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04月12日訊】我生活在上海，1988年畢業於中國紡織大學。曾在多家外資企業工作，1998年杜邦公司上海辦事處派我到北京的合資企業做管理工作。2000年4月因修煉法輪功多次被關押，為了不影響工作，向杜邦公司提出辭職。當年7月被中共610抓捕，被非法判處2年勞教。
2004年8月我的太太出國留學，後來在澳洲拿到綠卡。自從太太出國後，我一直在申請護照，但在08年10月前始終沒有被批准。當時我在上海浦東出入境管理處申請護照，但每次結果都是一樣：2個星期後，我收到一封拒發護照的信，上面幾行字，意思是根據護照法，我被劃入7條不能出國的情況的第七條，就是：國務院有關主管部門認為出境後將對國家安全造成危害或者對國家利益造成重大損失的。
那時，我找市公安局相關部門、人大上訪，一聽我是煉法輪功的，他們就顯得很不耐煩，然後走走形式，也不願意給你多解釋。告訴我，他們會處理我的上訴，回家等消息吧。回家後，我知道不太可能批准我，但每次總還是抱著一絲希望，也許這些人這次良心發現，批准我了，但每次都讓我希望徹底落空，我的心情在幾天內都會很糟糕。太太一個人在海外生活很艱辛，非常不容易，學習和打工都很辛苦，她也因為修煉法輪功，不願回到這個對她非常危險的國內。在四年半中我們只能用郵件互相聯絡，表達思念之情。眼看一年一年下去，不知甚麼時候我們才能團聚。
由於向中共政府申請無法成功，我太太於2007年年底開始在澳洲當地尋求澳洲政府的幫助，終於有了結果，澳洲政府出於人道主義願意提供適當的幫助，他們經過約半年對我情況的審核，包括這四年多裡我們夫妻之間是否還在經常聯繫和我在國內是否仍然處境危險，我當時提供了很多相關的材料，包括我們的郵件通信和網絡聊天記錄，看得出來他們真的比較吃驚，我們夫妻分開四年多，我們之間一直感情伊始，從未因遠隔重洋、分開四年而有一點感情變遷。
於是到了2008年6月澳洲大使館給我發了一封信，表示澳洲大使館已經同意給我簽證。但他們告訴我，關於我的護照他們還是幫不了我的忙，只能靠我自己解決。只要一有護照，他們就給我辦理簽證。
於是我就開始給上海的幾個副市長發信，還包括市人大和政協。信中我強調中國做為聯合國成員國應該遵守的《世界人權宣言》。宣言的第十三條一──人人在各國境內有權自由遷徙和居住。二──人人有權離開任何國家，包括其本國在內，並有權返回他的國家。第十六條三──家庭是天然的和基本的社會單元，並應受社會和國家的保護。可是我和太太分居4年多政府部門卻不給予護照而無法團聚，明顯違背《宣言》的精神。現在中國老說自己人權狀況改善，老宣傳我們是和諧社會，但最基本的家庭團圓都因政府的干涉而無法實現，那怎麼叫人權改善了，怎麼叫「和諧社會」了？中國馬上要開奧運會，你們也跟外國講中國人權有很多改善，希望更多西方人來到中國看奧運，我的親身經歷告訴我中國人權沒有改善。我已經申請了四年護照一直沒有被批准，這次你們如果還是不批准我，我也沒有任何辦法，但是你們確確實實也傷害到了我的太太，她現在在國外，她會非常痛苦，她一定會在外國呼籲，希望引起社會關注，並幫助我們獲得家庭團聚。她現在要在國外做甚麼，我也管不了，你們看吧。現在澳洲政府出於人道考慮同意給予我簽證，希望中國政府也能給予護照。我同時附上了澳洲領事館給我的信。
我的信發出去大概一個多星期後，他們破天荒的主動來找我。他們說，我們中國政府是人道的，一直在關心你們夫妻團圓的事。上面已經在討論你出國的事了。然後假心假意的問問太太國外的生活情況。
他們這次態度180度的變化既讓我非常吃驚，又覺得在情理之中。為甚麼呢？無非奧運是它的頭等大事吧，當時中共為了奧運甚麼都可以談條件了。只要能把一切他們認為的所謂麻煩事暫時平息下來、隱藏起來就行，這樣表面上能讓西方人感到中國很和諧，經濟發展很快，老百姓很滿意，而不惜花費老百姓的血汗錢對奧運作巨額的各種該有和不該有的投資，當贏得西方社會的認同後，就以此作為自己統治的資本，反過來脅迫人民接受它的獨裁統治。
我記得當時在上海，很多經常上訪的拆遷戶被發補助金，但要這些人承諾這段時間不能上訪。我當時在開奧運的2週內就被貼身「保護」，每天上班他們開車接送，公司和家門口都有人守著，他們像是進入了24小時全天候的一級戰備狀態，而行動對像不是外來侵略者，卻是手無寸鐵的遵紀守法的善良公民。我知道在上海有很多法輪功修煉者遭受這樣的待遇。
