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茉莉:西方繆斯從監獄到廚房

——愛麗絲和契訶夫之異同

茉莉(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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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3年11月13日訊】被譽為「當代契訶夫」的加拿大作家愛麗絲‧孟若獲得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令我這個「契訶夫迷」有點感慨。回溯漫長而群星閃爍的文學史,百年來西方文學的巨大變遷清晰地展現出來:從奔赴俄國庫頁島尋訪苦役囚徒的契訶夫,到今天坐在加拿大小鎮的廚房裡,安靜書寫日常生活的愛麗絲。

生性敏感的美國詩人惠特曼早就預感到,大時代的巨變將導致文學的變遷。在北美大陸走向工業化文明時,惠特曼以長詩歌詠了從希臘走來的女神繆斯,他聽見繆斯衣裙的窸窣聲,聞到她呼吸的馥郁香氣。這位文藝女神穿越了血腥的戰爭和人間地獄,來到和平之地,「被安置在廚房炊具之間」。

◎共同的短篇小說技巧:以少勝多

留著大鬍子、戴著夾鼻眼鏡的契訶夫,之所以會與文靜秀雅的女士愛麗絲相提並論,在於他們作品的形式與內容有著某種相似性。

契訶夫是世界級的短篇小說巨匠,他的作品有著長事短敘、文短氣長的簡潔。契訶夫認為:「小說越是嚴密,越是緊湊,就越富有表現力,就越鮮明。」因此留下名言:「簡潔是天才的姊妹」。在這一點上,愛麗絲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她終生只寫短篇小說,不像契訶夫後來還寫戲劇。這位女作家甚至不客氣地說,她從來沒發現哪部長篇不能改寫成短篇的。其言下之意,當代的長篇小說大都過於冗長纍贅了。

兩人的第二個共同點是:把目光集中在小人物身上,以社會寫實為主。熱愛文學的讀者,誰能不記得契訶夫的著名作品《苦悶》呢?在那個短篇裡,一個失去了兒子的老馬車伕孤苦無告,只好向自己的馬傾訴衷腸。這位俄國作家筆下的小人物,涉及到小市民、小官吏、平民、城市小知識份子、教員、醫生等等。而愛麗絲筆下的主角,大多是加拿大寧靜鄉間的小人物,他們遭遇了自殺、他殺、老年癡呆症以及女性婚姻愛情的問題。

帶著洞悉一切的同情與智慧,挖掘人性的深度,這是兩位大作家的又一共同特征。契訶夫筆下的小人物有一些是好人,但他們都有人性的弱點,過著隨遇而安、聊以自慰的生活。對這一類可悲可憐的人物,契訶夫「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同時,契訶夫還描繪了一些可恨可鄙的的小人物,揭示他們的庸俗習氣與奴性心理,由此呼喚健康美好的人格。

而愛麗絲的短篇小說,往往也是以冷靜的手法,精巧的故事敘述,「寓非常於日常」,透視人性的暗角。用她的《少女與婦女的生活》中的一句話來說,普通人的生活「灰暗、簡單、卻令人驚奇,難以探測──是以廚房的油氈鋪成的深邃的洞穴。」

◎描繪個人命運與整體社會命運

儘管在廚房油氈下也能發現生活的「深邃的洞穴」,但不同時代的生活洞穴是迥然不同的。相隔一百年的兩個不同的時代,不同的國度與國情,造成契訶夫與愛麗絲在寫作上的差異。兩個作家都忠實於自己的時代,但「國家不幸詩家幸」,契訶夫的寫作因此要深刻厚重得多。

在沙皇俄國的專制統治之下,契訶夫在描寫小人物的個體命運時,無法不關注導致小人物不幸的社會環境。在《小公務員之死》中,一個噴嚏就葬送了小庶務官卑微的生命;《套中人》中的一名地位低下希臘語教師,卻竭力維護政府發出的官方告示文章;《變色龍》中的主人翁不斷變色,在討好「大人物」這一點上卻始終不變。

正是沙皇專制的等級制度使這些小人物失去人格尊嚴,同時,這些人的奴性與卑怯,也使沙皇專制得以維持。作為一個偉大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家,一個人道主義思想家,契訶夫展示出他對整個俄國社會命運的關懷,使他的文學顯示出一般作家難以企及的批判力度與思想深度。

而愛麗絲卻生活在一個與沙俄時代完全不同的社會環境。當今加拿大是一個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有著完善的民主制度。在這樣平靜的國家生活,一般作家都有著「幾乎無事的悲哀」,即,他們的社會沒有激烈的現實衝突,一切問題都可以通過民主制度解決,並不需要他們勇敢反抗與鬥爭。他們的文學因此也就缺乏悲壯與崇高的美感。

