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3年12月28日訊】題記：1989年六四民運，李慎之先生因被指說了那句「不在刺刀下做官」的名言，被迫賦閒在家。仲夏的一天我去拜訪他，交談中他提起我當年3月份在香港《潮流月刊》上發表的《馬克思主義：危機與反思》一文。在那篇文章裡，我對馬克思的歷史哲學——歷史唯物論有所批評。我認為馬克思由於受到他那個時代的哲學思想的影響，思維方式上有明顯的極端理性主義傾向。表現在歷史哲學上，就是把社會領域中的「規律」、「必然性」等範式絕對化，其典型用語是「規律本身」、「鐵面無情的規律」、「鐵的歷史必然性」，諸如此類。而實際上，社會歷史領域裡的一切規律都不是「鐵」的，毋寧說是有彈性的。正因為如此，不管我們的認識達到何種深度，我們都不可能依據己經發現的規律，在較大的時空跨度上對社會的發展作出準確的預言。先生對我的觀點表示贊同。他說，歷史是很難預言的。後來我注意到，他在「世紀之交的膽前顧後」的大文章《海闊天空扯亂淡》裡，說得更加直截了當：「歷史是無法預言的。」此前幾年，在《一段公案的由來》那篇回憶反右派運動的文章裡，他還說過：「人的視聽能力是有選擇性的。」這些觀點表明，先生對歷史哲學的思考一直沒有停止過。那次造訪，我們談得很開心。在那個年代，在那樣一種政治氣氛下，兩個「待罪之身」能夠如此無所顧忌、傾心交談，實屬難得。告辭的時候，先生站起身來，鄭重其事地囑咐我：「要好好研究一下歷史唯物論，我們的許多事情都和歷史唯物論分不開。」我說：「我會這樣做的。」一晃十四年過去了，我雖然讀了一些書，想了一些問題，卻再沒有就這個題目面對面地向先生請教過。現在先生已經作古，我想我無論如何得說一說我對歷史唯物論——歷史決定論的看法，這既是兌現我的諾言，也是對慎之先生的一種紀念。
現實社會主義在蘇聯、東歐遭到失敗以後，那些號稱「正統馬克思主義者」的理論家們，秉持自己一貫的立場，全力固守歷史唯物論這個陣地。他們以為這樣做，退可以使馬克思主義與現實社會主義的失敗脫離干係，進可以為社會主義的未來保留一片綠洲。他們宣稱，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源頭、馬克思主義的核心，是歷史唯物論。現實社會主義之所以失敗，完全是因為違背了歷史唯物論；只要堅持歷史唯物論，社會主義終將取得勝利。
說歷史唯物論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源頭、馬克思主義的核心，這沒有錯。恩格斯直到晚年都這樣認為，他在《共產黨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中，就把歷史唯物論稱為《宣言》的基本思想。在國際學術界，歷史唯物論亦常常被當作馬克思主義的同義語。問題是，堅持歷史唯物論，社會主義就能勝利嗎？
面對社會主義在將近一個世紀的時間裏所經歷的勝利和失敗的曲折歷程，這些以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為已任的理論家們，竟然不作任何實質性反思，就把社會主義未來的命運毫無保留地托付給歷史唯物論，其情可嘉，其意謬矣。
一、 歷史唯物論是意識形態，不是科學
任何一個不再沉醉於獨斷論迷夢的人，都不難發現，歷史唯物論自其創始人用以催生所謂「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以後，和這個理論的實踐就從來沒有發生過任何積極的、肯定的關係：既沒有為社會主義革命提供理論指導，也沒有為社會主義建設指點迷津，甚至不足以對現實社會主義的失敗作出解釋。
長期以來，歷史唯物論一直被高高地置於理論的神壇之上，被認為是揭示了歷史發展規律的唯一科學的歷史觀，是無產階級推翻舊世界、創立新世界的指導思想。實際上，它不過是19世紀兩位天才思想家創立的一種歷史哲學，儘管和其他歷史哲學相比有許多獨到之處，歸根到底，仍不過是解釋歷史的一種方式，而不是甚麼普遍有效的變革歷史的理論，更說不上揭示了歷史發展的規律。它和其他歷史哲學一樣，是一種意識形態，不是科學。如果說其中也包含有某些科學內容的話，那麼，這些東西充其量只是意識形態的論證材料，就像科學上的衰變理論今天被某些神學家用於「創世說」的論證一樣。
意識形態不同於科學。科學反映客體的規律性。意識形態反映主體的利益和願望，反映主體在這些利益和願望的驅使下形成的，對自身和外部世界以及二者之間相互關係的基本觀念。歷史唯物論是19世紀歐洲工人階級、主要是英國工人階級的利益和願望的一種理論表現。確切地說，是叛逆知識份子想像中的工人階級的利益和願望的理論表現。20世紀30年代，有前輩學者把Ideology這個外來詞，翻譯成「意蒂牢結」，把音譯和意譯融於一爐，非常準確而傳神。意識形態，就是「意蒂牢結」，即人的一切社會意識的總匯和最深層的根基，是一定的思想體系的核心所在。因此，任何意識形態都不免扭曲世界、扭曲歷史，就像哈哈鏡扭曲事物的外觀一樣。在國際學術界，「意識形態」一詞通常是被當作貶義詞來使用的。再沒有比「科學的意識形態」這頂桂冠更可笑的了。而歷史唯物論以及與之聯袂的辯證唯物論，恰恰是這頂桂冠的唯一得主。
作為意識形態，作為解釋歷史的一種方式，歷史唯物論曲解歷史最集中的表現，就是把「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這個跌宕起伏、充滿變數的過程，變成一個不依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受到不可更改的必然性支配的、類乎萊布尼茲所說的「前定」的過程，而這與實際的歷史進程相去何止千里。正因為如此，儘管它的創始人聲稱他們發現了歷史發展規律，而歷史卻一再地背叛他們，這就沒有甚麼奇怪了。
二、 歷史唯物論的真理性是大可懷疑的
歷史唯物論從19世紀40年代中期發端,到1859年馬克思以經典形態加以表述，再到1895年恩格斯逝世，整整半個世紀，其間歷經幾多變化，可是有三個概念始終不變，這就是「決定」、「必然性」和「不能跳過」，它們構成了歷史唯物論的基本框架和最核心的主題詞。把這三個概念連接起來，就是歷史過程中的各個社會參數，包括生產力、生產關係（經濟基礎）、上層建築和意識形態，是一個決定一個的，歷史的發展受此必然性支配，因而任何發展階段都不能跳過。「一個社會即使探索到了本身運動的自然規律，——本書的最終目的就是揭示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它還是既不能跳過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發展規律。但是它能縮短和減輕分娩的痛快。」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的這句話，言簡意賅，道盡了歷史唯物論的精義。卡爾•波普爾等西方學者把歷史唯物論歸入歷史決定論的範疇，是一點不錯的。實際上，列寧就認為馬克思的哲學是「決定論」。他在《甚麼是「人民之友」》一書中，在與自由主義民粹派分子米海洛夫斯基論戰時寫道：「決定論思想確定人類行為的必然性，推翻所謂意志自由的荒唐的神話—–」一直到今天，只要說到歷史唯物論，人們想到的還就是這個歷史決定論：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
研究馬克思的人，特別是自稱為馬克思主義者的人，對馬克思本人說過的、後來被鐫刻在他的墓碑上的「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這句名言，沒有不背得滾瓜爛熟的；對同樣被歸到馬克思哲學名下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個命題，更是不厭其煩地再三重複。可是，很少有人想到用這兩條去衡量一下歷史唯物論本身，就好像它是寫在天穹上的神諭，是可以超越一切評價標準的。實際上用這兩條去衡量一下，就不難發現，作為決定論的歷史唯物論的真理性其實是大可懷疑的。
恩格斯晚年在回憶歷史唯物論的發展時說，歷史唯物論曾經被用於三個歷史層次：在《共產黨宣言》中，用於「全部近代史」；在《法蘭西階級鬥爭》中，用於「一段現代史」；在《新萊茵報》上發表的文章裡，用於「當時發生的政治鬥爭」。這裡所說的「用」，是指「用唯物主義觀點從一定經濟狀況出發去說明」歷史，也就是「把政治事件歸結為最終是經濟原因的作用」。簡單地說，就是用來「解釋世界」。我認為，這樣的「用」，即使用得很成功，很得心應手，也不足以證明歷史唯物論的真理性。因為，解釋得再好，也只是解釋而已。解釋，只要不把五個W中的四個，即時間、地點、人物和事件弄錯，只要沒有這些硬傷，是無法證偽的。只有在「改變世界」的實踐中取得預期的成功，才能證明我們認識的真理性，因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明確地說，只有社會主義實踐，才是檢驗歷史唯物論的真理性的最恰當、最權威的標準。歷史唯物論是幹甚麼的呢？是為社會主義提供理論基礎的。正如恩格斯所說，歷史唯物論是科學社會主義兩大基石之一：有了歷史唯物論，有了剩餘價值學說，社會主義就從空想變成科學。因此，只有通過社會主義實踐的檢驗，歷史唯物論的真理性才能最終得以確立。在這個意義上，我可以說，在馬克思的時代，歷史唯物論還沒有經過嚴格意義上的檢驗，因為馬克思、恩格斯主要還是在理論領域裡活動。恩格斯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一書「導言」中說，馬克思對1848年法國革命的論述，「光輝地經受住了後來由馬克思自己進行的兩度檢驗」。這裡所說的「檢驗」，其實仍不過是「解釋」而已。真正從理論到實踐的轉變，是從20世紀初開始的。
