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07月22日訊】長期以來，中共利用其控制的 輿論宣傳工具持續不斷的向中國民眾強力進行一言堂的愚民欺騙洗腦宣傳，太多的中國人對中國共產黨的本質，對發生在中華大地上的諸多歷史及 現實事件，認識糊塗，或是偏激片面，或是認識不清，或是根本就不知道，陷在中共刻意營造的錯誤泥沼中不能自拔，嚴重的影響了對事物的客觀 判斷而不自知。本文擬就當今及歷史上被中共或是扭曲或是掩蓋的諸多歷史事件中的部份大事的如實解讀，幫助你廓清迷霧，恢復良知。
關於「封建」與「封建社會」 （二）
三、「封建」與「封建社會」 問題形成原因探析
「封建」一詞，在中國居然會 有四種解釋，千古以來，聞所未聞，見所未見，這種「偉大創舉」只能誕生於自稱「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治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堪稱 宇宙級笑話。執政的中共當局可以公然無視作為公理存在的本義（古義）與西義，甚至拋棄作為其指導思想的馬義，另起爐灶，然後睜眼說瞎話， 光天化日之下公開欺騙國民說是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如此膽大妄為、極度悖謬的行為，連德國納粹都自愧弗如，在人類文明史上是獨此一 份。可悲的是，這樣一個渾東西竟然能主宰中華民族六十多年，而且基本上國人是任其宰割，不發一言，彷彿被妖魔夢靨控制一般。這是一個讓人 笑不起來的笑話。
「封建」問題之所以會成為一 個引人矚目的問題存在，由單純的學術問題演變成複雜的政治問題、社會問題，攪擾中外學術界、影響中國人的生活凡幾十年，其根本原因在於馬 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氾濫成災。由前文分析知道，封建的中國古義與西義是封建的本義，而封建本義的異化與氾濫是由於馬克思以所謂的唯物史觀 解釋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以階級鬥爭的觀點看待歷史，由此引起封建歧義的出現，而中共邪黨利用了馬義對封建西義的泛化，形成了中國特色的 封建意義以為其革命張目。簡單地說，就是這樣。具體來看，可從如下幾方面加以認識。
第一，中義封建與五階段論的 因果關係。中共邪黨為甚麼把辛亥革命之前的中國社會冠之曰封建社會？中共邪黨那麼多御用文人，絕不會不知道將傳統的中國古代社會稱為封建 社會不合適，但中共邪黨一直強化這個概念，而且對所謂的封建社會極盡污蔑抹黑之能事，把中國傳統社會貶得一無是處。其根本用意在於以下三 點：其一，用所謂的中國存在二千多年的封建社會事實，證明馬列主義關於社會發展五階段論的無比偉大正確。而且歐洲的封建史不過才千年，而 中國是歐洲的兩倍還多，這足以說明馬列主義理論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所以中共以馬列主義理論為指導也當然就是正確的。其二，為其非法 政權尋找合法理由，愚弄民眾擁護共產黨的非法獨裁統治。按照社會發展五階段論，中國應該有資本主義階段，這是一種遠比封建主義先進的社會 制度，但在中國居然是空白！問題的根源完全在於中國封建制度的極端反動落後，阻礙了社會進步。同時，帝國主義國家的入侵也是罪惡淵藪，導 致中國的資本主義胎死腹中。所以要反帝反封建，所以中國共產黨的暴力革命包括打倒地主資本家，推翻亞洲第一個民選政權——中華民國等等就 成了合理合法的。其三，為推行暴力革命掃清思想障礙。傳統社會的傳統文化是敬天奉神、仁義道德、講究孝道的文化，這與中共邪黨的無神論、 階級鬥爭整人害人、只講黨性不講人性正好相反，形成牴觸，所以中共邪黨要全盤否定傳統社會。否定了傳統社會，傳統社會包括的傳統文化、傳 統道德、傳統價值觀在內的對中共反動理論構成威脅的一切，也就相應的自然被否定了。封建社會之所以會阻礙社會進步，就在於封建社會的一切 東西都是反動落後的，包括封建專制、封建文化、封建迷信、封建禮教等等在內的東西，應當統統予以無情拋棄，直至徹底消滅。特別是封建迷 信，相當反動，竟然說甚麼舉頭三尺有神明，人在做，天在看，還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報甚麼？統統不要相信。只管殺地主、斗土豪，沒有報 應，半夜也沒有鬼叫門。這就是中共厲行封建問題真正的要害與實質。
無論中共怎樣抹黑污蔑，實際 上真正的中國傳統社會自漢朝以降二千多年的時間裏，在儒、釋、道文化的引領下，中國一直是世界第一強國，相當於當今的美國，唐朝、宋、 明、清時期類似於今天的GDP指標，都獨佔世界的一半以上，是全球政 治、經濟、文化的中心。鴉片戰爭以後的被動挨打局面也不是因為經濟的落後，乃有政治腐敗、封閉保守、西方科技工業的崛起等等多種原因。試 想一下，如果真是封建落後的話，那全世界最輝煌的華夏文明又自何而來？傳統社會又怎麼會延續二千多年而不垮掉？這不是自相矛盾嗎？中共邪 黨所有的抹黑中國傳統社會的事實現在已知全系捏造，沒有一樣是真的，事實真相與中共邪黨的抹黑正好相反。這是中國人需要歸正的一個基本認 識。這個基點站不對，對中國歷史的一切認識就都是錯誤的，都是上了中共邪黨的圈套。
其實，中共邪黨不僅極力貶抑 消弭傳統文化，也極力阻礙中國民眾社會文化的提高，這從中共的教育投入一直是全球最低，連公認的非洲窮國烏干達的教育投入都不如，而中共 的維穩費卻是全球最高，甚至一度超過軍費；中共所有的考試都必得有與中共保持一致的政治考試，全球唯一，就足以說明問題。獨裁的中共不需 要民眾有較高的文化，一個滿是精英的具有獨立思考精神的中國，中共的愚民政策就無效，中共的專制獨裁統治就無法繼續，中共就會垮臺，所以 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國，六十多年都出不來一個諾貝爾獎。對此，中國人一定要有一個清醒的認識。可以說，在對於中國甚至世界社會、歷 史、政治等諸多方面問題的認識上，有一個大致不錯的標準，只要中共邪黨大肆宣傳提倡的東西，就基本是錯誤的或與事實相反的。中共邪黨的一 切作為只有一個目的，那就是維持專制獨裁的極權統治，只有這才是真的，其它都是假的。這是探究封建問題需要首先明白的一點。
「封建」問題的產生源自於馬 克思主義的社會發展五階段論。近百年來的歷史學研究，受馬克思主義史學觀的影響非常大，基本上大部份的研究基點都在社會發展階段論的框架 內，大部份主流的歷史概念也都契合階段論的要求。如此劃分人類文明的分期是否合適，是一個非常值得史學界探討的問題。在人類文明史上，究 竟甚麼才是重要的，應該以甚麼樣的標準來劃分人的文明史？這是一個值得重新研究的問題，一個被有意忽略的問題。真正的人類文明不存在一個 預先設計好的規劃和藍圖，而對於歷史規律的歸納和歷史現象的分析，也不應該有明顯的線條和範式，馬克思的五階段論過於教條和武斷，具有強 烈的排他性，以此來概括複雜的人類文明過程決不合適，只能是對文明的肢解與扭曲。這樣說並不是否定社會發展具有某種規律性，而是說不該用 規律性隨意削足適履地亂套某種社會形態，隨便定義某種社會形態，這是對歷史的強姦。
