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3年10月30日訊】當一一幕幕歷史真相展現在我們眼前的時候，雖然只是一些碎片，卻也足以顛覆我們的歷史「常識」，心靈一次次被刺痛！
191、【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關鍵在於結束一黨治國】
「共產黨要奪取政權，要建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這是一種惡意的造謠與誣衊。共產黨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但並不要建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關鍵在於結束一党治國……因為此問題一日不解決，則國事勢必包攬於一黨之手，才智之士無從引進，良好建議不能實行，因而所謂民主，無論搬出何種花樣，只是空有其名而已。
——《劉少奇選集》，上卷第172～177頁
192、【劉少奇——悲劇中的悲劇】
他是國家主席，1969年（11月12日）死在任期內，情景比卡扎菲還慘。
1940年代，他首提「毛澤東思想」，結果死在毛澤東手下；
1958年，他要求黨員做訓服工具，結果在全黨口誅筆伐中死去；
批彭德懷，他高調積極，結果落得比彭德懷還不如的結局。
他以死向社會證明：沒有制度制衡，就沒有國家秩序。
193、【國際勞動節】
「五一國際勞動節」，又叫「國際示威遊行日」，除了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以外，在資本主義社會，勞動者利用這一天來表達自己對政府的不滿，對自己老闆的不滿。
1886年5月1日，芝加哥的21萬名工人為爭取實行8小時工作制而遊行罷工，經過艱苦流血鬥爭，終於獲得了勝利。為紀念這次工人運動，1889年第二國際宣佈，將每年5月1日定為「國際勞動節」，也是國際示威遊行日。
194、【危險分子】
1958年，為了「大躍進」不受干擾，毛澤東要求公安機關「把應該逮捕的人逮捕起來，應該拘留的人拘留起來」。
青海省委書記高峰說：「有些人雖然沒有現行破壞活動，但可能是危險分子，可以採取秘密逮捕的方法，把他們搞起來，要搞得很藝術，誰也發現不了。把危險分子都搞掉了，社會問題也就少了。」
「要採取多種多樣的辦法，如讓他們打架、互相告狀、扭送等等。誰叫他們在這個時候搗亂，把他們抓起來，一個不放，死也要讓他們死在監獄裏。」
195、【一代人的文革】
1962年9月，當時他只有10歲，父親被打為「反黨集團」成員，他只因為說了幾句反對文化大革命的話，也被打成了「現行反革命分子」，關押在中央黨校。
中共中央黨校召開批判六個「走資派」的大會，最後一個人就是他。前五個是大人，六個人戴著鐵制的高帽子，帽子重，壓的受不了，他只好用兩隻手托著。
他媽媽就坐在台下，臺上喊打倒他時，媽媽被迫舉手喊口號打倒她兒子。批鬥完了，近在咫尺，母子也不能相見。
一天夜裏下大雨，饑餓難耐的他趁看守不注意，跳窗戶跑回家。他咚咚嗦嗦地說：「媽媽，我餓。」想讓媽媽給弄點吃的，然後進房間換衣服。媽媽不但沒有給他做飯吃，反而冒著大雨向領導報告去了。他知道媽媽也是迫於無奈。如果不去報告，就是包庇現行反革命，媽媽也會被抓走。當時饑腸轆轆的他，哭著絕望地跑進了雨夜，最後，躲進頤和園在一張連椅上熬過了一夜，第二天，就被抓進「少管所」勞動改造。
許多年後，他成為中共第五代領導人
網評：
▲但願他不要忘記這段歷史。
▲不要對他抱有任何幻想！！！在這個邪惡的體制下沒有八面玲瓏是上不了位的。再說他也是這個體制的受益者，他不變本加厲就萬幸了！
▲寄希望於他公佈那個時代的真相，我是心灰意懶了！哎，大陸人為何總是把自己的利益看得比正義良心更重要啊！此即大陸數百年來出不了真正偉人的原因嗎？！
196、【三個員警的啟示】
▲一個德國秘密員警。
電影《竊聽風暴》的故事發生在德國，該片榮獲七十九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影片講述東德一個有良知的作家，在紅色恐怖之下同朋友一起發表了一篇文章，喚醒了民眾。這個愛國作家所不知道的是，他一直受到國家安全局的全面監聽。而監聽他的特工被他和他的朋友的熱情感動，隱瞞了他們寫作和發表的計畫，並為此被關在地下室幹糊信封的活兒四年多。
柏林牆倒塌後，作家才驚訝地得知自己家裏佈滿了竊聽器，他終於明白了幾年之前是誰保護了自己。
電影的結尾是：又過了兩年，一個郵差（即前特工）在大街上挨家送信。經過書店，他被一個大大的海報吸引了——是那個作家的新書。他走進書店，捧起書，打開扉頁，上面寫著：此書只獻給XXX（特工當年的代號）。付款時，書店的店員問書是不是送人的，要不要包裝。特工說：不用包裝了，這本書是給我的！
▲匈牙利員警阿帕達•貝拉。
