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3年12月28日讯】题记：1989年六四民运，李慎之先生因被指说了那句“不在刺刀下做官”的名言，被迫赋闲在家。仲夏的一天我去拜访他，交谈中他提起我当年3月份在香港《潮流月刊》上发表的《马克思主义：危机与反思》一文。在那篇文章里，我对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历史唯物论有所批评。我认为马克思由于受到他那个时代的哲学思想的影响，思维方式上有明显的极端理性主义倾向。表现在历史哲学上，就是把社会领域中的“规律”、“必然性”等范式绝对化，其典型用语是“规律本身”、“铁面无情的规律”、“铁的历史必然性”，诸如此类。而实际上，社会历史领域里的一切规律都不是“铁”的，毋宁说是有弹性的。正因为如此，不管我们的认识达到何种深度，我们都不可能依据己经发现的规律，在较大的时空跨度上对社会的发展作出准确的预言。先生对我的观点表示赞同。他说，历史是很难预言的。后来我注意到，他在“世纪之交的胆前顾后”的大文章《海阔天空扯乱淡》里，说得更加直截了当：“历史是无法预言的。”此前几年，在《一段公案的由来》那篇回忆反右派运动的文章里，他还说过：“人的视听能力是有选择性的。”这些观点表明，先生对历史哲学的思考一直没有停止过。那次造访，我们谈得很开心。在那个年代，在那样一种政治气氛下，两个“待罪之身”能够如此无所顾忌、倾心交谈，实属难得。告辞的时候，先生站起身来，郑重其事地嘱咐我：“要好好研究一下历史唯物论，我们的许多事情都和历史唯物论分不开。”我说：“我会这样做的。”一晃十四年过去了，我虽然读了一些书，想了一些问题，却再没有就这个题目面对面地向先生请教过。现在先生已经作古，我想我无论如何得说一说我对历史唯物论——历史决定论的看法，这既是兑现我的诺言，也是对慎之先生的一种纪念。
现实社会主义在苏联、东欧遭到失败以后，那些号称“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家们，秉持自己一贯的立场，全力固守历史唯物论这个阵地。他们以为这样做，退可以使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社会主义的失败脱离干系，进可以为社会主义的未来保留一片绿洲。他们宣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源头、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历史唯物论。现实社会主义之所以失败，完全是因为违背了历史唯物论；只要坚持历史唯物论，社会主义终将取得胜利。
说历史唯物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源头、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这没有错。恩格斯直到晚年都这样认为，他在《共产党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中，就把历史唯物论称为《宣言》的基本思想。在国际学术界，历史唯物论亦常常被当作马克思主义的同义语。问题是，坚持历史唯物论，社会主义就能胜利吗？
面对社会主义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所经历的胜利和失败的曲折历程，这些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为已任的理论家们，竟然不作任何实质性反思，就把社会主义未来的命运毫无保留地托付给历史唯物论，其情可嘉，其意谬矣。
一、 历史唯物论是意识形态，不是科学
任何一个不再沉醉于独断论迷梦的人，都不难发现，历史唯物论自其创始人用以催生所谓“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以后，和这个理论的实践就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积极的、肯定的关系：既没有为社会主义革命提供理论指导，也没有为社会主义建设指点迷津，甚至不足以对现实社会主义的失败作出解释。
长期以来，历史唯物论一直被高高地置于理论的神坛之上，被认为是揭示了历史发展规律的唯一科学的历史观，是无产阶级推翻旧世界、创立新世界的指导思想。实际上，它不过是19世纪两位天才思想家创立的一种历史哲学，尽管和其他历史哲学相比有许多独到之处，归根到底，仍不过是解释历史的一种方式，而不是什么普遍有效的变革历史的理论，更说不上揭示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它和其他历史哲学一样，是一种意识形态，不是科学。如果说其中也包含有某些科学内容的话，那么，这些东西充其量只是意识形态的论证材料，就像科学上的衰变理论今天被某些神学家用于“创世说”的论证一样。
意识形态不同于科学。科学反映客体的规律性。意识形态反映主体的利益和愿望，反映主体在这些利益和愿望的驱使下形成的，对自身和外部世界以及二者之间相互关系的基本观念。历史唯物论是19世纪欧洲工人阶级、主要是英国工人阶级的利益和愿望的一种理论表现。确切地说，是叛逆知识份子想像中的工人阶级的利益和愿望的理论表现。20世纪30年代，有前辈学者把Ideology这个外来词，翻译成“意蒂牢结”，把音译和意译融于一炉，非常准确而传神。意识形态，就是“意蒂牢结”，即人的一切社会意识的总汇和最深层的根基，是一定的思想体系的核心所在。因此，任何意识形态都不免扭曲世界、扭曲历史，就像哈哈镜扭曲事物的外观一样。在国际学术界，“意识形态”一词通常是被当作贬义词来使用的。再没有比“科学的意识形态”这顶桂冠更可笑的了。而历史唯物论以及与之联袂的辩证唯物论，恰恰是这顶桂冠的唯一得主。