綜合中外歷史學家的研究成果 來看，在人類歷史上，真正的封建社會形態並不多，在已知的人類歷史長河中，封建制並不是人類文明的重點，可以說，如果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出 現，封建問題決不會成為史學研究的一個重點，甚至人類的文明史也未必會以社會發展階段論來概括。正如有學者指出的，「縱觀世界各民族的發 展歷史，封建制度的出現如鳳毛鱗角。即使在歐洲，封建制度也沒有遍及每個國度。斯堪的納維亞是公認沒有建立過封建制度的例子。即使是征服 者William I在英國建立的封建制度也不能作為歐洲封建制度的典型來看待，因為它帶有較強的專制色 彩。東歐國家的封建制度也有類似的問題。意大利的封建制度則較多地受到羅馬法律傳統的影響和城市興起的約束，同樣不被認為是典型的封建制 度。法國的中世紀制度才是封建制度的正宗；典型的封建制度是一個在時間上和空間上相當有限的歷史現象。這一點希望能引起中國學者的注意。 總而言之，封建制度作為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經階段的說法沒有依據。不少中國學者千方百計地到自己的經濟史中去尋找某些個別特徵去跟歐洲的封 建制度做比附以便證明封建制度在古代中國的存在，實則無異於削足適履。問題的關鍵是封建制度主要是一個社會制度，其生產方式只不過是其衍 生性特徵之一而已。把地主—農民關係作為判斷封建制度的依據是本末倒置的做法。」（《中國歷史上有過封建社會嗎》，作者：NEIL_LIN，天涯社區，2009-06-07）
馬克思的社會發展階段論是一 種極端偏狹的方法論，其立論目的是為其共產革命製造依據的，是政治工具而非學術成果，可以說先有五階段論後有封建問題，五階段論是「封 建」問題產生的基石，而「封建」問題又反過來為基石的穩定提供支持。更簡單地說，中國秦以後社會封建說是依據五階段論推論出來的，而不是 根據具體社會特徵得出的結論，這一點必須清楚。「封建」問題的要害在於五階段論。在這個意義上說，否定了五階段論，就等於撤銷了「封建」 問題的基礎。因此，要解決「封建」問題，就首先要解決五階段論。
很顯然，五階段論是馬克思主 義產生後的產物，是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核心。五階段論是為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觀服務的，而馬克思之所以要以階級鬥爭的視角對待人類社會的 歷史，又是為其砸碎舊世界秩序，建立一個所謂的世界大同的共產主義社會為目的的。今天人類社會的實踐已經充份證明，所謂共產主義天堂只不 過是癡人囈語，是一種愚妄的狂想，本質上是受魔鬼控制的馬克思仇恨人類文明，破壞人類文明，為毀滅人類文明而精心設置的一個超級騙局，這 一點，已從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學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得到了證實。共產黨集團是一種極端凶惡的勢力，是一種反天反地反人類的勢力，是人類文明 之敵。馬克思的本義在於破壞而不是建設，一百多年的國際共運史的軌跡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點，所有的共產黨國家都推崇暴力，以暴力手段推翻 了合法的政權，所有的共產黨國家在主宰國家的命運後，也都無一例外的以運動繼續整人害人，沒有搞富民強國，百姓都一貧如洗，國家貧窮落 後，百業凋敝，最後都是拋棄了馬列的一套，回歸自然的人性才起死回生，如原東歐共產黨國家及改革開放後的中國，這是所有人包括共產黨人都 不得不承認的一個鐵的事實。同時，國際上馬克思主義的最新研究成果也表明，馬克思絕非共產黨信徒所吹捧的是甚麼偉大的革命的導師，而是實 實在在的一個充滿了魔性的狂暴之徒，馬克思不為人知的另一面，或者說真實的馬克思完全不是以往宣傳的形象，這是身為中國人還不知道的一個 真相，也是共產黨極力封鎖的一個真相。不僅如此，馬克思的大部份理論僅從學術上看也是站不住腳的，而從其為罪惡目的服務的性質看就更是邪 惡的。基於這些事實，再反觀馬克思的五階段論就更容易看清其本質。
五階段論是由馬克思首先提 出，列寧斯大林最終完成的一種關於人類社會發展理論。最早關於社會發展階段的論述見於馬克思，馬克思雖然強調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是一種 「自然歷史過程」，具有一種客觀的必然性，但他並未明確規定社會形態發展的各個階段。他在1849年的《僱傭勞動與資本》中寫道∶「古代社會、封建社會和資產階級社會都是這樣的生產關係的總和， 而其中每一個生產關係的總和同時又標誌著人類歷史發展中的一個特殊階段。」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1859年）中有一段話：「大體說來，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作是社會 經濟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之後，恩格斯於1884年發表的《家庭、 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中論及∶「奴隸制是古代世界所固有的第一個剝削形式；繼之而來的是中世紀的農奴制和近代的僱傭勞動制。」此為社 會發展五階段論的雛型。需要說明的是，馬克思沒有明確將東方古代社會模式納入到西方的任何一個階段，而是根據實際專門為東方社會定了一個 語焉不詳的名稱「亞細亞生產方式」。而且，馬克思本人也不同意把西歐的範式隨意應用於其它不相宜地區。馬克思在《給〈祖國記事〉雜誌編輯 部的信》中就反對把他關於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變成可以到處套用的歷史哲學公式，他說：「他一定要把我關於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 概述徹底變成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一切民族，不管他們所處的歷史環境如何，都注定要走這條道路，——以便最後都達到在保證社會勞 動生產力極高度發展的同時又保證人類最全面的發展的這樣一種經濟形態。但是我要請他原諒。他這樣做，會給我過多的榮譽，同時也會給我過多 的侮辱。」在這封信中他還說：「因此，極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歷史環境中出現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結果。如果把這些發展過程中的每一個 都分別加以研究，然後再把它們加以比較，我們就會很容易地找到理解這種現象的鑰匙；但是，使用一般歷史哲學理論這一把萬能鑰匙，那是永遠 達不到這種目的的，這種歷史哲學理論的最大長處就在於它是超歷史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130～131頁）同時，即便在歐洲這個馬克思所據以研究分析的西方社會，歷史上也沒有一個國家或文明是完整地 經歷過馬恩論述的四個階段，沒有任何一個是按照五階段發展規律按部就班地發展演變的，更不用說如中共邪黨所稱放之四海而皆准了。