歷史唯物論經受住20世紀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的考驗了嗎？20世紀的社會主義實踐，有輝煌的進軍，也有慘重的失敗，其間大大小小的事件發生過無數。而最重要的被認為改變了世界面貌的大事有四件：十月革命的勝利，中國革命的勝利，蘇聯現實社會主義的失敗，中國的改革開放。如果加上發達資本主義世界理應（按歷史唯物論之理）發生革命而實際沒有發生革命這件事，20世紀的社會主義實踐，總共有五件大事。這五件大事應該成為檢驗歷史唯物論的真理性的最重要的尺度。
現在，我們就來評論一下社會主義實踐和歷史唯物論的相互關係。為了節省篇幅，這些大事發生、發展的過程及其背景等等，一概略去，我們只就確鑿無疑的結論來加以討論。就從十月革命開始吧。
對十月革命，歷來有各種看法，有說它是一場政變，而不是一次革命的；有說它是一次革命，但並不是社會主義革命的。我認為，就其否定方面，即從它打倒地主資產階級、消滅私有制這一點看，十月革命絕對是一次符合「科學社會主義」規定的社會主義革命。至於它的肯定方面，即勝利後建立起來的政治、經濟、文化等等各種制度，推行的各種政策法令，是否合乎「科學社會主義」的要求，那是另外一個問題。實際上，正如人們早就指出的，它的肯定方面，是必須否定的。簡而言之，十月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但勝利後建立的制度不是「科學社會主義」想像中的那種「高於」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恰恰相反，是遠低於資本主義的、極端落後和反動的現代奴隸主義。
按照歷史唯物論，像俄國這樣落後的半亞細亞國家，生產力水平根本不到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時候。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正因為如此，像普列漢諾夫這樣的俄國馬克思主義之父，像孟什維克這樣的革命隊伍中的右翼，拒絕在民主革命之後，把革命引向社會主義方向。但是，列寧卻堅決主張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而且果然取得了勝利。十月革命勝利以後，那些迂夫子們，其中包括列寧所說的「第二國際的英雄們」以及像蘇漢諾夫那樣著名的孟什維克，還死不服氣，硬要把「俄國生產力還沒有發展到可以實行社會主義的高度」這個無可爭辯的論點，拿來作為評價十月革命的有決定意義的尺度，企圖從理論上否定十月革命的合法性。列寧斷然予以駁斥。他在《論我國革命》這篇著名的政論中，對他們的迂腐之見進行了斷然批駁。列寧的批駁主要有兩點：
第一，列寧質問他們：「面對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所造成的那種革命形勢的人民，在毫無出路的處境逼迫下，難道他們就不能奮起鬥爭，以求至少獲得某種機會去為自己爭得進一步發展的並不十分尋常的條件嗎？」
第二，列寧反駁他們說：「既然建立社會主義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雖然誰也說不出這個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甚麼樣的，因為在各個西歐國家都是不同的），我們為甚麼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達到這個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後在工農政權和蘇維埃制度的基礎上趕上別國人民呢？」
列寧的反駁，在理論上明顯是獨斷論的：俄國人要為自己「爭得進一步發展的條件」，為甚麼一定要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呢？進行民主革命不是更加符合俄國當時的國情嗎？但是，在道義上卻顯得相當雄辯：「在毫無出路的處境」下，不起來革命，難道應該等死不成？把他的兩個論點綜合起來，提高到歷史哲學的高度，其意義就是，社會變革沒有固定不變的模式，生產力不是甚麼絕對標準；可以經濟變革在前，也可以政治變革在前；只要出現有利的變革形勢，革命者就要勇於進行革命。十月革命的勝利，以及後來「在工農政權和蘇維埃制度的基礎上」，蘇聯經過幾個五年計劃的建設，很快在GDP總量和軍事上趕上並超過除美國以外的其他資本主義發達國家，成為世界上僅有的兩個超級大國之一，就證明列寧的論斷是成立的。
列寧的論斷成立了，歷史唯物論又當如何呢？歷史唯物論遭到了第一場成功的社會主義革命實踐的證偽，它不但沒有為這個革命提供理論上的指導，反而用它僵硬的決定論為反對這個革命的人提供了口實。要不是列寧的斷然決策，布爾甚維克鼓動俄國工兵農冒死鬥爭，俄國共產黨人差一點喪失一個實行決定性變革的歷史機遇。至於這次變革，從更大的時間跨度上去評估，究竟對俄國有利還是不利，這是一個需要另行研究的問題。研究這個問題所得出的結論，可以肯定或否定列寧的觀點。但是，即使歷史已經否定了列寧的觀點，也不能因此證明馬克思的決定論正確：一個理論是否正確，是不能僅僅靠否定它的對立面而得到證實的。這是邏輯學的常識。
列寧是一位嫻熟的馬克思主義者（儘管他自己的理論與馬克思主義相去甚遠），深知自己的理論和實踐對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將會造成巨大衝擊。為了維護歷史唯物論，列寧提出一個假設：「世界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不僅絲毫不排斥個別階段在發展的形式或順序上表現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為前提的。」為甚麼是這樣呢？列寧沒有論證，他把這一點當作不證自明的真理；實際上，如果不想公然背棄馬克思主義，他也無法論證。如果列寧這個假設能夠成立，當然再好不過了：既維護了歷史唯物論的權威，又捍衛了落後國家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合法性。但是，歷史沒有善待馬克思，也沒有善待列寧。列寧沒有也不可能看到十月革命後世界社會主義革命進程的實際情況，因而敢於提出那樣一種假設。後來的革命進程表明，列寧的假設不能成立。眾所周知，繼十月革命之後發生革命的國家，從西到東、從北到南，除個別例外，簡直一個比一個落後，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包括馬克思本人曾寄於厚望的英國、法國、德國，以及當代無可匹敵的美國這樣超一流的發達國家，至今沒有一個發生社會主義革命。這就提出一個問題：如果在實踐中表現出來的到處都是「特殊性」，即落後國家比發達國家先期發生社會主義革命，那麼，所謂「世界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即由生產力水平決定的歷史變革的總的順序又在哪兒呢？
現在，有些論者津津樂道於馬克思關於「四肢」和「心臟」的比喻，以為這可以用來解釋世界社會主義革命進程的實際，並且和列寧的假設相呼應。其實，這完全弄錯了對象。馬克思這個比喻是在論述1848年法國革命時提出來的。他是這樣說的：「在大陸上，不論危機時期還是繁榮時期都比英國來的晚。最初的過程總是發生在英國；英國是資產階級世界的締造者。資產階級社會經常反覆經歷的週期的各個階段，在大陸上是以第二次和第三次的形式出現的••••••因此，如果危機首先在大陸上造成革命，那麼革命的原因仍然始終出在英國。在資產階級機體中，四肢自然要比心臟更早地發生震盪，因為心臟得到補救的可能性要大些。」我們姑且不論馬克思的這個比喻在醫學上是否正確，這裡說的是在「資產階級世界」、「資產階級社會」、「資產階級機體」中，具體地說，是在西歐，在法國和英國之間有這樣一種猶如「四肢」和「心臟」的關係。換句話說，這是指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中的次發達國家和最發達國家之間的關係，而不是指落後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的關係。從俄國十月革命開始，所有發生社會主義革命的國家都不屬於「資產階級世界」、「資產階級社會」、「資產階級機體」，都是前資本主義發展階段上的落後國家，或者剛剛進入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的國家。因此，這個比喻根本說明不了實際發生的社會主義革命進程；再說了，即使在「資產階級世界」，這個比喻也沒有成為現實。今天再拿它來說事，實在是一點意思也沒有的。如果還要把它引伸到落後國家和發達國家的關係上，那就只能和歷史唯物論開玩笑：如果「四肢」即落後國家原則上就應該比「心臟」即發達國家先期發生革命，那麼，以生產力為發端的歷史唯物論還能剩下甚麼呢？。