作为意识形态，作为解释历史的一种方式，历史唯物论曲解历史最集中的表现，就是把“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这个跌宕起伏、充满变数的过程，变成一个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受到不可更改的必然性支配的、类乎莱布尼兹所说的“前定”的过程，而这与实际的历史进程相去何止千里。正因为如此，尽管它的创始人声称他们发现了历史发展规律，而历史却一再地背叛他们，这就没有什么奇怪了。
二、 历史唯物论的真理性是大可怀疑的
历史唯物论从19世纪40年代中期发端,到1859年马克思以经典形态加以表述，再到1895年恩格斯逝世，整整半个世纪，其间历经几多变化，可是有三个概念始终不变，这就是“决定”、“必然性”和“不能跳过”，它们构成了历史唯物论的基本框架和最核心的主题词。把这三个概念连接起来，就是历史过程中的各个社会参数，包括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是一个决定一个的，历史的发展受此必然性支配，因而任何发展阶段都不能跳过。“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规律。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快。”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的这句话，言简意赅，道尽了历史唯物论的精义。卡尔•波普尔等西方学者把历史唯物论归入历史决定论的范畴，是一点不错的。实际上，列宁就认为马克思的哲学是“决定论”。他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一书中，在与自由主义民粹派分子米海洛夫斯基论战时写道：“决定论思想确定人类行为的必然性，推翻所谓意志自由的荒唐的神话—–”一直到今天，只要说到历史唯物论，人们想到的还就是这个历史决定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研究马克思的人，特别是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对马克思本人说过的、后来被镌刻在他的墓碑上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句名言，没有不背得滚瓜烂熟的；对同样被归到马克思哲学名下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命题，更是不厌其烦地再三重复。可是，很少有人想到用这两条去衡量一下历史唯物论本身，就好像它是写在天穹上的神谕，是可以超越一切评价标准的。实际上用这两条去衡量一下，就不难发现，作为决定论的历史唯物论的真理性其实是大可怀疑的。
恩格斯晚年在回忆历史唯物论的发展时说，历史唯物论曾经被用于三个历史层次：在《共产党宣言》中，用于“全部近代史”；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用于“一段现代史”；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里，用于“当时发生的政治斗争”。这里所说的“用”，是指“用唯物主义观点从一定经济状况出发去说明”历史，也就是“把政治事件归结为最终是经济原因的作用”。简单地说，就是用来“解释世界”。我认为，这样的“用”，即使用得很成功，很得心应手，也不足以证明历史唯物论的真理性。因为，解释得再好，也只是解释而已。解释，只要不把五个W中的四个，即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弄错，只要没有这些硬伤，是无法证伪的。只有在“改变世界”的实践中取得预期的成功，才能证明我们认识的真理性，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明确地说，只有社会主义实践，才是检验历史唯物论的真理性的最恰当、最权威的标准。历史唯物论是干什么的呢？是为社会主义提供理论基础的。正如恩格斯所说，历史唯物论是科学社会主义两大基石之一：有了历史唯物论，有了剩余价值学说，社会主义就从空想变成科学。因此，只有通过社会主义实践的检验，历史唯物论的真理性才能最终得以确立。在这个意义上，我可以说，在马克思的时代，历史唯物论还没有经过严格意义上的检验，因为马克思、恩格斯主要还是在理论领域里活动。恩格斯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说，马克思对1848年法国革命的论述，“光辉地经受住了后来由马克思自己进行的两度检验”。这里所说的“检验”，其实仍不过是“解释”而已。真正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是从20世纪初开始的。