列寧在1919年的《論國家》中發展了馬恩的階段論學說，他列舉了原始社會、奴隸佔有制社會、農奴制社會、資本 主義社會的發展序列，再加上當時蘇聯已經處於社會主義社會，共五種社會形態，同時強調了這五種社會形態的更替在世界歷史上具有普遍意義和 規律性。1938年，斯大林在《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一文 中將這一觀點進一步明確化了，並將五種生產關係看作是依次遞進的。因此，有學者認為，列寧是馬恩封建觀泛化的始作俑者，但列寧本人不這樣 看，他說，「我們決不把馬克思的理論看做某種一成不變的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恰恰相反，我們深信，它只是給一種科學奠定了基礎，社會主義 者如果不願意落後於實際生活，就應當在各方面把這門科學向前推進。我們認為，對於俄國社會主義者來說，尤其需要獨立地探討馬克思的理論， 因為它所提供的只是一般的指導原理，而這些原理的應用具體地說，在英國不同於法國，在法國不同於德國，在德國又不同於俄國。」（《列寧選 集》第1卷，203頁）列寧的說法其實是詭辯，他一方面追隨馬恩，泛化馬恩的思想，一方面又強調差異性，實際上不過 利用馬恩的理論以為其革命服務而已。
那麼，應該如何理解馬恩的階 段論及列寧斯大林的階段論？學者劉佑成先生分析指出：「如果我們瞭解馬克思寫那段話的思想背景，就會發現他同斯大林講的意思完全不同。 《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寫於1859年初，這是馬克思剛剛寫完『倫敦手稿』——《1857 ——1858年經濟手稿》的時候。在『倫敦手稿』中，有一節專門研究『資本主義生產以前 的各種形式』，馬克思在那裏指出幾種社會形式：亞細亞的所有制形式，古代的所有制形式，日耳曼的（中世紀）所有制形式，並且把這些形式同 資本主義作了比較分析。一看就清楚，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 言》中講的幾種經濟形態，就是他在『倫敦手稿』這一節中講的幾種所有制形式，連同用詞都一樣，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也就是指中世 紀的、日耳曼的所有制。馬克思講的意思同斯大林的五形態理論，有三大原則性的區別：第一，馬克思是在三種形態的思維框架內，來講幾種所有 制形式的。他把資本主義社會以前的幾種所有制形式，亞細亞的，古代的，中世紀的形式，看做是同一種社會形態，即自然經濟和人的依賴關 系」；「第二，斯大林講的五種形態，是從階級關係出發，他把馬克思講的亞細亞社會改為原始社會，把古代社會改為奴隸社會，突出了以階級斗 爭為主線。」而馬克思則「是從個人同社會共同體的關係出發。馬克思講的亞細亞社會不是指原始公社，而是指在亞洲存在的那種自然經濟社 會」、「馬克思講的古代社會，不是專指奴隸社會，而是指古希臘、古羅馬的那種自然經濟社會」、「馬克思講的封建社會，不是專指農奴制，而 是指歐洲中世紀的那種自然經濟社會」；「第三，斯大林把五種形態說成是世界各地到處使用的，是由生產力水平決定的必然過程。馬克思不是這 個意思，他講幾種形態時僅僅是對歷史現象進行歸納、列舉。馬克思在手稿中首先指出所有這些形式都具有地區性，不是全世界的統一模式。」 （《馬克思的社會發展三形態理論》，《哲學研究》1988年第12期）對此，羅榮渠先生也持相同看法。羅先生指出：「把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著作中關於某一歷史問題 或某一歷史進程的觀點奉為一般發展道路的哲學圖式，是後來的馬克思主義的研究者附加上去的。同樣，把馬克思主義創始人關於社會發展的一般 學說與他們關於世界歷史發展的具體規律混為一談，用歷史唯物主義學說代替馬克思主義的史學理論，也並非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本意。」（《現 代化新論——世界與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 版，53頁）
客觀地講，無論是馬恩的三種 社會形態，還是斯大林的五階段論，都是一種歷史時期的劃分，既然是歷史分期，就是一種時代概念，那麼要對其命名，最合理的應該是以表示時 間、時代的內涵為主，而斯大林則恰恰相反，他不以時間內涵為主，而是突出了時期中的一個特徵，如把古代社會說成是奴隸社會，這就好比冬天 不說冬天，而說棉襖。棉襖固然像征冬天，但不是冬天的全部，赤道地區的冬天是沒有棉襖的，但它依舊是冬天。用時期中的某一特徵來代替時期 是不完整的，偏狹的。而斯大林以奴隸社會的名稱代指古代社會，是為了突出強調奴隸被剝削被壓迫被奴役的悲情地位，目的是為了強化階級鬥爭 的意識。這種改變不僅不能完全合乎事物的本貌，而更是一種狹隘的誤導。而且奴隸也未必是所謂的奴隸社會最突出的特徵。那個資本主義社會的 叫法也同樣如此，也是以時期中的某一特徵代指時代全貌。這裡不是說特徵不能代指時代，比如用北京代指中國，而是說，斯大林的這種指稱是一 種明顯的有意的而且是惡意的挑鬥與蠱惑，是為其階級鬥爭的實踐服務的。而階級鬥爭是共產黨產生後生造出來的一個唯恐天下不亂的東西，一個 製造動亂的東西。沒有階級鬥爭，就不會有共產黨的地位與天下，所以共產黨要為此而塑造歷史，扭曲歷史。
不僅是斯大林與馬恩的封建觀 相左，即在當時的蘇共內部，以托洛茨基為首的托派，與斯大林的看法也大相逕庭。托洛茨基在因國民黨對共產黨痛下殺手的「四?一二」事件與斯大林相爭時，認為中國的地主是居於城鎮的布爾喬亞，中國沒有封建主義的東西。
由此可見，五階段論即使在共 產黨內的理解都歧義紛紜，又如何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對於共產黨把馬列理論奉為至寶，近乎病態地追捧以及任甚麼都要用其作指導的極端教條 與荒謬，20世紀30年代，著名作家梁實秋先生即予以無情嘲弄：「馬克思主義在政治經濟方面，其優劣所在，自然還值得 討論，可是共產黨人把這理論的公式硬加在文藝的領域上，如何能不牽強？我想有一天他們還要創造馬克思主義的數學，馬克思主義的物理、化學 罷！」
第二，「封建」問題的演進過 程。綜觀近現代中國歷史來看，封建概念的異化及封建社會概念的形成，梁啟超、嚴復、陳獨秀、列寧、斯大林、郭沫若、毛澤東等人起了關鍵作 用。其中梁啟超、嚴復與陳獨秀是奠基者，但其本意並非為共產革命前奏，而是學術上的應用。陳獨秀的封建觀雖具革命性，但仍不是共產意義的 革命，不具有暴力性。從列寧到毛澤東則完全是明確為階級鬥爭理論服務的封建觀，他們是中義泛封建觀的肇始者。