現在該來討論「歷史必然性」的問題了。十月革命否定了僵硬的生產力決定論，否定了歷史發展階段「不能跳過」的斷言。可是十月革命難道不是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的歷史必然性的表現嗎？的確，許多人歷來都這麼說，當然，也有西方學者和政治家認為，那是一次偶然的勝利。我認為，說它是一次偶然的勝利，過於輕佻，而說它是果斷地抓住了第一次世界大戰這個隨機因素造成的有利形勢，從而取得了勝利，倒是事實。俄國是被帝國主義拖進戰爭中去的，就其自身的歷史發展來說，這場戰爭完全是一個隨機事件，這一點不必在這裡詳加討論。我要討論的問題是，十月革命究竟是不是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的歷史必然性的表現？
盲目的意識形態取向，常常使人不合邏輯，這裡算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十月革命是不是歷史必然性的表現這個問題，完全是一個偽問題。它是從一個預設的虛假前提出發的，好像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的必然性，是一個已經得到證實的經驗存在，因而設問：十月革命是不是這種必然性的表現？這就把事情弄顛倒了。直到十月革命為止，甚至直到今天為止，所謂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的必然性，只存於歷史唯物論的論理胎胞裡。實際上有沒有這樣的必然性，正需要包括十月革命在內的社會主義革命，特別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來加以證實。我們看到，就十月革命本身而言，完全說不上甚麼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的歷史必然性。當時的俄國，如上所說，生產力的發展水平極低，正需要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來作為它的發展形式，那裏的資本主義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根本不發生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的問題。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打斷了俄國正常的發展進程，使它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被布爾甚維克引上了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哪裏有甚麼「必然性」可言？
再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那一邊。馬克思的「喪鐘」敲了一個半世紀，資本主義國家沒有一個發生社會主義革命，這個事實本身就對這個必然性提出了質疑。不錯，征諸世界歷史，沒有一種社會制度是永世長存的，資本主義制度也不可能永世長存，總會被某種新的社會制度所代替，這是無庸置疑的。美藉日裔學者福山從現實社會主義的失敗中作出「歷史的終結」的結論，是過於短視的，歷史沒有終結，也不會終結。不過，我認為真到資本主義壽終正寢的那一天，人們也許會發現，它的死因與馬克思博士當年的診斷並無關係。馬克思當年面對的是資本主義早期階段，從文明發展階段來說，那是工業社會剛剛形成的時期，而現在已經是後工業社會或信息社會了。他據以作出社會主義必然代替資本主義這個結論的那些社會參數，諸如所有制結構、產業結構、勞資關係、階級構成，以及管理模式、科學技術水平，等等，都已經發生巨大變化。當年資本主義沒有死在馬克思的預期裡，算是逃過一劫，今後要死也不會死在他的診斷上了。明確地說，除非重新加以論證，馬克思關於社會主義必然代替資本主義的論斷，早已失去時效。如果今天還把社會主義的前景寄托在這個論斷上,那無異於自欺欺人。社會主義的根據，假如有這樣的根據的話，就不應該到歷史哲學中去尋找，而應該到這個世界本身中去尋找。
總之，「決定」、「必然性」、「不能跳過」，歷史決定論的三個核心概念，在十月革命面前統統碰壁。那麼能不能把蘇聯現實社會主義的失敗，看作是對列寧違背歷史唯物論，強行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一種報應，從而多少可以為歷史決定論留下點甚麼呢？我的答覆是，蘇聯、東歐劇變，現實社會主義失敗，與早產的十月革命沒有關係。早產的十月革命帶來的困難，只是在斯大林模式的形成和運行中有其反映，經過幾十年的「社會主義建設」，這些困難早已被另外一些困難和矛盾所代替。蘇聯的失敗，根本不能用甚麼生產關係不適合生產力或上層建築不適應經濟基礎這類歷史唯物論概念去解釋。現實社會主義的失敗，完全是因為七十多年來積累的社會矛盾、官民矛盾、民族矛盾，達到了爆發的臨界點，歷屆蘇共領導人面對這樣的危機，又作出了錯誤的選擇。先是在改革與不改革中選擇不改革，1956年赫魯曉夫主持的蘇共二十大，本來是很好的改革的開始，卻被保守的勃列日涅夫們扼殺了。繼而又在如何改革的問題上亂了方寸，選擇了錯誤的路徑，最終導致蘇聯解體。而且，即使選錯了改革的路徑，形勢危急之時，如果戈爾巴喬夫採取斷然的鐵腕手段，蘇聯也未必一定解體。當然，戈爾巴喬夫拒絕採取鐵腕手段，這是一個值得肯定的明智之舉。把這樣一個專制獨裁、違反人性、缺乏效率的制度維持下來，於蘇聯和世界又有何益？客觀地說，蘇共垮臺，蘇聯解體，無論對蘇聯各族人民，還是對全世界，都是一件極大的好事。可見，既不能說蘇聯的失敗是必然的，也不能說蘇聯的失敗是偶然的。這些概念在這裡甚麼也說明不了。歷史的發展，既不是被決定的，也不是隨心所欲的，它是人們在既定的形勢下，自覺地作出選擇的結果。這一點，我在後面將詳加論述。
順便指出，在這個意識形態尖銳對立的世界上，必然、偶然這些概念常常被對立雙方用作互相褒貶的說詞。十月革命勝利了，擁護者稱，這是必然的，體現了歷史發展的規律；反對者說，這是偶然的，是一個陰謀的勝利。蘇聯垮臺了，對立雙方互換說詞：原來擁護十月革命者認為，這是社會主義發展過程中的一個曲折，否認這個失敗有甚麼必然性；原來反對十月革命者則認為，這個失敗是必然的，否認它有甚麼偶然性。實際上，在社會歷史領域中，必然、偶然、規律等等，多半是一些帶有濃重意識形態色彩的概念，更多的是反映認識主體的價值取向，而並不具有自然領域中那種不可移易的一義性。因此，這些概念常常被主觀地應用，即與其說用以說明歷史事件的性質，不如說用以表達認識主體的意識形態立場。明乎此，人們對這些抽像的哲學概念便無須太過敬畏。重要的是，要對事件本身進行實證的研究，是甚麼就是甚麼。當然，這並不是說，社會歷史領域不存在規律。規律也是有的，但決不像歷史唯物論者自吹自擂的那樣容易發現；他們所說的那些規律，其中包括社會主義必然代替資本主義的規律，都不過是意識形態的說辭而已。
我在結束對社會主義實踐與歷史唯物論相互關係的考察之前，不能不說到中國革命。中國革命比十月革命更加有力地證明，歷史唯物論所謂的歷史發展階段並不是不可以超越的；只要有一定的條件，就能超越。眾所周知，中國是一個比俄國還要落後的國家，毛澤東把它定性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走資本主義道路都很困難，何況走社會主義道路。 可是，中國以「新民主主義革命」為過渡，很快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這和歷史唯物論更是風馬牛不相及了。由於歷史包袱過於沉重，由於指導思想上的錯誤，中國在社會主義道路上走得比俄國還艱難，政治上沒有民主，經濟上用小農意識去指導現代化建設，加上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為了鞏固和發展自己的獨裁政權，不斷地發動政治運動，結果搞得民不聊生，經濟頻於崩潰，社會一片混亂，文化形同沙漠。及至1970年代末，實行市場導向的經濟改革，形勢才為之一變。在這種強烈的對比和啟發下，人們提出一個問題：我們的社會主義是不是搞早了，資本主義階段是不是真的不能超越？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趙紫陽在中共十三大報告中，說了這樣一段話：「在近代中國的具體歷史條件下，不承認中國人民可以不經過資本主義充分發展階段而走上社會主義道路，是革命發展問題上的機械論，是右傾錯誤的重要根據……」這裡，趙紫陽不僅指出，在中國，資本主義充分發展的階段是可以超越的；而且指出，相反的主張是「機械論」，是「右傾」錯誤的重要根源。這是很發人深省的。讀到這些話，我們好像又回到十月革命後列寧與蘇漢諾夫們的爭論。在這裡，歷史決定論又一次站錯了隊！對於這個事實，決不能用中國革命能不能算社會主義革命來質疑。如上所說，從這個革命的否定方面，即從它打倒地主資本家、消滅私有制這個社會主義革命的最本質的規定來看，和俄國革命一樣，中國革命絕對是社會主義革命。需要質疑的不是中國革命的性質，而是歷史決定論本身。
