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11月23日訊】（大紀元記者秦雨霏編譯報導）《外交政策》11月19日發表麻省理工學院斯隆商學院教授黃亞生的評論說，有必要打破流傳甚廣的「中國模式」的神話：即中國目前的政治和經濟制度是中國經濟增長的唯一原因。他在文中指出，在深入透視這個成就之後，可以發現，毛澤東先讓這麼多中國人一貧如洗，導致後毛澤東時代的中共領導層能讓這麼多人脫離貧困。他語出驚人的提出：恰當的問題不是為甚麼中國在過去三十年發展如此迅速，而是為甚麼跟亞洲其他國家相比它仍然如此貧窮？
黃是該校中印實驗室（China/India Labs）的創始人，著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是知名的中國經濟問題專家。
黃亞生說，許多年來，西方領導人在說服中共開放政治自由和民主化的時候往往使用道德詞彙，引述普世的人權和對自由獨立的渴望。但是由於深刻的價值鴻溝，即使在西方受過教育的中國知識精英也不認為這些東西有利於中國；中共領導人，受到馬列主義的學校教育，就更不這麼認為了。
他表示，現在是時候美國人轉變新方式來影響中國政治未來了：告訴他們，民主將產生具體的益處，比如平衡的增長，穩定，和個人安全—即使對於最高層共產黨官員也是如此。這種以績效為基礎（performance-based)的論證將跟許多中國經濟和知識精英產生共鳴，並可能有機會影響習近平和他的同事們的思維。
中國整體表現不如亞洲鄰國
貧窮的門檻通常定義為收入低於一天1美元。生活在這條線以上的是進步，而不是繁榮。根據世界銀行2008年數據，大約30%的中國人或者說3.9億人生活在一天2美元以下。按這個標準，中國有相當多的人生活在如同中美洲國家洪都拉斯那樣的貧困當中。
另外，過去六十年中國的整體表現比起它的鄰國來並不出色。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成功的經濟體都出現在東亞：日本，韓國，台灣，香港，新加坡。
對於東亞成功法則有三個例外的國家，他們是：中國，朝鮮和蒙古。前兩個國家是共產黨領導，而蒙古從1924-1993年間是共產主義國家。所以恰當的問題不是為甚麼中國在過去三十年發展如此迅速，而是為甚麼跟該地區的其他國家相比它仍然如此貧窮？
他指出，在任何情況下，1978年之後中國的增長都不是歷史上獨一無二的。在1912-1936年之間，中國的工業經濟迅速擴張；大約年增長率是8-13%。當時，私營企業在經濟增長中扮演著領導角色；許多銀行是私營。政治控制雖然嚴密，但是並沒有今天這樣專制。那個時代的經濟增長受到阻礙，不是因為內在的制度缺點，而是因為1937年的日本侵略和之後的國共內戰。
八十年代經濟增長給老百姓帶來實惠
作者認為，中國發展經濟對普通人帶來實惠最大的時候是八十年代，當時中國政治出於相對最自由時期。那個時代，當局進行了一些經濟改革和一定程度的政治改革。那時候，中國社會的不平衡還沒有今天這樣巨大。
當時消費佔GDP的比例高達50%，而今天只有35%。那時候中國匯率被高估，每年都是貿易赤字。最重要的是，在八十年代，個人收入增長，特別是中國八億農民，大大超過中國GDP的增長速度。
九十年代經濟增長收益落入政府和國企
黃認為，九十年代和2000年代中國的GDP增長沒有這樣造福普通中國人。使用中國GDP數據來判斷中國經濟的健康與否，有點好像從飛機上窺探一棟樓房內部；你需要更近距離的察看真正發生的情況。看看生活水平的數據能更好的確定經濟的健康程度。比如，2009年中國能源消耗超過美國，但是中國家庭只佔據其中很小的比例。
個人電力消費在2001年是高峰，大約占總消耗量的14%，而美國這個比例是38%。
更深入的觀察：截至2009年，普通中國人電力消費僅佔普通美國人的8%。比較中國人均GDP佔美國人均GDP的20%，這其中差距甚大。
更深入的挖掘，我們得知，過去二十年，中國家庭收入增長持續的低於GDP增長的2-3個百分點。普通中國人無疑生活的比毛澤東去世的1976年要好，但是GDP增長的大部份收益都落入政府和國營企業，而不是普通人。
快速增長給鎮壓人民提供資金
黃亞生說，因此「以績效為基礎」（performance-based）的民主不是如何讓GDP增長的更快，而是如何更公平和有效的分配收益。一個受制於的政府將盡最大努力，不要從增長當中肥自己的腰包。根據耶魯大學金融系教授陳志武的計算，中共政府2007年財政總收入是1995年的5.7倍，但是2007年城市收入只有1995年的1.6倍。同期農村收入差距只有1.2倍。面對今年經濟放緩帶來的預算缺口，一些地方政府現在據報導「預先徵收」2013年稅款。
沒有公民授權的繳稅是一種偷竊國家資源的形式，腐敗是另一種形式。一些分析家相信，中國人容忍腐敗以交換快速增長。但黃亞生認為，這種說法就好像要紐約人容忍桑迪颶風一樣。快速增長維持著穩定的面具，不是因為它獲得了中國人民的默契共謀，而是因為它為鎮壓機構提供了資金。中共政府今天花費比軍隊更多的資金來維持國內穩定。
中共高官寧願投奔美國領事館而不是司法部
作者認為，一旦經濟增長減緩，這個資金模式將崩潰。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僅僅通過鎮壓保持真正的社會穩定。真正的穩定來自於對政治和公民事務的參與感，以及來自於廣泛的對經濟，社會和政治機會和結果的廣泛共識。一句話，民主。
中國要想政治開放，它的精英必須相信，這樣做對他們有好處。事實的確如此。西方應該開始指出，受操縱的司法系統是危險的，即使對於權勢者。在1998年的書中，谷開來，薄熙來的妻子，批評美國司法制度太迷戀於被告的權利，而相比之下，中國有一個行動迅速的司法系統。
今年，在八月份的作秀審判當中，短短一天，谷開來被判處死緩。可以猜測，她可能希望司法不那麼迅速的把她送上斷頭台。
當薄熙來的手下王立軍不是投奔中國司法部而是美國領事館的時候，中國政治精英私下裡明白，民主將提供財產安全和個人安全。通過把他們的家人送到美國學習和居住，其他中共精英把他們自己的人身安全外包出去。難道他們不希望自家門口更安全一點嗎？要想讓民主對中國起作用，它必須也對中共權勢人物起作用。沒有其他道路。
（責任編輯：高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