用「封建」一詞介紹歐洲中世 紀的社會和政治形態而為中用的，最早見於魏源的《海國圖志》（1843） 和徐繼畬的《瀛環志略》（1848）。但在這兩部介紹外國史地、政治 習俗等概況的著作中，「封建」一詞出現不多，而且此時的「封建」概念只是引用外國人的漢譯，而不是從翻譯的角度將歐洲的「feudalism」與漢語對接，並沒有引起過多關注。
1870年，同屬漢語文化圈 內的日本學者西周第一次在亞洲使用「封建」一詞對譯英文「feudalism」，由於日本的前近代是封建社會，反封建是其近代化運動的題中之義，因此，這一翻譯符合日本的歷史特點，未有異議。
1899年，梁啟超在題為 《論中國與歐洲國體異同》的論文中，使用了「封建時代」的概念，認為中國和歐洲都經歷了家族時代、酋長時代和封建時代。1902年，梁啟超又撰寫了《中國專制政治進化史論》一文，使用了「封建政體」、「封建之制」和「封建制 度」等詞彙，如「封建之運，東西所同也。中國有之，日本有之，歐洲亦有之。然歐洲、日本，封建滅而民權興，中國封建滅而君權強，何也？歐 洲有市府而中國無有也。日本有士族，而中國無有也。」但是，梁啟超之封建與中義封建殊為不同，梁啟超明確把秦以後的兩千年排除在封建以 外，他說「秦廢封建置郡縣以後，二千年循其軌而不易。中間如漢時封子弟為王，功臣為侯，晉時之八王，明代之燕王、宸濠等，雖有封建之舉， 不移時而遂變滅，不成其列國之形也。」由此可見，只能說梁啟超使用封建一詞為多，亦或有濫，但還不算氾濫之用。
嚴復在1903年的譯作《社會通詮》中，首次以「封建」對譯歐洲的feudalism。嚴復受西方學者詹克斯的影響，在翻譯其著作《A History of Politics》（直譯為《政治史》，嚴復譯為《社會通詮》）一書中，全盤接受其關於 社會進化都是由圖騰社會或「蠻夷社會」，進到宗法社會，再進到今天歐洲的軍國社會或「國家社會」，宗法社會與軍國社會之間，還有一個封建 時代的觀點，認為中國「由唐虞以訖於周，中間二千餘年，皆封建之時代」，其後，「乃由秦以至於今，又二千餘歲矣」。但是，如此一來，中國 的「封建社會」竟「蓋四千數百載而有餘也」，而始於中國唐宋間的英法諸國的封建時代長不過千年，「然二者相差之致，又不能為無因之果」， 「而又不能不為吾群今日之利害，亦已明矣」！ 兩者相差懸殊，嚴復又百思不得其解。面對歐洲之feudalism， 竟無相應之中文應對，百般斟酌，只好以「封建」勉強以對，因為兩者通約性較大，但終不是完全契合。因此，譯述之際，「數番擲管太息，繞室 疾走」！（《「封建主義」概念辨析》，侯建新，《中國社會科學》2005年第6期）不明所以，又不得其解，難以自圓其說，更無其 它恰當之義相契合，這就是西方「封建」概念初入中國時的矛盾狀態。這時的古義封建地位已是搖搖欲墜，岌岌可危，面臨被顛覆的危險。
1908年，第一個《共產黨 宣言》的中譯本由德文翻譯而成，使用了「封建制度」、「封建社會」二詞，作為德文詞「Feudalismus」(「封建主義」)和德文詞「feu—dal Gesellschaft」(「封建社會」)的對等詞。此處的封建本義還只是西義的封建，但是，非中國古義的「封建社會」作為專用術語開始出 現了。
真正改變「封建」古義的始自20世紀初發生的新文化運動，曾留學日本，深切感受到日本反封建熱潮的陳獨秀，於1915年在《新青年》第一卷第一號《敬告青年》中說：「舉凡殘民害理之妖言，率能徵之故訓，而不可謂 誣，謬種流傳，豈自今始？固有之倫理、法律、學術、禮俗，無一非封建制度之遺。」他認為兩千年來所奉行的儒家思想是「封建時代之道德」、 「封建時代之禮教，封建時代之生活狀態」、「封建時代之政治」，實際上已將漢代以後的中國歷史視為封建時代。陳獨秀作為熱血青年，憂國憂 民，救亡圖存，嘉義可許，但是，他忽略了中日、中歐歷史的差異性。此振臂一呼，實為助推封建之異化。
明確提出「封建社會」概念的 是陶希聖，他在《新生命》1929年第2卷第3-5期上發表「中國封 建制度的消滅」一文，在新生命書局出版《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一書。陶希聖在書中提出∶「中國的革命，到今日反成了不可解的謎了。革命的 基礎是全民還是農工和小市民？革命的對象是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還是幾個列強和幾個軍閥？」並提出時下應該弄清的兩個問題∶一、中國社會 目前是封建社會還是資本主義社會？二、帝國主義勢力的侵入是否使中國社會變質，變質又達到甚麼程度？這實際上也是當時的關於中國社會性質 論戰的所提問題。在這場轟轟烈烈的社會科學論戰中，正反雙方圍繞當時中國社會的性質，究竟是封建社會還是資本主義社會，抑或是亞細亞式專 制社會展開辯論，「封建」問題只是題中之義。此時的封建已開始變味泛化，但尚未有質的變化。
這期間，列寧早在1894年就在《甚麼「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擊社會民主主義者》一著中肯定俄國的農奴制即「封建的生 產方式」，於1912年的《中國的民主主義和民粹主義》一文中肯定中 國存在「封建制度」，1920年在《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中 「把東方以地租剝削為主要內容的各種壓迫和剝削制度，都以『封建主義』一詞來概括。從此，『封建主義』的含義和它的使用範圍，就大大地擴 大了。」（《試論亞細亞生產方式兼論五種生產方式》，胡鍾達，內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2年第2期）中共1928年7月在莫斯科召開的第六次 代表大會通過的決議，採用列寧的論說，稱近代及當時中國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間接認定了清中葉以前的一個長時段為「封建社會」。
「封建」古義的根本轉折，由 郭沫若發端。郭沫若於1930年彙集自己的研究成果出版了《中國古代 社會研究》一書。這是第一部應用唯物史觀寫出的中國古代史專著。該書首次提出中國歷史的發展，已經經歷了原始公社制、奴隸制、封建制、資 本制四個階段。儘管其具體階段的劃分不完全準確，但《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無疑是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創立時期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對於郭沫 若的離經叛道，嵇文甫曾談到過當時一般學者的感覺∶「郭先生有一個最奇特的論斷，就是說秦始皇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完成者。他不承認西周的封 建制度，他說東周才是從奴隸制向封建制過渡的時代，而秦漢以後才完成是真正的封建社會。我們知道，現在所有各派論中國社會史的，不管他們 說秦始皇以後中國已經是商業資本主義社會也好，說秦始皇並未曾破壞封建的基礎也好，但是秦始皇對於封建制所起的作用，是破壞的而不是完成 的，這一點他們大家都沒有甚麼異議。現在郭先生根本翻過來了。」何干之在1937年7月由上海生活書店出版的《中國社會史問題論戰》中也 說∶「在中國過去的八九年間，附和他的人極少，反對他的人卻極多。……但是自從1935年以來，郭沫若的中國歷史觀，好像復活起來。」十五年以後，郭沫若在「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一文 中，也回顧了這一轉折，他說∶「舊時說夏、殷、週三代為封建制，以別於秦後的郡縣制，這是被視為天經地義的歷史事實，從來不曾有人懷疑 過，也是不容許人懷疑的。但近年來周封建制被賦與了新的意義，因而三代是封建制之說便發生了動搖。」（何懷宏著《世襲社會及其解體 ——中國歷史上的春秋時代》）