三、 解釋歷史的方式並不是變革歷史的理論
歷史唯物論本來是為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而創立的，可是臨到社會主義革命到來的時候，它不但不能為之提供指導，反而成了一種必須加以克服的「機械論」和「右傾」的思想障礙，這是馬克思始料不及的。
為甚麼會發生這種情況？馬克思1879年4月致柯瓦列夫斯基的一封信中說過的幾句話，倒很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事情的原委。他說：「把某個作者實際上提供的東西和自認為提供的東西區分開來，是十分重要的。這甚至對哲學體系也是適用的：例如，斯賓諾莎認為是自己體系的基石的東西和實際構成這種基石的東西，兩者完全不同。」馬克思在這裡指出了一個極為重要的「區分」。當然，並不是所有的作者都有這種情況，可是馬克思本人恰恰就是如此。他自認為給變革歷史提供了一個指導性的理論，實際上只是提供了一種新的解釋歷史的方式。正如波普爾正確地指出的，這二者不是一回事。歷史唯物論在解釋歷史的時候可以顯得頭頭是道，一旦需要它對變革歷史提供指導的時候，卻不是徹底弄錯了，就是完全無能為力。
馬克思本人顯然沒有意識到對歷史唯物論來說很重要的這個「區分」，恩格斯也沒有意識到，他們以為這是一回事。因此，他們一方面一再告訴人們，歷史唯物論是「從一定經濟狀況出發來說明」或「解釋」歷史的方法；另一方面，又非常自信地認為：「馬克思的歷史理論是任何堅定不移和始終一貫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條件；為了找到這種策略，需要的只是把這一理論應用於本國的經濟條件和政治條件。」
同樣，列寧也沒有意識到這個「區分」。他一方面宣稱，歷史唯物論是「『唯一科學的』說明歷史的方法」，另一方面又認定它是一種行動指導思想：「這一理論對世界各國的社會主義者之所以具有不可遏止的吸引力，就在於它把嚴格的和高度的科學性（它是社會科學的最新成就）和革命性結合起來，並且不是偶然地結合起來（即不僅因為學說的創始人本人兼有學者和革命家的品質），而是把二者內在地和不可分割地結合在這個理論本身中，實際上，這裡直接地提出理論的任務、科學的目的是幫助被壓迫階級去進行他們已在實際進行的經濟鬥爭。」也就是說，在列寧看來，歷史唯物論既是解釋歷史的方式，又是變革歷史的理論。
歷史唯物論作為解釋歷史的一種方式，確有一定的有效性。當它在歷史發展的鏈條上截取一個環節予以解釋的時候，它是比較有效的，這就是用經濟去解釋政治，解釋國家設施、法的觀念等等。這一點，現在差不多已經成為常識，已經很少有人不去追溯經濟上的動因，而僅僅從思想上去解釋政治變遷和政治事件。但是，超出這個範圍，在因果聯繫的另一個環節上，在經濟的變化、生產方式的變化、生產力的變化該如何解釋的問題上，它就無能為力了。英國哲學家羅素曾經很公正地指出：「馬克思的理論中最需要改正的問題，就是關於生產方式的變革的原因。生產方式在馬克思的著作中是作為基本原因出現的，而它們在不斷變革的理由卻完全沒有得到解釋。」的確是這樣，馬克思甚至連這個問題都沒有提出來。馬克思難道不知道這裡有明顯的脫漏嗎？發生這樣的問題，我認為，原因在於學者馬克思是服從於和服務於革命家馬克思的。作為革命家的馬克思，他所關心的是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如何變革的問題，而不是生產力和生產方式如何發展變化的問題。生產力和生產方式是他提出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根據和出發點，至於它們本身如何發展變化，不是他關心的事情。既然如此，作為學者的馬克思，自然不會在理論上去研究這些問題。有人像發現新大陸似地說，馬克思主義最重視發展生產力。這是完全不對的。馬克思重視的，不是發展生產力，而是生產力發展的解釋學意義。他的任務是破壞舊世界，而不是建設新世界。毛澤東把馬克思主義概括為「造反有理」四個大字，是非常準確的。可以說，這是他有關馬克思主義的所有論斷中最準確的一個。馬克思主義的要義，就是要證明，推翻舊世界不僅天經地義，而且必然成功。正因為如此，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國家應當如何發展生產力，如何進行建設，這在馬克思著作中除了「儘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這類原則性的指示而外，找不到任何有實際意義的指導性意見。這不能怪罪馬克思。任何理論都只能指向一定的目標，馬克思的歷史哲學也是這樣。有鑒於此，20世紀80年代，自稱「不悔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於光遠先生，提出要發展「建設的馬克思主義」。他認為，馬克思本人的馬克思主義，是「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從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來看，光遠先生的這個想法完全無可非議。你要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建設社會主義，而馬克思原來的理論中又沒有多少可用的思想資源，不發展「建設的馬克思主義」，怎麼能適應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令人不解的是，光遠先生這個想法竟遭到當局的否定和批判。
恩格斯晚年看到了這個問題。他意識到，沒有對生產力的發展作出解釋，在理論上是一個缺陷。於是，他用生產關係、上層建築和意識形態的反作用去解釋生產力、生產方式和經濟基礎的發展變化。應該說，這個解釋，方向是對的，但他沒有也不可能解釋到位。他一方面強調反作用的不可避免和重要性，另一方面由於受到歷史決定論的限制，又竭力壓低反作用的力度。他認為，經濟的決定作用和政治上層建築、意識形態的反作用，是「兩種不相等的力量的相互作用」：經濟運動是最強有力的、最本原的、最有決定性的。又說：「物質生產方式雖然是始因，但是這並不排斥思想領域也反過來對這些物質生產方式起作用，然而是第二性的作用。」可以看出，恩格斯有一種進退唯谷的困難：不承認反作用，無以說明生產力、生產方式的變化；把反作用說大了，又有悖於歷史決定論。這樣，他就沒有，也不可能把問題說清楚。如果整個社會確如歷史唯物論所說，包括生產力、生產關係（經濟基礎）、上層建築和意識形態這樣四個參數，那麼這四個參數就應該能夠構成一個自我循環、自我滿足的系統，其中每一個參數的發展變化，只能從其他三個參數得到說明，而無所謂哪個力量大，哪個力量小。否則，「最強有力的、最原本的、最有決定性的」那個力量的變化，就無法在系統內部得到說明，而必須突破這個系統，到外面去尋找「第一推動」了。而且，既然是「作用和反作用」，那麼說它們力量不相等，一個力量大，一個力量小，也不合此說所借用的力學邏輯。但是，為了不至於違背歷史決定論，恩格斯也只能如此了。
其實說到哪個是第一性的作用，哪個是第二性的作用，那完全取決於你從哪裏開始，把甚麼作為出發點：從經濟出發去解釋政治和意識形態，經濟就是第一性的作用；政治和意識形態反過來對經濟的作用，就是第二性的作用。相反，從政治和意識形態出發去解釋經濟，政治和意識形態就是第一性的作用；經濟反過來對政治的作用，就是第二性的作用。所謂第一性、第二性，在最一般的意義上，無非是指初始概念和後續概念、原因和結果之類的區別。對於不信上帝的人來說，除了在物質和意識的最原初的相互關係上，只能說物質第一性、意識第二性外，在歷史長河中，在人類社會生活的實際過程中，無所謂哪個社會因素一定是並且永遠是第一性，哪個社會因素一定是並且永遠是第二性。當恩格斯如上說時，似乎忘記了他在自己的《自然辯證法》中曾經說過的話：「這裡沒有甚麼是絕對的，一切都是相對的。」又說：「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真正的終極原因……只有從這種普遍的相互作用出發，我們才能達到現實的因果關係。為了瞭解單個的現象，我們必須把它們從普遍的聯繫中抽出來，孤立地考察它們，而在這裡出現的就是不斷變換的運動，一個表現為原因，一個表現為結果。」實際上，在相互作用中，原因和結果的位置是不斷變換的。當你想解釋政治和意識形態的時候，你就會看到，政治和意識形態作為既定的事實，作為結果，是有原因的，經濟就是一個重要原因。當你想解釋經濟的時候，你就會看到，經濟作為既定的事實，作為結果，也是有原因的，政治和意識形態就是一個重要原因。難道生活實踐不就是這樣告訴我們的嗎？中國的改革開放、現代化建設、經濟的發展，你怎麼解釋？難道不是得從毛澤東死去、「四人幫」覆滅、文化大革命結束，「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平反冤假錯案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等等說起嗎？沒有這一切，就不會有改革開放，不會有經濟的發展。同樣，如果不是鄧小平的只改經濟、不改政治的跛足的改革理論，也不會有今天這樣兩極分化、貧富懸殊、腐敗成風的局面。這不就是從政治和意識形態出發去解釋經濟，解釋社會嗎？如果在這裡硬要把理論、路線、方針、政策的作用，說成是「第二性的作用」，那有甚麼意義呢？或許有人會說，三中全會的決策、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理論並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它們是從過去的實踐，從中國的國情總結出來的。說得很對，但是，你這已經轉換了場景，說的是另一個因果環節上的事情了。這樣說，正好表明，你承認因果關係是可以變換位置的。這也就是說，所謂第一性、第二性，並不是一對固定不變的概念，從而進一步表明，僵硬的決定論是不能成立的。