历史唯物论经受住20世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考验了吗？20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有辉煌的进军，也有惨重的失败，其间大大小小的事件发生过无数。而最重要的被认为改变了世界面貌的大事有四件：十月革命的胜利，中国革命的胜利，苏联现实社会主义的失败，中国的改革开放。如果加上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理应（按历史唯物论之理）发生革命而实际没有发生革命这件事，20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总共有五件大事。这五件大事应该成为检验历史唯物论的真理性的最重要的尺度。
现在，我们就来评论一下社会主义实践和历史唯物论的相互关系。为了节省篇幅，这些大事发生、发展的过程及其背景等等，一概略去，我们只就确凿无疑的结论来加以讨论。就从十月革命开始吧。
对十月革命，历来有各种看法，有说它是一场政变，而不是一次革命的；有说它是一次革命，但并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我认为，就其否定方面，即从它打倒地主资产阶级、消灭私有制这一点看，十月革命绝对是一次符合“科学社会主义”规定的社会主义革命。至于它的肯定方面，即胜利后建立起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等各种制度，推行的各种政策法令，是否合乎“科学社会主义”的要求，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实际上，正如人们早就指出的，它的肯定方面，是必须否定的。简而言之，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但胜利后建立的制度不是“科学社会主义”想像中的那种“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恰恰相反，是远低于资本主义的、极端落后和反动的现代奴隶主义。
按照历史唯物论，像俄国这样落后的半亚细亚国家，生产力水平根本不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正因为如此，像普列汉诺夫这样的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像孟什维克这样的革命队伍中的右翼，拒绝在民主革命之后，把革命引向社会主义方向。但是，列宁却坚决主张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且果然取得了胜利。十月革命胜利以后，那些迂夫子们，其中包括列宁所说的“第二国际的英雄们”以及像苏汉诺夫那样著名的孟什维克，还死不服气，硬要把“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这个无可争辩的论点，拿来作为评价十月革命的有决定意义的尺度，企图从理论上否定十月革命的合法性。列宁断然予以驳斥。他在《论我国革命》这篇著名的政论中，对他们的迂腐之见进行了断然批驳。列宁的批驳主要有两点：
第一，列宁质问他们：“面对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所造成的那种革命形势的人民，在毫无出路的处境逼迫下，难道他们就不能奋起斗争，以求至少获得某种机会去为自己争得进一步发展的并不十分寻常的条件吗？”
第二，列宁反驳他们说：“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
列宁的反驳，在理论上明显是独断论的：俄国人要为自己“争得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为什么一定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呢？进行民主革命不是更加符合俄国当时的国情吗？但是，在道义上却显得相当雄辩：“在毫无出路的处境”下，不起来革命，难道应该等死不成？把他的两个论点综合起来，提高到历史哲学的高度，其意义就是，社会变革没有固定不变的模式，生产力不是什么绝对标准；可以经济变革在前，也可以政治变革在前；只要出现有利的变革形势，革命者就要勇于进行革命。十月革命的胜利，以及后来“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苏联经过几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很快在GDP总量和军事上赶上并超过除美国以外的其他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成为世界上仅有的两个超级大国之一，就证明列宁的论断是成立的。
列宁的论断成立了，历史唯物论又当如何呢？历史唯物论遭到了第一场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证伪，它不但没有为这个革命提供理论上的指导，反而用它僵硬的决定论为反对这个革命的人提供了口实。要不是列宁的断然决策，布尔甚维克鼓动俄国工兵农冒死斗争，俄国共产党人差一点丧失一个实行决定性变革的历史机遇。至于这次变革，从更大的时间跨度上去评估，究竟对俄国有利还是不利，这是一个需要另行研究的问题。研究这个问题所得出的结论，可以肯定或否定列宁的观点。但是，即使历史已经否定了列宁的观点，也不能因此证明马克思的决定论正确：一个理论是否正确，是不能仅仅靠否定它的对立面而得到证实的。这是逻辑学的常识。