「封建社會」這一概念的正式 提出和系統說明，當屬1939年12月以毛澤東名義發表的《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一文，該文認為∶「中國自從脫離奴隸制度進到封建 制度以來，其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就長期地陷在發展遲緩的狀態中，這個封建制度，自周秦以來一直延續了三千年左右。」該文並為中國封 建時代的經濟和政治制度歸納了四個主要特點∶「1.自給自足的自然經 濟占主要地位。2.封建的統治階級——地主、貴族和皇帝，擁有最大部 份的土地，而農民則很少土地，或者完全沒有土地。3.不但地主、貴族 和皇室依靠剝削農民的地租生活，而且地主階級的國家還強迫農民交納貢稅和從事無償勞役，去養活國家官吏和軍隊。4.保護這種封建剝削制度的權力機關，是地主階級的封建國家——如果說秦以前的一個時代是諸侯割據稱 雄的封建國家，秦統一中國以後則是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但在某種程度上仍保留著封建割據的狀態。在封建國家中，皇帝的權力至高 無上，並依靠地主紳士作為全部封建統治的基礎。封建社會的主要矛盾是農民階級和地主階級的矛盾。地主階級對農民的殘酷剝削壓迫所造成的農 民的極端貧窮和落後，是中國社會幾千年在經濟上和社會生活上停滯不前的基本原因。在中國的封建社會裏，只有農民的階級鬥爭，農民的起義和 農民的戰爭，才是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每一次農民起義，都打擊了當時的封建統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但由於農民不代表 新的生產關係，就還是要被地主和貴族利用為他們改朝換代的工具，這樣，封建的經濟關係和政治制度，就基本上仍然延續下來。這種情況直到近 百年來才發生了新的變化，鴉片戰爭以後，中國一步步變成了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 盾，這些就是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不久，毛澤東又在1940年1月《新民主主義論》中重申了「自周秦以來，中國是一個封建社會」，其政治、經濟、文化都是封建的 政治、經濟、文化的觀點。
此文的出台，基本為中國的 「封建」中義定型，此後，毛澤東的定論就成了通行的標準，不能違逆。戴逸曾以上世紀1959年，尚鉞的「魏晉封建說」受到嚴厲批判為例回憶說：「回想那時，學術研究的環境太嚴酷了，有的情 況簡直到了可悲又可笑的地步。由於《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書中提到過一句：中國的封建制度『自周秦以來一直延續了三千年左右』，因此 持魏晉封建論的同志碰到了越來越多的麻煩，開始尚是一般的詰辯非難，逐漸地上綱上線，成了反黨反毛澤東思想的異端邪說，甚至扣上托派的帽 子。領導命令不准在課堂上講授魏晉封建論，其帽子之大，壓力之重，令人惶惶然。」
不僅是「封建」問題，「無論 是何種問題的討論，都把當時人們認為的唯物史觀的普遍真理乃至馬克思 、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的片言隻語奉為準則，作為討論的出發點和理論依據。總的說來，這些討論都在『五種社會形態說』即強調人類 社會必然經過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這五個歷史發展階段的框架內進行，很少有人認真思考，更無人公開 質疑『五種社會形態說』是否真的與中國社會歷史發展 進程相吻合，這種主題先行式的討論，令當年一些積極參與者後來深為抱憾。田昌五憶及中國古代史分期的討論時，認為存在的問題，一是分期標 准的簡單化、公式化和絕對化，二是對中國歷史缺乏深入的、具體的、系統的分析和概括。具體而言，『過去我們是按五種生產方式進行歷史分期 的，由此將人類社會的歷史劃分為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五個階段。在這五個階段中，我們強調的是社會 經濟形態，而社會經濟形態又被歸結為諸如發達奴隸制、不發達奴隸制、勞動奴隸制、家庭奴隸制、領主封建制、地主封建制、封建農奴制、封建 租佃制之類的簡單概念 。這樣，問題就被限定在一個極其狹小的領域，任何不同觀念都可以找到相應的材料以成其說，其不能解決歷史分期問題是不言而喻的。』傅衣凌 在晚年申明不再使用封建社會這個名詞，而稱之為傳統社會，並認為五種生產方式線性發展的模式無法解釋中 國複雜的社會形態演變過程，中國社會是一個多元化的社會。主題先行的結果，是削足適履，曲解歷史。」（《坎坷前行——20世紀後半葉中國歷史學的演進》(11)，戴鞍鋼，畢業論文網）
為此，曾參加過當年「五朵金 花」中一些問題討論的學者鄧廣銘，在《文史知識》1994年第8 期的一篇訪談中，為邪黨控制下的當年史學界幾代學者在所謂「五朵金花」的論戰中浪費的時 間、 精力和才華深感惋惜和痛心。
更簡捷地說，一言以蔽之， 「封建」問題產生的最本質原因就是專制獨裁的共產黨掌握著話語權，說是甚麼就是甚麼！就這麼簡單。
對於封建古義的改變及中義的 形成，學界及社會反議聲討之聲不斷。具有代表性的有孫中山，據馮天瑜考證：「孫氏一生提出過許多革命口號，如早年的『振興中華』、『驅除 韃虜，恢復中國，創立合眾政府』，中年的『民族、民權、民生』三民主義，乃至晚年的『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 斗』等等，卻從未提過『反封建』的口號，即使在五四新文化運動高舉『反封建』旗幟之際，孫中山也沒有苟同『反封建』的提法」。「孫中山認 為封建制在中國已結束兩千多年，他終生未提『反封建』一類口號。」 孫中山1924年1～8月在廣州作《三民主義十 六講》系列演說，在《民權主義六講》的第三講說：「歐洲兩百多年以前還是在封建時代，和中國兩千多年前的時代相同。因為中國政治的進化早 過歐洲，所以中國兩千多年以前，便打破了封建制度。歐洲就是到現在，還不能完全打破封建制度……。」