總之，歷史唯物論只是解釋了歷史鏈條中因果聯繫的一個環節，而沒有解釋另一個環節，沒有對被認定為歷史起點的生產力、生產方式的變化作出合理的解釋。正因為如此，不能說「馬克思發現了決定人類歷史運動和發展的基本規律」，最多只能說，馬克思在這方面作了一些探索。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作為一種解釋歷史的新的方式，有它的獨到之處，有一定的真理性，但同時也有緻命的缺點，因而遠遠不能說它已經把握了真實的歷史過程，把握了歷史發展規律。
上面我們對歷史唯物論解釋歷史的方式進行瞭解讀和評論，現在應該來談談為甚麼不能把解釋歷史的方式同變革歷史的理論混為一談。
首先，解釋歷史是有選擇性的。就是說，總是從一定的需要、一定的角度、選擇一定的事實作為根據，去進行解釋。這是不可避免的，任何解釋都是這樣，歷史唯物論也是這樣。從解釋歷史中得出結論，需要進行抽像，因而相對於歷史本身，都是不完備的、有局限性的。用這些結論去指導變革歷史的實踐，不可能具有普遍的有效性，有的可能有效，有的未必有效。在這裡，重要的是要有自知之明，不要把選擇性的解釋同普遍性的理論混為一談。馬克思、恩格斯本人，特別是他們之後的馬克思主義者們，顯然都缺乏這種意識。他們無一例外地認為，歷史唯物論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這樣一來，一方面使人們對歷史唯物論抱有過高的期望，另一方面也給歷史唯物論帶來過於沉重的負擔。一個半世紀來，人們關於歷史唯物論的爭論，可以說，多半源自於這個矛盾。如果實事求是地說，歷史唯物論無論在解釋歷史方面，還是在變革歷史方面，都有一定的有效性，不過究竟在甚麼場合下應用它，以及怎樣應用它，都需要視情況而定。如果能這麼說，我想，無論對於變革歷史的實踐，還是對於歷史唯物論本身，都會好得多的。
為了稍微具體一點來說明解釋歷史的方式並不是變革歷史的理論，我想引用卡爾•波普爾在《歷史決定論的貧困》一書中說過的一段話，我認為他說得很有道理：「歷史決定論錯誤地把這些解釋當作理論。這是它的重大錯誤之一。比方說，把『歷史』解釋為階級鬥爭的歷史，或種族優勢鬥爭的歷史，或各種宗教觀念的歷史，或『開放』社會和『封閉』社會鬥爭的歷史，或科學和工業的進步的歷史，都是可以的，所有這些都是多少使人感興趣的觀點，而且其本身完全是無可非議的。然而，歷史決定論並不這樣說；它們沒有看到必定有多種多樣的解釋，而且基本上具有同等程度的建議性和任意性（其中有些甚至可以特別富有成果——從某種重要性來看）。反之，他們卻把歷史解釋當作學說或理論，斷言『全部歷史都是階級斗的歷史』等等。如果他們確實發現他們的觀點是富有成果的，並且許多事實都可以按此加以排列和解釋，他們就錯誤地以為這是他們學說的證實甚至證明。」
的確，解釋歷史是有選擇性的。也就是說，解釋歷史可以有多種選擇，這些選擇在有效性方面可能有差異，甚至有很大的差異，但誰也無權說，我的解釋是唯一科學的解釋。我們看到，歷史唯物論對歷史的解釋，在起點和終點上都是有選擇的。馬克思以生產力為起點來解釋歷史，而不是以任何別的東西，例如以政治、宗教、天才人物或地理環境為起點，這本身就是一種選擇。從生產力出發，經過層層推論，最後得出「全部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的結論；這個結論又是一種選擇。實際上，即使同樣從生產力出發去解釋歷史，也可以有完全不同的結論，例如，也可以說「全部歷史都是各社會群體包括各階級之間互助合作的歷史」。為甚麼不可以呢？一個社會要生存下去，用馬克思自己的話說，要解決吃、喝、住、穿的問題，也就是要進行物質資料的生產和再生產，不能只有鬥爭，沒有合作。物質資料的生產是在不同分工的人們之間的互助合作中實現的，而不只是在鬥爭中實現的。即使在生物界，只講鬥爭不講合作的生存鬥爭理論也是片面的，這一點，馬克思、恩格斯本人是很清楚的。可以肯定，隨著人類社會分工的日益細密，彼此間依賴程度的加強，越往後各社會群體包括各階級之間的互助合作的趨勢將越強，而鬥爭將越來越限制在人類文明和理性可以接受的限度之內。實際上，後面這種觀點，無論在國內還是在國際，無論在政界還是在學界，越來越為人們所接受。馬克思的「全部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這個結論，顯然是為了革命的目的而刻意選擇的。把這個結論應用於「社會主義革命」的實踐，就沒有普遍有效性：在某些落後國家比較有效，在發達國家就不那麼有效，甚至完全無效。原因在於，落後國家調控階級矛盾和社會矛盾的實力（特別是經濟實力）和機制以及整個文明程度都比較差，矛盾一旦尖銳化，就你死我活；而那裏的統治集團一般說來又都比較腐敗無能，因而只要有「社會主義政黨」的推動，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幾率就比較高。這也就是為甚麼落後國家比發達國家先期發生革命並取得勝利的原因。發達國家的情形與此不同，那裏儘管矛盾重重，階級矛盾、民族矛盾、種族矛盾、宗教矛盾、性別矛盾、生態矛盾等等，而且這些矛盾有時還相當尖銳，但至今沒有一個國家發生社會主義革命。原因在於那裏有強大的經濟實力，有比較健全的社會和政治調控機制，加上整個社會文明程度較高，人們又長期生活在民主制度下，比較善於妥協而不走極端。「全部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這個片面的歷史結論，在20世紀這個被稱為「革命和戰爭」的世紀，命運尚且如此，在21世紀肯定將受到更加嚴峻的挑戰。
不能把解釋歷史的方式同變革歷史的理論混為一談，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二者的思想行程不同；從解釋到變革，從過去到未來，其間存在著認識上的兩次跳躍，因而不可避免地會出現誤差，二者之間不可能完全符合，甚至可能完全不符合。這既是一個邏輯問題，更一個實際問題。
解釋，總是對已成之事的解釋，是從結果推斷原因；而變革則是對未成之事的預期，從原因推斷結果。二者的思想行程正好相反，一個回首過去，一個預見未來。而適合於過去的，未必適合於未來。為甚麼呢？因為從過去轉向未來，認識上不可避免地會要發生兩次誤差，一次存在於解釋過去的過程中，存在於從結果到原因的推斷之中；一次存在於預見未來的過程中，存在於從原因到結果的推斷之中。從結果推斷原因時，由於受到意識形態和其他因素影響，難免故意捨掉和貶低一些實際上可能很重要的環節，或者相反，故意誇大、甚至添加一些實際上並不存在的環節，因而推斷出來的原因與結果之間未必具有必然聯繫，甚至未必就是這個原因。十年「文革」，搞得國民經濟幾近崩潰，冤獄遍於國中，整個中國天下大亂，這是怎麼造成的呢？據說，是「林彪、『四人幫』兩個反革命集團」作亂的結果，雖然不能說和毛澤東一點關係沒有，但他絕對不是罪魁禍首，而最重要的是，和這個一黨專政的制度沒有關係！用鄧小平的話說，「我們這個制度是個好制度」。這就是意識形態曲解歷史過程中的因果聯繫的一個典型的例證。從這樣推斷出來的原因出發，再去預見未來，推斷結果，會再一次受到意識形態及其他因素的影響，從而推斷出來的結果與實際發生的結果可能相去甚遠，甚至完全相反。由於沒有對「文革」作出正確總結，沒有看清或者說故意迴避「文革」發生的根本原因是黨魁至上的一黨專政的政治制度，所以在實行市場化的經濟改革的同時，拒絕民主化的政治改革。結果，經濟是發展了，GDP獲得了驚人的增長，社會卻走到邪路上去了：黨魁至上還是黨魁至上，只是貧窮落後的一黨專政，變成了財大氣粗的一黨專政。鄧小平許諾的「共同富裕」只存在於統計學上的平均數之中。就像一則黑色幽默所說，雖然我只有一百元，但是你有一百萬，一平均，我不也有五十萬零五十元嗎，誰說我不富裕？
說簡單一點，因果聯繫是一個很複雜的過程，一個原因可能產生幾個結果，一個結果可能有幾個原因。究竟哪個原因和哪個結果相連，哪個結果和哪個原因相連，即使不抱意識形態偏見，也是無法完全把握的。克羅齊說，「任何歷史都是當代史。」我可以補充說，任何歷史，都是有話語霸權的當代人的歷史。無論解釋過去，還是推斷未來，都和這些有話語霸權的當事者的意識形態取向，即他們的主觀選擇分不開。由於存在著認識上的雙重誤差，在社會歷史領域裡，從過去已知的因果聯繫出發，在較大的時空跨度上去預見未來，總是錯的比對的多。李慎之先生說：「歷史是無法預言的。」只要不把這句話絕對化，先生的意思大體不錯。誰也不敢吹牛，他能洞察一切、未卜先知。因而動輒就是一萬年如何如何，這都是毛澤東這樣的獨裁者故弄玄虛的假深沉，是騙人的鬼話！