我還記得當時的地鐵站內的商場幾乎全部關門停業，說是安全考慮。我想世界所有的國家舉辦奧運都是全民狂歡，商店銷售額大增，怎麼我們的店主不得不面臨關門的慘痛？！這是為甚麼？我當時還申請看奧運比賽，遭到陪同人員的嚴厲拒絕：「你在做夢是不是！」。我的很多同事還在奧運前幾個月買了股票，說是奧運將給他們帶來好運，說是所有的國家因開奧運而股票瘋漲，我怎麼勸都不行，最後沒有一個不說，輸的太慘了，悔不該沒有聽你的建議。我們的奧運賽場的狂歡也就是在這麼一種背景中營造出來的。但有些不幸的是，我現在在澳洲，卻有時還會碰到一些西方人還在誇：你們奧運怎麼好，中國經濟不錯，一些長期在海外不太真正瞭解國內百姓真實疾苦的華人，也因一些西方人的誇獎而沾沾自喜，於是他們更願意為中共說好話了。中共的目的達到了，而這一切都背後就是對生活在國內老百姓的利益侵犯和基本人權的剝奪。我覺得這是我們奧運會的恥辱，說到底是中共的統治手段的狡詐、邪惡。就像《九評》中形容的，中共是一個成熟的流氓。
在我被24小時監視這段時間裏，有一個週末，我在家裏，外面突然下起了暴雨，我探出窗外看看這些堅守崗位的人怎麼樣了，突然我看到他們人貼在一間臨時搭建的小屋的牆腳下，上面伸出來的屋簷只是稍稍擋住了一點點雨，不一會兒他們全身都淋得像落湯雞一般。我不禁心生同情，他們也是生活所迫做這個事的，我於是拿了傘跑了出去，讓他們都進到大樓的裡面了。我住的大樓都是有鐵門24小時鎖著的，進鐵門直接就是樓梯上二樓，而旁邊一樓的門有一個很小的過道，只要一樓的居民不抱怨，可以暫時坐2、3個人。我曾讓他們進我二樓的家，他們說上面不允許的，於是我搬來凳子讓他們就坐在過道。我馬上又給他們送來熱水和食品，他們說他們不敢吃東西，上面有規定，我聽了心裏真難過，這時我感到其實我和他們沒有差別，都是很普通的中國人。
後來他們只喝了一下水。他們對我說，我們知道你們煉法輪功的是好人，我們沒有辦法，如果能找到其它差事，我可不願意做這種事。等雨小了一點，他們馬上出去了，說是可能負責的警察會來監督，如果不在崗位，他們就麻煩了。我聽了又一陣心酸。
到10月份，我終於拿到了我的護照。一週內澳洲領事館通知我，簽證也弄好了，過來拿吧。
在我出國前不斷有610找我談話，希望不要在國外做不利於中國的事。我說我不會忘記生我養我的中國，我對我們國家和人民都是很有感情的。將來我在國外，不論在哪裡，跑到哪裏都是受歡迎，對任何一個國家和政府都是有百利而無一害，都是一個遵紀守法的好公民，我一定會為中國人增光，但我就是不明白在中國我們這些好人就要被迫害。他們也答不上來甚麼，就說：「我們是工作，我們不得不告訴你這些話。」
2009年2月7日我終於踏上了飛往澳洲的班機，回頭看看我熱愛的國土，我不禁想落淚。這10年我經歷的太多太多。有3位我很熟悉的法輪功修煉者是在被關押期間迫害致死的。
這3位我尊敬的法輪功修煉者，我永遠忘不了他們。一位叫趙昕，是北京工商學院的年輕女教師，當時年僅32歲，2000年6月初因為抗議中共剝奪信仰權力，在紫竹院公開煉功而被抓捕，在海淀區看守所關押僅僅3天，被一個女警察用棍子打斷了頸椎骨，頸椎以下癱瘓，在醫院昏迷6個月後去世。他父母從哈爾濱趕到醫院，當時在將近37度的高溫下跑遍了北京市法院、檢察院，沒有人受理，父親當時病倒也住進醫院，我當時有2個星期一直陪伴他們。另一位叫李白帆，是上海市華東師範大學的年輕教師，他被關進勞教所的開始2個星期，是關在我隔壁再隔壁的房間裡，當時看管犯人組長是一個慣犯，人高馬大，眼睛放著凶光，看管我的犯人告訴我，在其它中隊時，警察也讓他三分，我們眼睛都不敢看他。而李白帆是一個很文弱的書生，警察就是故意讓這樣一個最凶惡的人來管。李白帆進去幾天後，就神情恍惚，目光呆滯。後來他給轉到其它地方，一年後我從其他被關押的法輪功學員那裏知道，他已經被迫害死了。另一位叫馬桂林是上海和平公園煉功點的阿姨，我就是在和平公園開始修煉法輪功，所以和她很熟悉。鎮壓後，她被非法判勞教一年半。在經歷了八個多月的精神和肉體的雙重折磨後，原本身體健康的她得了絕症，不久離開人世。但更不幸的是她在澳洲的女兒，在母親病危期間以及去世後，都申請回國簽證看母親最後一面和參加葬禮，但都被中共領事館無理拒絕，理由是女兒也修煉法輪功，中共連基本的做人良知都喪失殆盡。
鄧國平在坎培拉中國大使館前抗議（圖片由作者提供）
可是非常不幸的是，這種罪惡今天仍在繼續，許多世人仍受中共謊言的欺騙。到了海外，我將做甚麼，我心裏明白，我一定要讓更多中國人明白中共的邪惡，我也會告訴我們可貴的中國人退出這個人類有史以來最邪惡的政治組織，從而會獲得上天在大災難來臨時的護佑，我會告訴人們善惡必報的天理，在中共腐敗治國而導致全社會道德崩潰的今天，我們中國人一定要堅守住我們人類的良知，不被這個中共魔教拉入人性墮落的深淵。上天對人類的大審判那天就會到來，堅守良知的人必得福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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