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恥大辱的絕密:中共與柬共血腥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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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2年10月24日訊】近日,網上流傳一篇文章,作者講述在柬埔寨紅色高棉大屠殺期間,中共和柬共之間存在著一份秘密的血腥協議——中共出賣僑胞的罪行史料,作者稱這是中共的奇恥大辱!

此文作者為唐開宏,他在開篇中講到,「2008年4月,北京出版的《炎黃春秋》與廣州出版的《同舟共進》的第四期分別發表了有關波爾布特的文章,前者的題目為《波爾布特:並不遙遠的教訓》,後者的題目是《又見〈紅色高棉〉》。」

「波爾布特在柬埔寨當政的年代(1975春到1978年底,歷時三年另八個月),犯下了罄竹難書的滔天罪行。波爾布特早已臭名昭著,遭世人唾罵,被釘在歷史恥辱柱上。」作者評論道,兩篇文章都聯繫中國實際做文章,可見兩位作者的良苦用心。

為甚麼不能建「文革博物館」?

如今在柬埔寨首都金邊建立了一座「波爾布特罪行館」,《又見〈紅色高棉〉》的作者在陳述參觀「罪行館」之後,提出如下的沉重反思:

「曾經遭受『文革』浩劫的中國已經以改革開放的態勢高歌猛進,但至今沒有建立可以公開開放的『文革博物館』。首倡其議的巴金老人已經作古,他那顆燃燒著痛苦的心,未能安息下來吧。而這,並不僅僅是巴金老人的夢與痛!」

唐開宏表示,不言而喻,寫本文的意圖在於促進中國人民期盼已久的「文革博物館」能儘快建立起來!可是到目前為止,還停留在「忌談文革」的狀態,似乎讓我們子孫後代永遠忘記這一在神州大地曾經付出了極其慘痛的、血淋淋的局面,無疑這是十分可悲的!

唐開宏評論說,為甚麼在柬埔寨能夠建立「波爾布特罪行館」,而在中國就不敢建立「文革博物館」?何況又不是甚麼「毛澤東罪行館」,究竟怕甚麼?他對此怎麼也無法理解!

毛澤東是波爾布特的後盾

唐開宏提到,在《波爾布特:並不遙遠的教訓》中,作者提供兩個有關重要情節。一是:

「在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時刻,他(指波氏)又來到中國,這一次毛澤東接見了他,親授『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並向他推薦姚文元寫於1974年的兩篇受他激賞的文章——《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和《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

另一個是:1975年,「毛澤東盛讚波爾布特:『你們做到了我們想做而沒有做到的事情。』

「波爾布特因此而驕傲地宣稱:『全世界的革命者都可以從柬埔寨學到很多經驗。』」

「你們做到了我們想做而沒有做到的事情」,唐開宏評論說:「毛澤東這一句話倒是一句大實話,波爾布特在柬埔寨所作所為,正是他靈魂深處想追求的目標,可惜沒有能夠做到,對毛澤東來說,是留下了遺憾。從這一角度看,中國人民也算是萬幸的。

「應該說:毛澤東與波爾布特屬於同類。這才是事物的本來面貌。」

一份出賣僑胞的血腥協議

在《波爾布特:並不遙遠的教訓》中,作者透露了至今極為絕密的中共出賣僑胞的罪行史料,讀後令人痛心、憤慨。有關章節摘錄如下:

「柬埔寨的華僑、華人今後將由柬共掌控。所以紅色高棉幹部經常對華僑、華人說:『中共已經把你們全交給我們了!』

「在波爾布特大屠殺的年代中,柬埔寨的華僑和越僑遭受了比柬埔寨人民更大的苦難。……柬埔寨的華人在1975年紅色高棉上台之初大約有60萬,而在 1979年暴政結束時只剩下了30萬。朗諾政變之初,中國大使館曾通知華僑幹部去『解放區』參加柬埔寨革命,組織關係留待中柬兩黨日後協商解決。一千多僑干和男女青年慷慨激昂奔向『解放區』,加入柬人民抗美鬥爭。實際上,柬共並不歡迎這些華僑幹部,因此北京方面決定並宣佈:中國共產黨和柬埔寨共產黨已經取得協議,決定將柬埔寨華運組織的全體成員移交給柬共。而紅色高棉掌握政權後立即開始宣傳,『華僑都是資產階級,有史以來都是吸柬埔寨人血的。』……在1975年4月金邊大疏散的200多萬人中有大約40萬華僑。那時他們根本不可能向祖國的大使館求救。

「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柬埔寨問題專家愛德華茲說:『波爾布特夢想建立的是以柬埔寨農民為主導的社會主義,華人在種族和意識上都不符合這一模式而成為整肅的對象。』到了1976年,柬共內的華僑幹部被屠殺殆盡。」

唐開宏表示,從這些史料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究竟是誰讓波爾布特膽敢如此肆無忌憚地殘害我們的僑胞?是中共最高決策者毛澤東!

「中共與柬共簽訂的出賣華人的協議,如果沒有毛澤東授權是根本不可能的。在國內毛澤東自認為『做不到的事情』,現在由波爾布特在柬埔寨代勞了。」

在《波爾布特:並不遙遠的教訓》這篇文章中,還提到一個在國際外交史上的可憐又可笑的鬧劇。

「在越軍入侵過程中還出現了一件在古今中外的外交史上都算得上是匪夷所思的事情。中共大使館在大使迅剛的帶領下居然追隨波爾布特殘部退入柬埔寨西部原始森林,在越軍的追擊下連續多日行軍,並在雨中睡覺。後來在森林裡搭起三間草屋作為臨時『大使館』,靠吃像肉和野生動物為生,堅守外交崗位47天,七個人差點餓死和病死。(摘自2005年1月15日《揚子晚報》)」

唐開宏最後評論道:「毛澤東與波爾布特稱得上是一對難兄難弟,但這一外交史上的奇特現象,是發生在1979年的初春,也就是說發生在毛澤東去世後的二年半的時間裏,雖然已經步入改革開放的年代,怎麼還會出現這一不可思議的蠢事、怪事!這是不是說明毛澤東的幽靈不散!」

(責任編輯:劉曉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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