兩次選擇、兩個誤差，使得任何解釋歷史的方式都不可能無條件地成為變革歷史的理論。我們看到，儘管馬克思深信自己憑藉歷史唯物論揭示了歷史發展的規律，可是他在預見未來的時候，雖然說對了一些事情，但在重大的有決定意義的問題上，特別是在社會主義革命的問題上，卻一次也沒有說對。他先是認為英國將首先發生革命，因為英國生產力最發達；繼而認為法國可能首先發生革命，因為法國人長於政治鬥爭；接著又寄希望於德國，因為德國人精於理論思維。在一次又一次失望之後，又把目光轉向俄國。幾經猶豫之後，最後對俄國革命和俄國土地公有製作了一個假言判斷：「假如俄國革命將成為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信號而雙方互相補充的話，那麼現今的俄國土地公有制便能成為共產主義發展的起點。」他說這個話的時候是1882年，三十五年後，即1917年，俄國爆發革命，包括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但是，這個革命並沒有成為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信號，雖然擦出了幾個火花，終於沒有燃起大火；而俄國的土地公有制在這之前早已土崩瓦解。這就是說，即使以假言判斷作出的最為謹慎的預言，也一樣落空了。這不能歸因於他們二位粗心大意。馬克思在答覆查蘇利奇關於俄國革命前途問題的來信時，曾反覆思考，數易其稿。最初想作一個詳盡而全面的回答，但是，怎麼也說不清楚，終於放棄這個想法，只寫了一封短簡，算是交代過去了。其中最重要的話，就是我在上面引用的那個假言判斷。
不能把解釋歷史的方式和變革歷史的理論混為一談，還有操作上的原因。前兩個原因是理論性的，這第三個原因完全是實踐性的。要指導變革歷史的實踐，不僅要有預見，而且要對當下的形勢作出判斷。恰恰在這裡，歷史決定論遇到了不可克服的困難。
馬克思說：「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的生產關係或財產關係（這只是生產關係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於是這些生產關係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這裡立即發生一系列判斷上的問題：社會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是一個甚麼樣的階段？它們同現存生產關係發生「矛盾」，又是一個甚麼樣的概念？是不是一發生矛盾，這些生產關係就成了生產力的「桎梏」？是不是一變成「桎梏」，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這些都是非常實際、非常尖銳的問題。如果不能對這些問題作出明確的回答，又怎麼能判斷社會的走向，怎麼能決定當下該如何行動：是去激化矛盾還是緩解矛盾？是起來革命還是靜觀其變？
實際上，馬克思在這裡所說的「矛盾」、「桎梏」等等，都是一些抽像的歷史哲學概念，只能用於解釋歷史，根本沒有現實的可操作性，因為它們沒有任何確定的標準可以作為判斷的依據。正如列寧在談到蘇漢諾夫們關於建立社會主義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的論點時所說的：「誰也說不出這個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甚麼樣的」。這裡所說的「文化水平」主要是指物質文化水平，即生產力水平、經濟發展水平。既然說不清楚，當然就無法作出判斷。在解釋歷史的時候，因為不需要任何實際操作，所以沒有這樣的困難，只要把這些歷史哲學概念大體上排列出一個邏輯順序，說明它們之間的因果聯繫，從而給人提供一種理解歷史進程的思路，就算解決問題了。可是，要變革歷史，就不能模模糊糊、大而化之，必須直面這些操作上的難題，否則就無法預見，更無法行動。我們看到，為了能準確地把握革命時機，列寧不得不把所有這些抽像的歷史哲學概念統統撇在一邊，而提出兩條比較實在的可以操作的標準，一條叫上層不能照樣統治下去，一條叫下層不能照樣生活下去。憑這兩條標準，列寧抓住了第一次世界大戰造成的歷史機遇，奪取了十月革命的勝利。
馬克思、恩格斯當然也不是完全沒有標準，他們要預見未來，不能不設定一個標準。問題是，他們太理性主義了，一切都想從「矛盾」、「桎梏」等等歷史哲學概念上去推斷。他們設定的標準是甚麼呢？危機。在他們看來，沒有比危機更能反映由生產力的發展而肇始的社會矛盾了。因此，一見到危機包括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他們就認為「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這在歐洲1848年革命開始的時候表現得最為明顯。到1850年，這場革命行將結束，馬克思堅信新的革命一定還會到來。為甚麼呢？因為「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機之後才可能發生。但它正如新的危機一樣肯定會來臨」。可是，直到他們去世，除了歷時七十二天的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歐洲再也沒有發生過新的革命，儘管危機發生了一次又一次，危機與革命卻怎麼也沒有聯繫在一起。為甚麼會這樣出乎意料呢？在於危機的發展並非是單向的。人們可以加劇危機的發展，直至引起革命，也可以緩解危機的烈度，使社會回歸正常發展的軌道。究竟向哪個方向發展，取決於力量的對比和各種相關的條件。然而，歷史唯物論作為決定論，只認定一種可能性，只著眼於從矛盾到危機再到革命這樣一種可能的發展，而忽視從矛盾到危機再到危機緩解這樣另一種可能的發展。雖然出於理論上週延的考慮，他們也曾說過危機可能會過去的話，但由於強烈的革命願望，他們總是傾向於從危機到革命這種片面的發展上去預見未來，結果當然不能不令人失望。馬克思、恩格斯關於社會主義革命的預言一再落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具體判斷上的困難造成的。這一點，後來他們自己也是承認的。但是，他們並未因此而對自己那一套歷史決定論做過甚麼實質性的反思。
綜上所說，歷史唯物論，的確只是一種解釋歷史的方式，它只能管過去而管不著現在和未來，因而不是，也不可能是普遍有效的變革歷史的理論。當然，它對於變革歷史也有一定的意義，那就是為「批判舊世界」提供了一套框架，使決意「推翻舊世界，創立新世界」的社會力量受到啟發和鼓舞，並實際地投入鬥爭。至於所謂指導作用，那是完全說不上的。不僅如此，歷史唯物論作為歷史決定論，在實踐中往往走向反面，表現為唯意志論和獨斷論。在這方面，毛澤東是一個典型。他從馬克思、恩格斯主要是列寧的書裡學了歷史決定論，接受了歷史的發展是有規律的思想，就宣稱「全世界共產主義者比資產階級高明，他們懂得事物的生存和發展規律，他們懂得辯證法，他們看得遠些」。正是這種自以為懂得事物生存和發展規律的狂妄和致命的自負，使他產生了類似「替天行道」的意識，感到自己好像就是真理的化身、歷史必然性的人格體現，因而一旦大權在握，便不顧一切地去貫徹自己的意志，實現自己的妄想。大躍進、文化大革命是這種唯意志論在經濟和政治兩個方面的最突出的表現。實際上，懂不懂得「事物的生存和發展規律」，懂不懂得「辯證法」，這與所謂「共產主義者」還是「資產階級」並無關係。再說「事物的生存和發展規律」，並不是讀幾本馬克思的書就能懂得的。如果事情那麼簡單，我們這裡的「共產主義者」何至於犯那麼多錯誤，吃那麼大虧，以致死那麼多人？
四、 歷史是趨勢與選擇交互作用的產物
在歷史唯物論的三個核心概念中，「決定」的概念是比「必然性」和「不能跳過」更加基本的：既然歷史過程各個社會參數是一個決定一個、一個跟著一個的，那麼歷史變革的進程當然就是必然的，從而歷史的發展階段自然就不能超越。說歷史唯物論就是歷史決定論，關鍵就在這個「決定」的概念。歷史唯物論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遇到的種種困難，在學理上受到的種種批評，都和這個「決定」概念分不開。正是這個概念曲解了真實的歷史過程，使得馬克思的歷史哲學只能停留在「解釋世界」的範圍內，而不能為「改變世界」提供有效的指導。解釋，如上所說，只要沒有硬傷，是無法證偽的。因此，恩格斯晚年可以很自豪地回顧他和馬克思應用歷史唯物論一次又一次解釋歷史的經歷。而當他回顧他們運用這個理論去預見革命的時候，就沒有那樣豪邁了，這從他為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一書寫的導言中可以看出來。為了節省篇幅，我就不在這裡繁瑣引證了。