列宁是一位娴熟的马克思主义者（尽管他自己的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相去甚远），深知自己的理论和实践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将会造成巨大冲击。为了维护历史唯物论，列宁提出一个假设：“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为什么是这样呢？列宁没有论证，他把这一点当作不证自明的真理；实际上，如果不想公然背弃马克思主义，他也无法论证。如果列宁这个假设能够成立，当然再好不过了：既维护了历史唯物论的权威，又捍卫了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合法性。但是，历史没有善待马克思，也没有善待列宁。列宁没有也不可能看到十月革命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进程的实际情况，因而敢于提出那样一种假设。后来的革命进程表明，列宁的假设不能成立。众所周知，继十月革命之后发生革命的国家，从西到东、从北到南，除个别例外，简直一个比一个落后，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包括马克思本人曾寄于厚望的英国、法国、德国，以及当代无可匹敌的美国这样超一流的发达国家，至今没有一个发生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如果在实践中表现出来的到处都是“特殊性”，即落后国家比发达国家先期发生社会主义革命，那么，所谓“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即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历史变革的总的顺序又在哪儿呢？
现在，有些论者津津乐道于马克思关于“四肢”和“心脏”的比喻，以为这可以用来解释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进程的实际，并且和列宁的假设相呼应。其实，这完全弄错了对象。马克思这个比喻是在论述1848年法国革命时提出来的。他是这样说的：“在大陆上，不论危机时期还是繁荣时期都比英国来的晚。最初的过程总是发生在英国；英国是资产阶级世界的缔造者。资产阶级社会经常反复经历的周期的各个阶段，在大陆上是以第二次和第三次的形式出现的••••••因此，如果危机首先在大陆上造成革命，那么革命的原因仍然始终出在英国。在资产阶级机体中，四肢自然要比心脏更早地发生震荡，因为心脏得到补救的可能性要大些。”我们姑且不论马克思的这个比喻在医学上是否正确，这里说的是在“资产阶级世界”、“资产阶级社会”、“资产阶级机体”中，具体地说，是在西欧，在法国和英国之间有这样一种犹如“四肢”和“心脏”的关系。换句话说，这是指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中的次发达国家和最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指落后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从俄国十月革命开始，所有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都不属于“资产阶级世界”、“资产阶级社会”、“资产阶级机体”，都是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上的落后国家，或者刚刚进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国家。因此，这个比喻根本说明不了实际发生的社会主义革命进程；再说了，即使在“资产阶级世界”，这个比喻也没有成为现实。今天再拿它来说事，实在是一点意思也没有的。如果还要把它引伸到落后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关系上，那就只能和历史唯物论开玩笑：如果“四肢”即落后国家原则上就应该比“心脏”即发达国家先期发生革命，那么，以生产力为发端的历史唯物论还能剩下什么呢？。
现在该来讨论“历史必然性”的问题了。十月革命否定了僵硬的生产力决定论，否定了历史发展阶段“不能跳过”的断言。可是十月革命难道不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的表现吗？的确，许多人历来都这么说，当然，也有西方学者和政治家认为，那是一次偶然的胜利。我认为，说它是一次偶然的胜利，过于轻佻，而说它是果断地抓住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随机因素造成的有利形势，从而取得了胜利，倒是事实。俄国是被帝国主义拖进战争中去的，就其自身的历史发展来说，这场战争完全是一个随机事件，这一点不必在这里详加讨论。我要讨论的问题是，十月革命究竟是不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的表现？