錢穆在1940年出版的《國史大綱》中，不同意中國自周秦以來的社會是「封建社會」，他說：「以政制言，中國自 秦以下，即為中央統一之局，其下郡、縣相遞轄，更無世襲之封君，此不足以言『封建』。以學術言，自先秦儒、墨唱始，學術流於民間，既不為 貴族世家所獨擅，又不為宗教宗廟所專有。平民社會傳播學術之機會，既易且廣，而學業既為從政之階梯，白衣卿相，自秦以來即爾。既無特殊之 貴族階級，是亦不足以言『封建』。若就經濟情況而論，中國雖稱以農立國，然工商業之發展，戰國、秦、漢以來，已有可觀。惟在上者不斷加以 節制，不使有甚貧，甚富之判。……則佃戶之賣田納租於田主，亦一種經濟契約之關係，不得目田主為貴族、為封君，目佃戶為農奴、為私屬。土 地既非采邑，即難以『封建』相擬。然若謂中國乃資本主義之社會，則又未是。」在《國史新論：中國社會演變》中則直陳中國正式的封建制度始 於西周，到戰國時就發生了改變。他說：「近代中國社會確有不少變相的封建勢力在盲動，卻不能說中國二千年來的社會傳統，本質上是一個封 建。更不能本此說，中國二千年來的文化傳統，本質上也是一封建。」（三聯書店，2001年）錢穆還進一步對西方劃分社會的公式提出疑義∶「然則中國已往政制，盡可有君主，無立憲，而非 專制。中國已往社會，亦盡可非封建，非工商，而自成一格。何以必削足設履，謂人類歷史演變，萬逃不出西方學者此等分類之外？」等等。但隨 著1949年大陸由中共一統天下，反議之聲即銷聲匿跡。
以上為「封建」問題西說東 漸，與中國古義交匯並經馬列派閹割後形成中義之封建過程，其間各種關係之錯綜複雜，政治腕力之強悍，學界人文精神之失落，為古今罕見。
第三，中義「封建」肆虐的成 因。中義「封建」無疑是極為荒謬的，那麼，這種明顯悖謬的概念改造何以能夠順利實現呢？主要有以下幾方面原因：其一，馬克思主義的強勢。 學者馮天瑜在《「封建」考論》中這樣闡發自己的看法：「追蹤問題的來龍去脈之際，有一點似可預先排除：令『封建』含義泛化者不通古漢語及 中國古史，或不諳西語及西洋史，方造成概念誤植。事實上，將『封建』概念泛化的先生，大都飽讀詩書，當然明白『封建』的古義是封土建國、 封爵建藩；他們又多半熟識西文、西史，對feudalism的含義為 封土封臣、采邑莊園，並不生疏。故『封建』泛化，決非由於論者不通古義、西義，而是另有原由的。因此，『封建』概念被泛化，不單是一個語 義學問題，更是歷史學、文化學問題，可以總括為『歷史文化語義學』問題。故單從詞語角度討論『封建』的古義及feudalism的西義，只廓清了論題外圍，而尚未升堂入室、直逼要害處。」馮先生作為體制內的學者有所顧忌，因 此，其所言並不直接，而是點到即止，但明眼人自然也會明白，就是那個「眾所周知」的原因。
而另一位專家黃敏蘭先生把矛 頭直指問題核心：「過去，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將中國古代和中古社會稱為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主要是為了證明『五種生產方式』理論對於中國 的適用性，同時也是出於革命的需要，要給社會定性。從而鴉片戰爭之前的中國社會是『封建社會』之說長期成為定論。改革開放以來，許多學者 挑戰傳統的『五方式論』，奴隸社會非人類歷史必經階段以及中國歷史上不存在奴隸社會的觀點已成眾多學者的共識，但是中國有無封建社會(另一種說法是中國中古社會是否為『封建社會』)的問題尚未解決。近來對此的討論逐漸升溫，表明學界日益發現這一問題的重要性。」（《 超越定性和命名，從史實出發認識封建社會》，《史學月刊》2008年 第3期）在《近年來學術界對「封建」及「封建社會」問題的反思》一文 中，黃敏蘭還把矛頭具體指向唯物史觀，她說：「唯物史觀是用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認識社會的，具有經濟決定論的性質，同時也具有極高的抽像 性和單一性的特點。唯物史觀只從剝削和被剝削的關係來考察社會，而忽略社會中多種多樣的要素及其之間的關係，並把社會中種種複雜的結構和 關係僅僅歸結為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這兩對矛盾。從這種認識社會歷史的角度和原則來考察中世紀的歐洲，領主對農民的剝削 必然就成為了理論核心，並以此來確定社會的性質即封建社會，而不能看到和區分社會中普遍存在的，同時也具有重要意義的非封建性制度。」 （《史學月刊》，2002年第4期）
黃敏蘭還告訴我們：「但是對 於中國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定性，並不是中國共產黨人和馬克思主義史學家自己對中國社會歷史作認真研究後得出的結論，而是蘇聯 人——列寧和共產國際對中國施加的影響。對這個問題，李洪巖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論的來龍去脈》中有詳細的介紹：『學者們一般認為，最初 指明中國之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的是列寧』，『但是，列寧對中國社會的複雜情形，畢竟不瞭解。當時，在共產國際內部，也沒有中國問題專 家。』在並不瞭解中國情形的情況下做出的對中國社會的概括，究竟有多少科學性呢？」「為了維護這樣一種對中國近代社會的論斷，而不惜歪曲 中國古代的歷史，豈不是有違歷史學求真的原則嗎？學者們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在最近召開的有關封建名實問題的學術討論會上，有學者認為不 應將近代和古代扯到一塊，近代史問題不應影響到古代史的研究。還有學者說，對近代的反帝反封建也應從新認識。」(《中國究竟有沒有「封建社會」》，論文網, 2008-3-1)
學者何新從另一角度提供了佐 證。他在較早的八十年代初期，就斗膽直言：「這種危機的根源，首先就是由於那種歷史公式論（指社會發展五段論—引者注）提供了一個對認識 和解釋中國歷史毫無效用的理論範式。再加上那種『階級鬥爭動力論』和『暴力革命決定論』的支配性影響，使我們的歷史學具有極為強烈的政治 偏見和價值偏見。對凡不利於我們歷史理論的那些事實、材料和觀點，我們或者掩埋之，或者無視之，或者乾脆就『批判』之(例如將其指責為『反動的』、『資產階級的史學觀』等等)。歷史學本應當成為馬克思所說的那種『公正無私的』、『自由的科學研究』。而在中國，這卻不但被 政治家並且也被歷史家自身認為是既不可能，也不可取的。許多歷史學家不加掩飾地公然主張，歷史學所應該做和可能做的唯一工作，就是根據每 一時代居統治地位的政治偏見來重新敘述和解釋(曲解)歷史。這就叫所謂『古為今用』、所謂『歷史為現實服務』、『為政治服務』。」（《 古代社會史的重新認識（論顧准）—從近年出版的兩部史著看當代中國史學理論的危機》，《讀書》92期）