但生性沉靜的愛麗絲一點也不為「幾乎無事」而悲哀,她也不強求廣闊的題材。生活給予她多少認識,她就忠實地書寫多少自己對生活的理解。以「明晰和心理現實主義」見長的愛麗絲髮現,在平靜的生活外貌下,每個人都有自己內心的痛苦。她筆下涉及普通人生老病死的主題,剛進入家庭生活的女孩為愛情、性、背叛、孩子而苦惱,而年長的女性也在中年危機和瑣碎生活中掙扎。

我很欣賞的一部電影《AwayfromHer》,就是根據愛麗絲的短篇《熊過山來了》改編的。退休教師格蘭特的妻子患了老年癡呆症,她忘記丈夫了,在療養院愛上了一位坐輪椅的男病人。格蘭特該怎麼辦呢?探討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與心理之謎,是推動愛麗絲寫作的動力。

◎專制與民主的文學區分:監獄與廚房

凡是忠實於時代的作家,也會忠實地執行時代賦予自己的任務。為了瞭解沙俄監獄犯人的悲慘生活,契訶夫不辭長途跋涉,於1890年前往政治犯流放地庫頁島進行實地考察,而後寫出了《庫頁島》、《在流放中》與《第六病室》等震撼人心的作品。其中,陰森恐怖的第六病室就像一座監獄,是專制俄國的一個縮影。

監獄題材,幾乎成了所有專制制度下的作家必須承擔的功課。在南非種族隔離時期,很多政治犯被監禁,遭受酷刑,庫切等作家責無旁貸地承擔起「抵抗歷史」的責任。南非作家們無法拯救受難者,只好守在監獄門前,想像獄中的酷刑與死亡,並用筆描繪出國家權力的蠻橫。他們把監獄和行刑室比喻成「黑色的花卉」,把作家執著於監獄題材稱為「黑色的迷戀」。

即使是一些生活在民主社會的作家,也沒有放棄與契訶夫一脈相承的「黑色迷戀」。不少西方作家開拓歷史題材和國際題材,用文學承擔對於世界的道義責任。例如,美國著名作家東.德裡羅的長篇小說《毛二世》,涉及中國文革期間的無辜死難著,也描寫了六四屠殺中被血洗的群眾畫面。小說中恐怖組織的頭目既像毛澤東,又像霍梅尼,而那些年輕的恐怖份子則像當年中國的紅衛兵一樣,把像章直接別在肉身上。

而愛麗絲卻沒有那麼多關懷天下的志向,她安守自己的家庭主婦的身份,坐在廚房裡陪伴著鍋盆碗筷,平淡地描繪食物、瑣事與家務。作為納稅人她很放心,因為她知道加拿大的政治家會代表她,盡職盡責地捍衛民主和人權。

◎文學中的國家犯罪與個人犯罪

即使愛麗絲安於廚房裡寫作,也不能把她視為寫「純文學」的作家,因為她並未迴避暴力與恐怖等社會題材。例如她的短篇小說集《快樂太多》(TooMuchHappiness),就有描寫暴力的內容:一個婦女到關押她的前夫的監獄探監,那個男人謀殺了他們的三個親生孩子。在《曠野車站》裡,孤女安妮的丈夫神秘死亡,她莫名其妙地被控謀殺進了牢房。此外,女性被強姦也是愛麗絲的主題。

由此看來,愛麗絲的作品中也有沉重與殘酷,也屬於有著「黑色迷戀」的作家。只不過她與契訶夫、庫切之類的作家不同,那些作家見證的是專制國家對人民的暴力犯罪,而愛麗絲筆下的暴力卻是個人心理暗角製造的犯罪。

從寫英雄反抗的悲劇轉而寫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悲劇,這是西方文學變化的大趨勢。沒有了大規模的社會矛盾,即使像美國「佔領華爾街」那樣的示威,也產生不了英雄式的悲劇,因為美國人有法定的示威權利,沒人去鎮壓他們。於是,作家們只好轉向人心深處去探尋。

那麼,當一個國家經常發生政府侵犯人權的嚴重犯罪事件,當監獄裡還關押著政治犯和良心犯,那裏的作家可以安坐廚房書寫個人的日常生活與內心,對一切現實的人權迫害視而不見嗎?契訶夫說:「到處都得有為個人的神聖權利的奮鬥;如果不要這種奮鬥,那就是不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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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1-13 10:52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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