盲目的意识形态取向，常常使人不合逻辑，这里算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十月革命是不是历史必然性的表现这个问题，完全是一个伪问题。它是从一个预设的虚假前提出发的，好像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是一个已经得到证实的经验存在，因而设问：十月革命是不是这种必然性的表现？这就把事情弄颠倒了。直到十月革命为止，甚至直到今天为止，所谓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只存于历史唯物论的论理胎胞里。实际上有没有这样的必然性，正需要包括十月革命在内的社会主义革命，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来加以证实。我们看到，就十月革命本身而言，完全说不上什么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当时的俄国，如上所说，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极低，正需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来作为它的发展形式，那里的资本主义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根本不发生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问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打断了俄国正常的发展进程，使它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被布尔甚维克引上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哪里有什么“必然性”可言？
再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一边。马克思的“丧钟”敲了一个半世纪，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个发生社会主义革命，这个事实本身就对这个必然性提出了质疑。不错，征诸世界历史，没有一种社会制度是永世长存的，资本主义制度也不可能永世长存，总会被某种新的社会制度所代替，这是无庸置疑的。美藉日裔学者福山从现实社会主义的失败中作出“历史的终结”的结论，是过于短视的，历史没有终结，也不会终结。不过，我认为真到资本主义寿终正寝的那一天，人们也许会发现，它的死因与马克思博士当年的诊断并无关系。马克思当年面对的是资本主义早期阶段，从文明发展阶段来说，那是工业社会刚刚形成的时期，而现在已经是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了。他据以作出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个结论的那些社会参数，诸如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劳资关系、阶级构成，以及管理模式、科学技术水平，等等，都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当年资本主义没有死在马克思的预期里，算是逃过一劫，今后要死也不会死在他的诊断上了。明确地说，除非重新加以论证，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论断，早已失去时效。如果今天还把社会主义的前景寄托在这个论断上,那无异于自欺欺人。社会主义的根据，假如有这样的根据的话，就不应该到历史哲学中去寻找，而应该到这个世界本身中去寻找。
总之，“决定”、“必然性”、“不能跳过”，历史决定论的三个核心概念，在十月革命面前统统碰壁。那么能不能把苏联现实社会主义的失败，看作是对列宁违背历史唯物论，强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种报应，从而多少可以为历史决定论留下点什么呢？我的答复是，苏联、东欧剧变，现实社会主义失败，与早产的十月革命没有关系。早产的十月革命带来的困难，只是在斯大林模式的形成和运行中有其反映，经过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这些困难早已被另外一些困难和矛盾所代替。苏联的失败，根本不能用什么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或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这类历史唯物论概念去解释。现实社会主义的失败，完全是因为七十多年来积累的社会矛盾、官民矛盾、民族矛盾，达到了爆发的临界点，历届苏共领导人面对这样的危机，又作出了错误的选择。先是在改革与不改革中选择不改革，1956年赫鲁晓夫主持的苏共二十大，本来是很好的改革的开始，却被保守的勃列日涅夫们扼杀了。继而又在如何改革的问题上乱了方寸，选择了错误的路径，最终导致苏联解体。而且，即使选错了改革的路径，形势危急之时，如果戈尔巴乔夫采取断然的铁腕手段，苏联也未必一定解体。当然，戈尔巴乔夫拒绝采取铁腕手段，这是一个值得肯定的明智之举。把这样一个专制独裁、违反人性、缺乏效率的制度维持下来，于苏联和世界又有何益？客观地说，苏共垮台，苏联解体，无论对苏联各族人民，还是对全世界，都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可见，既不能说苏联的失败是必然的，也不能说苏联的失败是偶然的。这些概念在这里什么也说明不了。历史的发展，既不是被决定的，也不是随心所欲的，它是人们在既定的形势下，自觉地作出选择的结果。这一点，我在后面将详加论述。