這個如此神通廣大而又如此不中用的「決定」概念是怎樣產生的呢？它既是馬克思、恩格斯解釋歷史的工具，也是他們解釋歷史的產物。他們為了反駁「歷史唯心論」從思想上去尋求一切歷史變動的終極原因，以及把政治變動看作一切社會變動中最重要、決定全部歷史的變動的觀點，決意去尋求一種新的解釋方式。他們這樣提出問題：人的思想是從哪裏來的？政治變動的動因又是甚麼？在為此尋找原因的時候，他們把目光專注於社會的經濟方面，而抽掉了「歷史唯心論」所特別著意的人的思想、人的意志、人的行動，一句話抽掉了人的能動性。一當他們認定經濟狀況是政治變動的原因的時候，就宣佈政治變動是由經濟狀況「決定」的，簡單地說，政治是由經濟「決定」的。這裡，他們陷入了一個真正的誤區，即忽視社會歷史領域中的因果聯繫與自然界的因果聯繫是有重大區別的。在自然界，因果聯繫是直接的、沒有中介的：結果直接決定於原因，原因直接產生結果。如果一個已知的原因沒有產生相應的結果，那麼一定另有原因。社會歷史領域與此不同：沒有人的思想、意志和行動，任何前件（原因）都不會自動地產生後件（結果），這裡的因果聯繫是通過人的中介、人的活動實現的。明確地說，在社會歷史領域，被稱為原因的事件並不「決定」結果，而是人的活動把它導向一定的結果。社會經濟狀況無疑是政治變動的主要的和重要的原因，但它不能「決定」政治變動，而是當下活動著的人對經濟狀況進行分析、研究、作出判斷，認定它對政治方面有某種需要，才決定進行政治變動。一句話，政治變動是人們從政治上對經濟狀況、經濟發展趨勢作出的反饋，而不是經濟狀況決定的。
恩格斯逝世前兩年，在給梅林的一封信中說起一件往事：在馬克思和他自己的著作中，在表述歷史唯物論時，「為了內容方面而忽略了形式方面」，他認為這是一個「過錯」。他說：「我們大家首先是把重點放在從基本的經濟事實中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識形態觀念以及以這些觀念為中介的行動，而且必須這樣做，但是我們這樣做的時候為了內容方面忽略了形式方面，即這些觀念等等是由甚麼樣的方式和方法產生的。」他說，這就給了敵人以稱心的理由來進行曲解和歪曲。的確，在他們的著作中，「觀念等等是由甚麼樣的方式和方法產生的」這一點通常強調得不夠。不過這並不能算多大的過錯，要不是有人對此進行曲解和歪曲，恩格斯可能不會把它當一回事。也許恩格斯在世的時候，沒有人對他們把政治事件歸結為經濟的決定作用，而忽略了人的能動作用這一點進行「曲解和歪曲」吧，他沒有對這一點作過解釋。其實，這才是一個真正嚴重的過錯。社會歷史領域中發生的一切事情，包括政治變動在內，總有主客觀兩個方面的原因在起作用，沒有一件事情是只有客觀原因而無主觀原因的。也就是說，總有人和物這樣兩個方面。在政治變動的背後不光有經濟上的動因，還有人的行動。為甚麼在解釋政治變動的原因的時候，只講經濟不講人呢？這樣明顯的脫漏，恩格斯為甚麼反倒沒有注意到呢？
恩格斯儘管說了「並不是經濟狀況自動發生作用」，又說了是「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在他那裏卻不發生我在這裡提出的問題，即一方面是經濟狀況，另一方面是人的行動。在歷史決定論的邏輯裡，政治變動和人在政治變動中以意識形態為中介的行動，都是由經濟狀況決定的。所以，在追溯政治變動的原因的時候，只要說到是由經濟狀況決定，就算把問題說清楚了，而完全無需提到人的行動。這樣，我們也就可以理解，為甚麼馬克思應用歷史唯物論去解釋歷史過程的時候，一點也不否認人的活動，不僅不否認，而且還描述得十分詳盡：政治和社會活動家、政黨、階級、國家、議會等等如何活動、如何鬥爭，但是，當他從理論上歸納政治變動的原因的時候，也和恩格斯一樣，除了經濟，根本找不到人的影子。因為，在他們看來，人不過是經濟狀況實行政治變動的道具，就像在牽線木偶戲中，那些木偶不過是牽線人演出的道具一樣。可見，恩格斯所謂「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其實不過是「經濟狀況創造歷史」。
行文至此，我們進入了歷史唯物論的真正的腹地。歷史決定論的「決定」概念曲解真實的歷史過程，其最主要、最集中的表現，就是歪曲和抹煞人在歷史過程中的能動作用，把人僅僅當作經濟必然性的玩偶。在歷史唯物論體系中，人也是能說能笑，能蹦能跳，有七情六慾的，但他的作用只限於在經濟狀況的支配下，在社會的「自然歷史規律」設定的軌道上，把社會運動的列車向前推進得快一點，用馬克思的話說，就是「縮短和減輕」社會分娩的痛苦；至於這輛列車的行進方向，人是完全管不著的。這樣的所謂「能動性」，只能和牽線木偶在舞台上的表演相媲美，與其說是能動性，不如說是被動性，或貌似能動性的被動性。試想一下，在真實的歷史過程中，人是如此被動的嗎？
人的真正的能動性，決不是僅僅加速或延緩社會在既定方向上的發展，而是在社會發展的轉折關頭或者說關鍵時刻，可以選擇發展方向。任何一個社會，任何一個國家，在其歷史發展中都會一再地面臨這樣的轉折關頭，正是那些被胡克稱之為「歷史中的英雄」的人物作出明確而堅定的選擇，給處在十字路口的社會指出一個方向，使它不再猶豫、不再徘徊，而勇往直前，儘管這種種選擇從長遠來看，有的當然符合社會的根本利益，有的其實未必符合。 人類歷史就是人們不斷作出選擇的歷史。沒有選擇，就沒有歷史。選擇，這是人在歷史過程中真正的能動性的表現。
生活實踐，特別是和我們密切相關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不就是這樣作證的嗎？列寧、托洛茨基、斯大林等領導俄國革命，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領導中國革命，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等領導中國改革開放，都是在歷史發展的轉折關頭作出的重大選擇。而且，最初的時候，他們都是少數，說單槍匹馬有點誇張，但畢竟不是多數，直到取得勝利，緊緊追隨其後的，也只有革命和改革營壘中人。革命和改革勝利了，人們以為這是理所當然的，好像就應當勝利，實際上歷史走到十字路口的時候，究竟向何處去，是沒有定數的，全靠人的選擇、人的努力。例如，抗日戰爭勝利前夕，按照毛澤東的看法，中國至少有兩種可能的發展前途，他在中共七大開幕詞中稱之為「兩個中國之命運」。他說：「中國之命運有兩種：一種是有人已經寫了書的；我們這個大會是代表另一種中國之命運，我們也要寫一本書出來。」前一本書是指蔣介石1943年發表的《中國之命運》，後一本書就是毛澤東馬上要在中共七大上作的《論聯合政府》的報告。兩個中國之命運，確切地說，是國民黨和共產黨兩個政黨之命運，誰勝誰負，在當時還是一個未定之數。中共七大就是要為「建立新中國」這個前途命運制定一條路線，提出一套方針、政策。如果經濟狀況能夠決定政治變動，還哪裏來「兩個中國之命運」，又何需制定甚麼路線、方針、政策？可見，理論上標榜決定論是一回事，實踐上服膺選擇論又是一回事。用毛澤東的話來說，「兩樣貨色齊備，各有各的用處。」決定論是用來製造輿論，長自己志氣，滅敵人威風的：根據歷史發展規律，我們一定勝利，你們一定失敗。選擇論是用來實際指導鬥爭的：在這裡，大話、空話、自欺欺人的假話，都毫無用處，只有紮紮實實地工作才能取得成功。
中國的改革開放，是人的選擇的能動性及其意義的又一次明證。毛澤東一死，留下一堆爛攤子，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又提到國人面前。有人主張「兩個凡是」，這是一種選擇；有人主張「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這是又一種選擇。前一種選擇要走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老路，後一種選擇要走「改革開放」的新路。這是新的歷史條件下「中國共產黨兩種命運」的博弈。兩種選擇，兩種命運，在一段時間裏進行了激烈的交鋒，最後新路戰勝老路，中國才有改革開放一說。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又有鄧小平的只改經濟、不改政治的「跛足改革」和胡耀邦、趙紫陽的經濟、政治同步改革的「全面改革」之爭。如果「胡趙新政」能貫徹下去，今天的中國很可能是另外一個樣子。
實際上，人無論是作為群體還是作為個體，隨時隨地都在選擇，人的一生就是一個不斷選擇的過程。所謂每個人的歷史都是自己寫的，就是這個意思。人為甚麼犯錯誤？就因為他總是在選擇，而且不能不選擇。一事當前，如何表態，如何處置，都得作出選擇，這就難免犯錯誤，並且要承擔相應的責任。如果一切都是被決定的，那就無所謂正確，無所謂錯誤，也無須承擔任何責任。事實上，即使信奉「謀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半宿命論者，也要給自己保留一點選擇的餘地。「謀事在人」，這就是選擇的意思。歷史唯物論是比半宿命論還要消極的，在這個歷史哲學體系中，人沒有一點選擇的自由，一切都是被決定的，它鼓吹的是一種極端宿命論。國家、社會形式、生產關係，更不用說生產力了，統統都不能選擇。聽聽馬克思怎麼說吧！「社會——不管其形式如何——是甚麼呢？是人們交互活動的產物。人們能否自由選擇某一社會形式呢？決不能。在人們的生產力發展的一定狀況下，就會有一定的交換和消費形式。在生產、交換和消費發展的一定階段上，就會有相應的市民社會。有一定的市民社會，就會有不過是市民社會的正式表現的相應的政治國家。」「這裡更不必再補充說，人們不能自由選擇自己的生產力……」馬克思1846年提出的這個「決不能自由選擇」的論斷，作為一種否定性的表述，一直保留在歷史決定論中，成為否定人的選擇的能動性的一個最經典的論點。所幸歷史和現實都沒有對這個論點表示敬意。實際情況是，不僅政治國家是人們自己選擇的，社會形式、生產關係也都是人們自己選擇的，就是馬克思認為最不能自由選擇的生產力也不是不可以選擇的。昨天的生產力是祖宗留下來的，我無法選擇，我一生下來面對的就是這個生產力。可是今天的生產力為甚麼不能選擇呢？我們現在不是提出要發展先進生產力嗎？發展先進生產力，就是要選擇那些和高新技術相聯繫的生產力。按照863計劃，我國選擇了生物技術、航天技術、信息技術、自動化技術、能源技術、海洋技術和新材料等7個高新技術領域作為發展的重點，和這些高新技術相聯繫的產業，都是先進生產力的組成部份。如果生產力是不能選擇的，我們怎麼能調整產業結構，全力以赴發展先進生產力，趕超世界先進水平？在世界歷史上，落後國家趕上並超過先進國家的事例比比皆是，他們怎樣做到這一點呢？就是在正確的發展戰略指導下，選擇高新技術的前沿陣地，集中國力，加大投入，一舉佔領制高點，然後把最先進的技術轉化為生產力。經過一個或長或短的時期，他們就趕到前面去了。如果生產力不能選擇，豈不是落後的永遠落後，先進的永遠先進嗎？這是一種聽天由命、無所作為的觀點，服膺這種觀點，還談甚麼 「振興中華」？！今天我們放眼世界，看到的正是各個國家為選擇和發展先進生產力而進行激烈競爭的情景。生產力，這是一個最需要選擇，也是能夠選擇的領域，歷史唯物論卻認為它是最不能選擇的，足見歷史唯物論對它自己的起點是多麼的缺乏認識，多麼的懵懂！