其二，中國社會的頹敗及科學 的昌盛。鴉片戰爭以後，清政府的腐敗無能加上帝國主義國家的入侵，給中華民族造成了深重的災難。痛苦之餘，人們也在反思，是甚麼原因造成 了這一切，如何改變現狀？如此同時，西方的耶穌會傳教士在傳福音的同時，也把西方的先進的政治理念、民主理念、工業科學文明等等帶到了中 國，對中國傳統的儒家文明產生了巨大的衝擊力。這種狀態頗類似於八十年代初期的改革開放。中西文明的衝撞比較使人們覺得洋人樣樣先進，中 國事事落後，中國要擺脫落後局面，必須徹底拋棄舊的傳統，引進新的思想。在這種盲目崇洋的思想影響下，沿襲了二千多年的歷史被當作了沉重 的包袱急於甩掉，同時急不可耐不加選擇地接納外來的東西。在這時，科學以其新奇時髦成了時代的寵兒，成了衡量先進與落後的標準。在這樣一 個混亂的時代，人們彷彿被妖孽控制了一樣，恨不得把先前的中國所有的東西扔掉，廢文化、廢禮教、廢文字、廢教育……，甚麼都想廢掉。尊了 二千年的孔聖人都被廢了。1929年郭沫若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自序》中開頭便說：「對於未來社會的待望逼迫著我們不能不生出清算過往社會的要求。……」而科學 像明星一樣到處受歡迎，只要打著科學的旗號，無往而不勝。長袍馬褂換上了西裝領帶，千層底也換上了蹭亮的皮鞋。整個社會都處在這樣一種浮 躁的崇洋氛圍中。
在這樣的背景下，外來的和尚 好唸經，自西方傳來的東西一概長驅直入，暢行無阻。在世紀初的中國社會性質大論戰中，自蘇俄傳來的「社會發展共性論」就很容易成為大家的 共識。馮天瑜認為，「不同程度地信奉來自蘇俄及共產國際的『社會形態共性論’。論戰諸方多迷信歐洲模式，以之裁量中國歷史。」這個共同特點之所以形成，關鍵是因為論戰者對於「科學」原理的普適性具有共 同信仰。馮氏認為「這大約是後五四時期中國社會科學界的一種思潮，某些新銳學者或輕或重地患著『左派幼稚病』。」不管怎樣，蘇俄革命的成 功向中國展示了革命的前景，中國的革命者從蘇俄的榜樣中看到了自己的未來，同時俄國革命的成功，似乎也驗證了列寧理論的正確性和巨大威 力，如此一來，馬列的理論也自然的被奉為經典而樂於接受了。
其三，學者對馬列的追捧及中 共領袖的影響。郭沫若在1930年出版《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的自 序中說:「 外國學者已經替我們把路徑開闢了，我們接手過來，正好是事半功倍。本書的性質可以說就是 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的續編。研究的方法便是以他為嚮導，而於他所知道了的美洲的印第安人、歐洲的古代希臘、羅馬之外， 提供出來了他未曾提及一字的中國古代。」（《請為「封建社會理論研究」鬆綁!》，劉志琴，網易歷史，2009-06-30）
如果說馬列的影響還是一種間 接影響的話，那麼，中共的領袖毛澤東的影響就不只是一種影響了，而是直接的定論。毛澤東於1939年發表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肯定了中國的封建制度，1940年發表的《新民主主義論》又重申：「自周秦以來，中國是一個封建社會，其政治是封建的政治，其經 濟是封建的經濟，而為這種政治經濟之反映的，則是封建的文化。」對古代歷史並無多少研究的毛澤東何以得出此結論且不說，但一經毛澤東定 性，事情就這樣定了。1972年7月郭沫若在為《奴隸制時代》一書所寫《中國古代史的分期問題——代序》中，就如此說：「毛主席早 就明白地說過了：『自周秦以來，中國是一個封建社會，其政治是封建的政治，其經濟是封建的經濟，而為這種政治經濟之反映的，則是封建的文 化。’這兒的『周秦』一個詞，就是指周秦之際，猶如我們把戰國時代百 家證明稱為『周秦諸子』一樣。 『周秦』二字不能分開來講。『自周秦以來，中國是一個封建社會’，換 一句話說，便是：中國古代奴隸社會與封建社會的交替，是在春秋與戰國之交。」誰都知道，西周時的封建是中央分權，秦以後的郡縣是中央集 權，分散與集中是事物的兩極怎麼能一樣呢？分與合怎麼會相同呢？有半點道理嗎？學者唯政治的馬首是瞻，明顯是政治權威至上，政治干預學術 的表現。學術為政治服務，必然沒有自己的立場，淪為政治的娼妓，成了政治的託兒與幫凶。
其四，歐洲中心論影響。何新 認為：「秦漢以下的中國古代社會，是傳統社會，是農業社會，是君主制度，但並不是所謂封建制度。但在中國史學的主流觀念中，卻存在一個極 為令人驚異的現象。中國歷史上真正實行過封建制度——即封土建國的商、周時代，人們不稱其為封建制度，卻稱之為奴隸制。相反地，已廢除了 封建制度的時代——秦、漢到明、清，歷史學家卻概稱之為封建制度。這不僅是概念和術語的嚴重錯亂。然而通行多年，積非成是，竟沒有人意識 到這是極其荒唐的。以至人們每談起中國古代歷史，動輒以封建社會、封建文化而貶斥之。當代史學中之所以會發生這種令人驚異的現象，就是因 為20世紀的主流學派深受歐洲中心論的歷史模式所影響。那裏封土建領 邑feudalism是發生在希臘、羅馬的奴隸制社會之後。因此，盡 管中國的歷史情況與歐洲模式完全不合，歷史學家卻寧可置概念的混亂於不顧，也要把早已不存在封建制的中國古代社會定名為封建制度—以便使 之與西方語言中的feudalism（封建主義）一詞相合。」（《中 國古代史有待重新審視》，大學網，2011-11-8）
不僅是「封建社會」問題，還 有那個資本主義萌芽，折騰來折騰去就是找不出充足的理由來證明中國有這個西方的東西。李伯重指出，以往資本主義萌芽研究的基本出發點，是 世界各民族的歷史發展都必然遵循一條共同的道路。資本主義是這條道路上不可迴避的一個階段，所以中國也必然要經歷它。既然中國的資本主義 不是如西方帝國主義者所說的那樣是舶來品，當然就必須有自己的根，即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然而，中國近代的經歷已證明了資本主義並非中國歷 史的必經階段。在鴉片戰爭以後的一個世紀裡，中國人學西方，追西方，竭力想把中國引上西方式的近代發展道路，但資本主義卻一直未能在中國 土地上蔚成氣候；而自1949年以後，中國更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中 國從來沒有經歷資本主義的歷史階段這一歷史事實，雄辯地證明了資本主義並非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經階段。如果我們尊重事實，不把資本主義視為 中國歷史發展的一個必經階段，自然也就不必到歷史中去苦苦地尋找中國資本主義的起源了。
學術為政治服務，讓大陸學者 吃盡了苦頭。這種狀況直到今天仍未有根本性的改變。「應該承認，長期以來，我們在學術研究方面因意識形態化所帶來的損失是很大的。過去的 政治掛帥、階級鬥爭工具論、以論帶史以及硬性作出唯物、唯心兩條路線鬥爭等，種種流弊，至今也並未完全消除。」（《坎坷前行——20世紀後半葉中國歷史學的演進》(14)，戴鞍鋼，畢業論文網）
以上所列為「封建」問題肆虐 中國的原因。