顺便指出，在这个意识形态尖锐对立的世界上，必然、偶然这些概念常常被对立双方用作互相褒贬的说词。十月革命胜利了，拥护者称，这是必然的，体现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反对者说，这是偶然的，是一个阴谋的胜利。苏联垮台了，对立双方互换说词：原来拥护十月革命者认为，这是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曲折，否认这个失败有什么必然性；原来反对十月革命者则认为，这个失败是必然的，否认它有什么偶然性。实际上，在社会历史领域中，必然、偶然、规律等等，多半是一些带有浓重意识形态色彩的概念，更多的是反映认识主体的价值取向，而并不具有自然领域中那种不可移易的一义性。因此，这些概念常常被主观地应用，即与其说用以说明历史事件的性质，不如说用以表达认识主体的意识形态立场。明乎此，人们对这些抽像的哲学概念便无须太过敬畏。重要的是，要对事件本身进行实证的研究，是什么就是什么。当然，这并不是说，社会历史领域不存在规律。规律也是有的，但决不像历史唯物论者自吹自擂的那样容易发现；他们所说的那些规律，其中包括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规律，都不过是意识形态的说辞而已。
我在结束对社会主义实践与历史唯物论相互关系的考察之前，不能不说到中国革命。中国革命比十月革命更加有力地证明，历史唯物论所谓的历史发展阶段并不是不可以超越的；只要有一定的条件，就能超越。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比俄国还要落后的国家，毛泽东把它定性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资本主义道路都很困难，何况走社会主义道路。 可是，中国以“新民主主义革命”为过渡，很快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和历史唯物论更是风马牛不相及了。由于历史包袱过于沉重，由于指导思想上的错误，中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走得比俄国还艰难，政治上没有民主，经济上用小农意识去指导现代化建设，加上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为了巩固和发展自己的独裁政权，不断地发动政治运动，结果搞得民不聊生，经济频于崩溃，社会一片混乱，文化形同沙漠。及至1970年代末，实行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形势才为之一变。在这种强烈的对比和启发下，人们提出一个问题：我们的社会主义是不是搞早了，资本主义阶段是不是真的不能超越？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赵紫阳在中共十三大报告中，说了这样一段话：“在近代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不承认中国人民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机械论，是右倾错误的重要根据……”这里，赵紫阳不仅指出，在中国，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阶段是可以超越的；而且指出，相反的主张是“机械论”，是“右倾”错误的重要根源。这是很发人深省的。读到这些话，我们好像又回到十月革命后列宁与苏汉诺夫们的争论。在这里，历史决定论又一次站错了队！对于这个事实，决不能用中国革命能不能算社会主义革命来质疑。如上所说，从这个革命的否定方面，即从它打倒地主资本家、消灭私有制这个社会主义革命的最本质的规定来看，和俄国革命一样，中国革命绝对是社会主义革命。需要质疑的不是中国革命的性质，而是历史决定论本身。
三、 解释历史的方式并不是变革历史的理论
历史唯物论本来是为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而创立的，可是临到社会主义革命到来的时候，它不但不能为之提供指导，反而成了一种必须加以克服的“机械论”和“右倾”的思想障碍，这是马克思始料不及的。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马克思1879年4月致柯瓦列夫斯基的一封信中说过的几句话，倒很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事情的原委。他说：“把某个作者实际上提供的东西和自认为提供的东西区分开来，是十分重要的。这甚至对哲学体系也是适用的：例如，斯宾诺莎认为是自己体系的基石的东西和实际构成这种基石的东西，两者完全不同。”马克思在这里指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区分”。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作者都有这种情况，可是马克思本人恰恰就是如此。他自认为给变革历史提供了一个指导性的理论，实际上只是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历史的方式。正如波普尔正确地指出的，这二者不是一回事。历史唯物论在解释历史的时候可以显得头头是道，一旦需要它对变革历史提供指导的时候，却不是彻底弄错了，就是完全无能为力。