總之，人是能夠自由選擇的，說人不能自由選擇，是完全錯誤的。不要在「自由」兩個字上做文章，好像自由選擇就意味著隨心所欲，想入非非，甚至無中生有。選擇總是對客觀上已經存在的各種趨勢和可能性的選擇，客觀上沒有的東西是無法選擇的。選擇是一個主客觀結合的概念，是一個實踐概念，不是一個主觀概念，不是一個理論概念。所謂自由選擇，就是在各種趨勢和可能性中進行選擇的自由。不能自由選擇，等於不能選擇。馬克思為了否定人的選擇的能動性，特意在選擇之前加上「自由」二字，以便使「選擇」顯出更多的主觀隨意性，這是很沒有意思的。選擇就意味著自由，加不加「自由」二字都一樣。
歷史唯物論曲解真實的歷史過程的另一個重要表現，就是把社會歷史過程中的發展趨勢，當作與自然界一樣的「鐵面無情的規律」。正如大家都知道的，社會發展趨勢與具有直接現實性的自然規律，是不能混一談的。這一點，恩格斯晚年自己就說清楚了。他在給施米特的信中，在談到「利潤率和一般經濟規律的本質」時說：「它們全都沒有任何其他的現實性，而只是一種近似值，一種趨勢，一種平均數，但不是直接的現實。」又說工資規律、價值規律，以及剩餘價值通過利潤來分配的情況也是這樣，都「只是在平均數上近似地符合」。這就是說，恩格斯也承認，他和馬克思所發現的那些所謂規律，都不過是趨勢而已。既然只是一種趨勢，又何來「鐵面無情」、「鐵的必然性」呢？撇開這個矛盾不說，恩格斯是對的，一般所謂經濟規律的確不過是一些趨勢。那些比一般經濟規律抽像程度更高的所謂「歷史發展規律」，當然更是如此。事實上，他們所說的「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的規律、「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規律，等等，也都是一種趨勢、一種傾向。生產力發展了，處在生產過程中的人，就會感到原來的生產關係有某些不適應，需要加以調整。但是，究竟作不作調整，怎樣調整，還得由人——不僅是作為生產力的人，而且還有作為其他社會角色的人——自己去決定和選擇。生產力既不能對人的決定和選擇作出決定，也不能對生產關係作出決定。因此，根本談不上甚麼「鐵面無情的規律」、「鐵的必然性」。所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規律，情況也是這樣。如果社會歷史的發展，果真像決定論所說的那樣，那麼，世界上的事情豈不是太簡單了嗎？
如果生產力能決定生產關係，那麼人們在調整生產關係的時候，就永遠不會出錯了，調整後的生產關係一定會適合生產力。可是，實際上，我們都知道，要找到一種適合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係是多麼不容易。中國改革開放已經四分之一世紀，我們至今沒有把生產關係調整到位，改革的任務還相當艱鉅。此外，如果生產力能決定生產關係，那麼，同一個水平上的生產力就會有同樣的生產關係。而事實上，不僅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在差不多同樣的生產力水平上有不同的生產關係；就是同一種社會制度的國家，在差不多同樣的生產力水平上也有不同的生產關係。英國不同於法國，美國不同於日本，如此等等。所謂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等「規律」，不過是極端理性主義的空洞的抽像而已。
當我們廓清了歷史唯物論所謂「決定」、「必然性」、「鐵面無情的規律」等等迷霧之後，真實的歷史過程就顯現出來了。這裡有兩個互相關聯的因素在起作用，這就是趨勢與選擇，歷史就是這兩個因素交互作用的產物：前人在種種發展趨勢中對某種發展趨勢作出選擇之後，經過努力、勞作和辛苦，造成種種新的趨勢；當代人就在這種種新的趨勢中作出新的選擇，然後又是努力、勞作和辛苦……如此循環往復，不斷地把歷史推向前進。當然，這不是也不可能是一個平穩的、沒有矛盾和鬥爭的過程。不同的利益群體會有不同的選擇，彼此之間不可避免地會發生矛盾和鬥爭。究竟哪一種趨勢能夠發展起來，取決於種種條件：趨勢本身有強有弱，選擇者的力量和智慧也各有不同。一般說來，勝者不是因其選擇的趨勢較強，就是因其本身的力量和智慧較強。除此而外，隨機因素也起相當作用。任何一個重大歷史事件，都會有一些隨機因素參與其間。這些隨機因素為歷史事件提供導因，或者有利於歷史事件的發生，或者不利於歷史事件的發生。沒有第一次世界大戰，俄國不可能發生十月革命並取得勝利。沒有日本帝國主義發動的侵華戰爭，中共領導的革命也不可能像毛澤東所說的那樣「得到機會」，「中國共產黨也就不可能勝利」，無怪乎毛澤東多次說，「我們要感謝日本皇軍」，「我寧願感謝日本軍閥」。 第一次世界大戰、日本侵華戰爭，就其自身而言，都是當事者在多種趨勢中作出的選擇；但是，對於俄國、中國來說，都不是自身發展過程中的有機因素，都是外來的、強行介入的隨機因素。
和歷史決定論相比，趨勢、選擇和隨機因素也許不像「決定」、「必然性」、「不能跳過」等等概念，有那麼大的形而上的魅力，但它們更貼近歷史實際。如果把這三個因素的組合也看作某種理論，那麼我認為稱之為「歷史選擇論」，應該是名致實歸的。雖然現在它還算不上甚麼完備的理論：對於歷史唯物論，它是解讀和批判的工具性概念；對於歷史過程本身，它是描述性概念。要使它成為一種完備的理論，還有許多問題需要研究。雖然如此，我相信，「歷史選擇論」與歷史決定論相比，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質：它斷然恢復了人在歷史過程中的主體地位。歷史本來是人的活動，關於歷史的理論，理應以人為本。但是在歷史唯物論中，人成了他的活動產物的附屬物，成了經濟的玩偶。歷史唯物論，就像它的名稱所表示的那樣，是唯「物」的理論，而不是唯「人」的理論。恩格斯晚年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在《費爾巴哈論》中，他對歷史唯物論作了新的概括，說歷史唯物論是「關於現實的人及其歷史發展的科學」。但是，已經太晚了。在他們的著作中，到處都是關於經濟及其歷史發展的論述，而人不過是經濟的影子而已。恩格斯提出這個命題，表明他對問題有了新的認識，但他已經來不及把它發揮成新的理論了。實際上，這個命題對於馬克思的追隨者們並未發生甚麼影響。那些自稱為馬克思主義者的人，例如中共的「理論權威」胡喬木，就根本不知道這個命題為何物。他一看見有人說「人」，心跳就加快，他不許說「人」，即使是「現實的人」也不行，而只能說社會，說經濟。足見，他堅持的仍然是名副其實的歷史唯「物」論。可惜這位「理論權威」已經作古，我們無法就「歷史選擇論」向他請教了。
五、 兩個簡短的結論
我所主張的「歷史選擇論」，與歷史唯物論相比，有甚麼不同，或者說有甚麼優點呢？至少有兩個優點：
第一，它把人從經濟必然性的束縛下解放出來，成為有自覺意志、可以自由選擇的歷史主體。從今往後，關於歷史的理論，不再見物不見人，而是見物更見人。人不再是經濟必然性的玩偶，也不再為經濟必然性創造歷史，而真正是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
第二，它不像歷史決定論那樣只能解釋過去，而在當下缺乏可操作性，它是可以操作的。從今往後，人們不再需要說那麼多大話、空話、套話，動轍就是甚麼規律性、必然性，而能夠把注意力集中於分析研究當下的種種發展趨勢，精心予以選擇，全力以赴去奮鬥。
實際上，人與歷史的關係不就是這樣，並且歷來就是這樣的嗎？
（本文初題《趨勢與選擇：對歷史唯物論的解讀和批評》，2003年3月發表於波士頓《美中社會與文化》第6卷第2期。後經刪節，2009年8月28日發表於同仁交流活頁《往事》第82期。現收入《趨勢與選擇：歷史決定論批判》一書，香港東西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3年8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