1989年8月19日，匈牙利開放了通往奧地利的邊境。不到下午三點，邊境上就擠滿了人，但大部分是前來度假的東德人。他們拖家帶口的沖向邊境的鐵絲網。其目的很明確，那就是進入奧地利然後到西德，再也不回來了。因此，還沒等匈牙利的員警完全打開邊界的水泥柵欄，男女老少的人潮就把鐵絲網衝開了一個口子。沒有人惦記它們和車中的行李，什麼都不要了，只要早一點踏上自由的土地。
攝影鏡頭為當年的人潮留下了永久的定格：
人們摩肩接踵的從狹窄的邊境柵欄通過，黑白照片的右側，人群把兩個身穿白色制服的匈牙利員警擠到了鐵絲網前。但他們無動於衷，低著頭往地上看，對人潮視而不見，嘴角似乎還露著笑意。
兩名員警中的前面那個叫阿帕達•貝拉（ArpadBella），是當時的值班警官，帶著手下五名員警正當班。按照以往的規定，對任何企圖越過邊境去西邊的人，員警都可以開槍射殺。只因為他的一句命令「不許開槍」，使六百多名東德人得以成功逃往西德。
開始的時候，貝拉受到了同事和上司的歧視。但不久柏林牆倒了，隨著那幅歷史性的照片的廣泛流傳，他成了德國家喻戶曉的英雄。
▲柏林牆守衛因格•亨里奇。
1992年2月，柏林牆倒塌兩年後，守牆衛兵因格•亨里奇受到審判。在柏林牆倒塌前，他射殺了企圖翻牆而過的青年克裏斯•格夫洛伊。
在後來的審判中，亨里奇的律師辯稱他僅為執行命令，別無選擇，罪不在己。然而法官並不這麼認為，審判時嚴正指出：「作為員警，不執行上級命令是有罪的，但打不准是無罪的。作為一個心智健全的人，此時此刻，你有把槍口抬高一釐米的權力，這是你應主動承擔的良心義務。這個世界，在法律之外還有‘良知’。當法律和良知衝突之時，良知是最高的行為準則。尊重生命，是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原則！」
最終，衛兵亨里奇因蓄意射殺無辜平民被判刑，且不予假釋。
第二個員警，讓人想起了蘇聯的「8•19」政變。
1989年8月19日，當時的俄羅斯總統葉利欽冒著生命危險站在坦克上發表演說，宣告了蘇聯的解體。而此時此刻，受命於「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克格勃正在部署由專門負責反恐怖活動的「阿爾法」小組強行攻佔議會大廈，並將葉利欽等主要人物逮捕或就地處決。
但「阿爾法」小組成員都是一些文化素質很高的軍人，當他們接到命令時，意識到此舉必然導致平民流血，而且將給武裝部隊帶來難以洗淨的恥辱。於是，所有的人一致表示「不執行這個命令。」
小組二十多名指揮官被上司逐個找去訓斥，並受到「送軍事法庭審判」、「處決」等威脅，但仍然無一從命，因此而避免了一場血腥的內戰。
第三個守衛，讓人想起了一些文革政治人物所撰寫的回憶錄。雖然各人所幹的壞事不一樣，但有一點是共同的，那就是轉彎抹角地把主要責任都歸咎於時代與「上面」，他們只是忠實地執行者。最典型就是江青被審判時說的那句名言：「我是主席的一條狗，他叫我咬誰就咬誰」。
然而，當良知（如果他們還有的話）和「上意」衝突之時，他們卻毫不遲疑地選擇了服從「上意」，根本就不敢也不會哪怕把槍口抬高一毫米。一條條鮮活的生命，就是在他們的紅筆之下被殘殺的！當我們仰望一個個燦若星辰的名字——王辛酉、史雲峰、張志新、李九蓮……時，怎麼能夠放過這些雙手沾滿民眾鮮血的幫兇？
歷史不僅僅是歷史。如何對待被迫害的人群，上述史實給後人的啟示是深刻的。這個體制所有的事情都是個人做的。如果個人在有選擇的情況下還要做妨礙公民權利和自由的事情，他就應該為此承擔責任。
197、【時勢英雄】
1991年8月21日，前蘇聯局勢嚴峻，國防部長亞佐夫奉命調軍除鎮壓示威民眾，他拒絕：「我不能派小夥子們去。」
記者問：「軍隊是否要衝擊克里姆林宮？」他聲明：「不，不會的！」
之後入獄。13年後，普京總統向亞佐夫授勳，表彰他始終堅持不向民眾開槍的壯舉。
198、【《中華民國憲法》之軍隊國家化】
《中華民國憲法》第138條：「全國陸海空軍，須超出個人、地域及黨派關係以外，效忠國家，愛護人民。」
第139條：「任何黨派及個人不得以武裝力量為政爭之工具。」
199、【我這一輩子就打這個官司了】
「我這一輩子就打這個官司了，我沒別的想法了。」
整整27年，為了查清兒子的死因，李裕芬四處奔走、不斷申訴。到2009年，她已77歲，成了名乞丐。
兒子范李，走著進派出所，8個小時後，抬著出來，全身8處傷痕，公共安全專家咬定是服毒自殺，檢察機關通知不予立案……
200、【爸爸，我想睡覺了】
「爸爸，我想睡覺了。」2008年4月22日，13歲的戴文鋒說完這句後永遠的睡著在爸爸的背上，睡著在越秀北路路邊榕樹下。
11個月大時查出患有先天性心臟病，由於家庭經濟困難，時斷時續的治療讓他走過了13個春秋。前幾天，病情愈發嚴重，父親戴偉金背著他來到省人民醫院，然而因為無錢住院只好又背了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