马克思本人显然没有意识到对历史唯物论来说很重要的这个“区分”，恩格斯也没有意识到，他们以为这是一回事。因此，他们一方面一再告诉人们，历史唯物论是“从一定经济状况出发来说明”或“解释”历史的方法；另一方面，又非常自信地认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
同样，列宁也没有意识到这个“区分”。他一方面宣称，历史唯物论是“‘唯一科学的’说明历史的方法”，另一方面又认定它是一种行动指导思想：“这一理论对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者之所以具有不可遏止的吸引力，就在于它把严格的和高度的科学性（它是社会科学的最新成就）和革命性结合起来，并且不是偶然地结合起来（即不仅因为学说的创始人本人兼有学者和革命家的品质），而是把二者内在地和不可分割地结合在这个理论本身中，实际上，这里直接地提出理论的任务、科学的目的是帮助被压迫阶级去进行他们已在实际进行的经济斗争。”也就是说，在列宁看来，历史唯物论既是解释历史的方式，又是变革历史的理论。
历史唯物论作为解释历史的一种方式，确有一定的有效性。当它在历史发展的链条上截取一个环节予以解释的时候，它是比较有效的，这就是用经济去解释政治，解释国家设施、法的观念等等。这一点，现在差不多已经成为常识，已经很少有人不去追溯经济上的动因，而仅仅从思想上去解释政治变迁和政治事件。但是，超出这个范围，在因果联系的另一个环节上，在经济的变化、生产方式的变化、生产力的变化该如何解释的问题上，它就无能为力了。英国哲学家罗素曾经很公正地指出：“马克思的理论中最需要改正的问题，就是关于生产方式的变革的原因。生产方式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是作为基本原因出现的，而它们在不断变革的理由却完全没有得到解释。”的确是这样，马克思甚至连这个问题都没有提出来。马克思难道不知道这里有明显的脱漏吗？发生这样的问题，我认为，原因在于学者马克思是服从于和服务于革命家马克思的。作为革命家的马克思，他所关心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如何变革的问题，而不是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如何发展变化的问题。生产力和生产方式是他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根据和出发点，至于它们本身如何发展变化，不是他关心的事情。既然如此，作为学者的马克思，自然不会在理论上去研究这些问题。有人像发现新大陆似地说，马克思主义最重视发展生产力。这是完全不对的。马克思重视的，不是发展生产力，而是生产力发展的解释学意义。他的任务是破坏旧世界，而不是建设新世界。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概括为“造反有理”四个大字，是非常准确的。可以说，这是他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所有论断中最准确的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要义，就是要证明，推翻旧世界不仅天经地义，而且必然成功。正因为如此，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国家应当如何发展生产力，如何进行建设，这在马克思著作中除了“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这类原则性的指示而外，找不到任何有实际意义的指导性意见。这不能怪罪马克思。任何理论都只能指向一定的目标，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也是这样。有鉴于此，20世纪80年代，自称“不悔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于光远先生，提出要发展“建设的马克思主义”。他认为，马克思本人的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看，光远先生的这个想法完全无可非议。你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设社会主义，而马克思原来的理论中又没有多少可用的思想资源，不发展“建设的马克思主义”，怎么能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令人不解的是，光远先生这个想法竟遭到当局的否定和批判。