第四，「五階段論」脫離歷史 實際，難以容括人類社會的發展全貌。單就學術而言，「五形態論」作為西歐文明演化規律的概括之一，作為一家之言是可以的，但將其「放之四 海而皆准」就不僅不堪重負了，而是大話、胡話、昏話。社會學奠基人韋伯也自建體系，將西歐的歷史分為古代社會、傳統社會和現代社會三個階 段；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認為，單一的直線式社會演進模式與歷史不符，主張從多線式的和多模式的動態相互作用中理解歷史。這都是可以的，學 術惟其爭鳴才顯繁榮。馬克思、恩格斯的觀點與立論如果作為學術家是成立的，但為了革命的目的把複雜的人類文明歷史，高度抽像概括為幾種單 調的模式實在有枉於「大千世界」的稱號，與事實真相相距甚遠。而且，據美國學者蘇珊的研究，真正意義上的封建主義事實上只是12、13世紀西歐特定條件下的 產物。它甚至都不足以概括西歐有限地區和有限時間的歷史情形，用它作為標準來評判其他國家和地區更是荒誕不經了。蘇珊是在各國浩如煙海的 史料中爬梳整理，考據詮釋，歷8年之功才完成的專著《封土與封臣》中 得出這一」結論的。作者的史料功夫，讓美國著名學者切耶特都不得不佩服。持有相似觀點的還有大陸學者北大教授馬克垚。他堅信對西歐封建大 有重新認識的必要。他在《西歐封建經濟形態研究》等著作中，對西歐封建社會的一些重要概念，如封臣制、封土製、莊園、農奴、城市等，進行 了系統的考察。他的研究證明，即使在西歐所謂的封建主義的模式也不盡正確，狹義的封建主義以有限地區的有限時間來概括整個歐洲的歷史明顯 失當，作為一種過渡性的制度，不能作為典型。而放大到整個世界就更是荒唐了。甚至西方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安德森，雖然使用了馬克思主義的生 產方式的概念，可是仍然堅決反對把封建應用於歐洲以外的地區。他的理由是：如果封建社會普遍存在，那為何只有歐美能發展資本主義呢？在堅 持五種生產方式說的蘇聯學界，中世紀學也是不包括東方各國的，而另設東方各國中世紀史。他們實際上的封建概念仍然是西方的。
同時，不說拿西歐的封建與中 國秦以下二千多年的歷史比照無可比性，即便與西周時的封建相比也有不少差異。比如有人用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來類比歐洲封建制度下 的金字塔結構，這種做法是對歷史知識的缺乏所致。西周的五等爵位只是尊卑之分，彼此之間沒有隸屬關係。五等諸侯統統直接歸天子管轄，相當 於今天的直轄，因而不構成甚麼金字塔結構。這也解釋了西周的封國為何多如牛毛：五等之內有71國，五等之外不計其數。柳宗元在《封建論》中指出「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群後， 布履星羅，四周於天下，輪運而輻集」。所謂「輪運而輻集」即指周天子與各等之間諸侯的關係是直接管轄而不是金字塔結構。周天子的「封建」 諸侯，有一套隆重的「策命禮」，以顯示天子(周王)與諸侯的聯繫。在太廟舉行的策命禮儀，首先由天子(周王)向諸侯授予「冊封」文 書，然後由主管國土和人民的大臣向諸侯「授土」、「授民」，意味著把一方土地以及土地上的人民「封」給了諸侯。秦始皇廢除「封建」制度， 建立「郡縣」制度以後，就不能說仍然是「封建」時代了。因為諸侯國統統被廢除，其相關制度機制也一概而亡，代之以直屬於中央的郡、縣兩級 行政區劃。郡的首長是由中央政府任命的郡守(正職)、郡尉(副職，分管軍事)，另外還配備郡監(監郡御史)。郡級行政區劃之下，設立若干縣，長官是中央政府任命的縣令或縣長，縣下面有若干鄉、亭、裡。這 是一種先秦時代沒有的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與歐洲的Feudalism時 代截然不同。
「用這樣的新名『封建』作詞 干形成的新詞組『封建制度、封建社會、封建主義、封建時代』等等，也隨之偏離正軌。於是，因為關鍵術語失准，一部中國歷史的宏大述事，失 卻構制網絡的堅實紐結。由此出發，史學界長期探討的『中國歷史分期』、『中國封建社會內部份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中國資本主 義萌芽』、『中國封建社會為何長期延續』諸問題，都缺乏議論得以健康展開所必需的嚴密的概念座標系。」（《「封建」考論》，馮天瑜）
正如有學者所言，「只有歐洲 文明的歷史才是按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這樣的順序發展演進的，除此之外，在世界上其他任何文明歷史中都找不 到和歐洲文明相似的社會形態發展規律。作為目前世界上保存得最完整的、唯一沒有中斷的，並且在近代以前1000多年的時間裏領先世界的中國文明，其社會形態和社會發展的順序與歐洲文明大相逕庭，很難找到相似 之處。所以，歷史發展的『五階段論』解釋模式只是對歐洲文明歷史發展情況的一種描述（資本主義是否最終發展到社會主義還是一個未知數）， 這種理論根本不能解釋其他非歐洲文明的發展狀況。」（《「五階段」不是社會形態演進的必然規律》，野外閒人，天涯社區，2006-5-10）
封建說的根本之害有三點：第 一，它是中共革命合法性的基礎與支撐，是整個國際共運史合法性的基礎；第二，它是中共非法政權的合法性基礎；第三，也是當前最為重要的一 點，是毀壞中華民族傳統道德的禍首，它毀掉了中國人敬天奉神的傳統信仰，使中國人不信神，無法無天，無惡不做，是一切罪惡的濫觴。
「封建」及「封建社會」問 題，最根本的錯謬之處在於：五階段結論不是產生於研究之後，而是先有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的五階段模式，再 削足適履，歪曲篡改中國歷史，使之符合五階段模式，中共邪黨還美其名曰：把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同中國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再不行它就說繼承和 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馬克思沒有講到的，我們可以根據實際情況發展嘛！當初殺光地主，消滅資本家，狠批資本主義制度它有理；現在大力發 展個體私營經濟，發展私營企業主入黨、當政協委員、人大代表，風光無限，它還是有理。實在找不到理了，它還有個「中國特色」，甚麼東西都 可以往裡裝。就像網民評論收費公路的理由所說的：「收費的全是與國際接軌，不收費的全是國情問題。」總之，它是沒有無道理的時候，永遠有 道理，再怎麼悖謬都有道理，沒有正理它還有個渾理，反正它就是有理。那個貴州藏字石「中國共產黨亡」距今二億七千萬年，明明沒有中國共產 黨，是絕對不應該出現的事情，它也說有一億分之一的可能。一億分之一不行，就十億分之一，甚至百億分之一，總之是有可能。所以說中共是邪 黨，只有邪黨才會如此胡攪蠻纏，沒有底線與原則。
更簡單直白地說，中共的指導 思想和理論基礎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如果把馬列毛澤東否了，共產黨不就完了嘛！沒有基礎了嘛！失去合法的存在依據了，你還怎麼存在。所 以共產黨要死命地保。
2012年5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