2、父母親的學歷和職業經歷。
3、家庭收的主要來源,生活水準和財產情況。
4、父母親的政治思想與信仰。
5、父母親參加過甚麼黨派、社會活動,群眾反映如何。
C、自己一代
1、嫡系兄弟姊妹及旁系同輩親戚以及朋友的姓名、年齡、學歷、職業經歷。
2、他們的政治思想如何,參加過甚麼政治團體,有些甚麼政治性和社會性的活動。
3、他們現在何處,對革命的態度如何。
4、個人和他們在政治、經濟、思想上有些甚麼聯繫。
丙、個人經歷
1、上過哪些學校,曾在甚麼機關擔任過哪些職務。
2、在學生及服務社會時期,聽過或看過哪些關於思想、藝術、政治等方面的學說和書報刊物,對個人發生過甚麼影響。
3、在各個時期,對國家、民族、社會、政黨及個人前途存在過些甚麼樣的希望。
4、對各個時期國內外發生的各種事變和社會現象,採取甚麼看法和態度。
5、參加過哪些學生運動、社會活動,經過與結局如何。
6、參加過哪些政治事件活動,當時的動機如何,事後在思想上有些甚麼好的或壞的影響。
7、參加革命工作以後,在人生觀和思想上有些甚麼新的收穫。
丁、思想總結
1、家庭和學校教育,及社會環境,給個人形成了甚麼樣的政治思想和作風。
2、今天在工作、學習、生活上保留著哪些主要優點和缺點。
(三)寫法與重點
1、按事情的發展過程,以經歷(如學生生活時期、職業生活時期)或思想轉變(如由一種思想顯著地轉變為另一種思想)為中心,做縱的敘述和橫的分析。
2、、要將思想和事實聯繫起來,以各時期經歷過的事實為依據,來反映當時的思想;在分析各時期的思想時,必須以具體的事實為基礎,來說明思想的根源。
3、重要的轉變和發展,必須將關鍵性的主客觀原因,分主要與次要地交代。
4、年表著重寫七歲以後的主要經歷,可採取生平大事記的格式。
5、家庭情況著重寫父母一代和自己一代的經濟、政治情況及由此而產生的個人的主導的思想與作風。
6、個人經歷按時間的先後,著重寫與個人有關的事實,不能顯著地說明一種思想的瑣碎雜亂的事物,不必一一列舉;應偏重於主要事物的歷史性的敘述,它和思想總結的不同點,在於思想總結著重概括政治及一般思想意識與作風的轉變和現狀。
(四)注意事項
1、寫自傳必須忠實坦白,不虛構誇張進步面,也不隱瞞落後以及反動面,應實事求是,有啥說啥。
2、要採取歷史的批判的態度分析過去,以說明現在。如果以今天的現實水平,去硬套過去,將新近才認識的問題說成是老早就已認清的問題,結果,不但看不清演變與發展,而且必然地會將自己的歷史與思想寫得不合邏輯,失去真實性。
廣播事業局青年團分總支
三月七日(1951)

《交代問題注意事項》

本局「忠誠老實政治自覺」學習運動,即將轉入交代問題階段。所有準備交代問題的人,應注意下列幾個問題:
(壹)交代甚麼。下列四類問題是要交代的:
甲、特務問題及反革命的重要政治問題
一、參加特務組織,如中統、軍統系統和特務組織;日寇的特務機關;帝國主義的間諜組織;以及參加其它反革命情報機關擔任蒐集情報工作。
二、參加反革命軍警及憲兵等組織的重要部門。
三、參加其它特務性質的組織及特務外圍組織。
四、自覺幫助特務及反動派經常進行反革命活動,如破壞革命運動、學生運動、破壞工人運動、密告或捕殺進步分子與破壞進步組織之行為。
乙、一般政治問題及一般政治性問題
一、參加反動黨派團體;國民黨、三青團、青年黨、國社黨、民族革命同志會、復興社、勵志社以及其它反動的黨派團體;敵偽的新民會及其它反動組織。
二、參加反動的會道門及封建團體如青紅幫、一貫道、九宮道以及其它反動會道門用封建團體。
三、參加宗教團體中的反動組織如「聖母軍」、「公教報國團」。
四、曾經在一時或偶然進行過反革命的活動如進行反人民反共反蘇宣傳,參加反蘇遊行,反對或破壞各種進步的團體和運動。
五、其它一般政治問題或帶有政治性的問題。
丙、隱瞞、偽造、誇大、縮小政治性或非政治性的問題:如隱瞞和偽造自己的歷史、政治經歷、偽造或誇大自己某一時期的思想(如落後或反動的思想偽造成進步思想),偽造或誇大自己的社會關係的進步性,偽造自己參加革命及共產黨、青年團的時間,偽造自己參加進步團體甚至參加共產黨,偽造家庭出身、本人成分,升降年齡,以及偽造其它政治性問題或非政治性問題而自己認為需要交代的問題。
丁、社會關係,下列四類的社會關係要交代:
一、陷害自己或使自己參加反動組織和活動的人。
二、自己知道的參加各種反革命組織反動黨團會道門、進行各種反革命活動的人。
三、對自己的思想行為有重要影響的人。
四、了解自己各階段歷史、活動情況的人。
(貳)交代問題的標準、要求和態度:交代問題的唯一標準,就是使自己講的和寫的歷史、經歷、思想、行為(活動)社會關係完全合乎實際情況,也就是說交代的情況是完全真實的。交代問題要求真實(不縮小也不誇大)、明確(不含糊)、徹底(不留尾巴)。交代問題的態度是忠誠老實,自覺自願,主動交代。
(三)交代的方式方法:寫成書面材料,在會上或會後交代。
廣播事業局學習分會
7月13日(1951年)

(責任編輯:高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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