恩格斯晚年看到了这个问题。他意识到，没有对生产力的发展作出解释，在理论上是一个缺陷。于是，他用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反作用去解释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应该说，这个解释，方向是对的，但他没有也不可能解释到位。他一方面强调反作用的不可避免和重要性，另一方面由于受到历史决定论的限制，又竭力压低反作用的力度。他认为，经济的决定作用和政治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反作用，是“两种不相等的力量的相互作用”：经济运动是最强有力的、最本原的、最有决定性的。又说：“物质生产方式虽然是始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这些物质生产方式起作用，然而是第二性的作用。”可以看出，恩格斯有一种进退唯谷的困难：不承认反作用，无以说明生产力、生产方式的变化；把反作用说大了，又有悖于历史决定论。这样，他就没有，也不可能把问题说清楚。如果整个社会确如历史唯物论所说，包括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这样四个参数，那么这四个参数就应该能够构成一个自我循环、自我满足的系统，其中每一个参数的发展变化，只能从其他三个参数得到说明，而无所谓哪个力量大，哪个力量小。否则，“最强有力的、最原本的、最有决定性的”那个力量的变化，就无法在系统内部得到说明，而必须突破这个系统，到外面去寻找“第一推动”了。而且，既然是“作用和反作用”，那么说它们力量不相等，一个力量大，一个力量小，也不合此说所借用的力学逻辑。但是，为了不至于违背历史决定论，恩格斯也只能如此了。
其实说到哪个是第一性的作用，哪个是第二性的作用，那完全取决于你从哪里开始，把什么作为出发点：从经济出发去解释政治和意识形态，经济就是第一性的作用；政治和意识形态反过来对经济的作用，就是第二性的作用。相反，从政治和意识形态出发去解释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就是第一性的作用；经济反过来对政治的作用，就是第二性的作用。所谓第一性、第二性，在最一般的意义上，无非是指初始概念和后续概念、原因和结果之类的区别。对于不信上帝的人来说，除了在物质和意识的最原初的相互关系上，只能说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外，在历史长河中，在人类社会生活的实际过程中，无所谓哪个社会因素一定是并且永远是第一性，哪个社会因素一定是并且永远是第二性。当恩格斯如上说时，似乎忘记了他在自己的《自然辩证法》中曾经说过的话：“这里没有什么是绝对的，一切都是相对的。”又说：“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真正的终极原因……只有从这种普遍的相互作用出发，我们才能达到现实的因果关系。为了了解单个的现象，我们必须把它们从普遍的联系中抽出来，孤立地考察它们，而在这里出现的就是不断变换的运动，一个表现为原因，一个表现为结果。”实际上，在相互作用中，原因和结果的位置是不断变换的。当你想解释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政治和意识形态作为既定的事实，作为结果，是有原因的，经济就是一个重要原因。当你想解释经济的时候，你就会看到，经济作为既定的事实，作为结果，也是有原因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就是一个重要原因。难道生活实践不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吗？中国的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经济的发展，你怎么解释？难道不是得从毛泽东死去、“四人帮”覆灭、文化大革命结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平反冤假错案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等等说起吗？没有这一切，就不会有改革开放，不会有经济的发展。同样，如果不是邓小平的只改经济、不改政治的跛足的改革理论，也不会有今天这样两极分化、贫富悬殊、腐败成风的局面。这不就是从政治和意识形态出发去解释经济，解释社会吗？如果在这里硬要把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作用，说成是“第二性的作用”，那有什么意义呢？或许有人会说，三中全会的决策、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理论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们是从过去的实践，从中国的国情总结出来的。说得很对，但是，你这已经转换了场景，说的是另一个因果环节上的事情了。这样说，正好表明，你承认因果关系是可以变换位置的。这也就是说，所谓第一性、第二性，并不是一对固定不变的概念，从而进一步表明，僵硬的决定论是不能成立的。
总之，历史唯物论只是解释了历史链条中因果联系的一个环节，而没有解释另一个环节，没有对被认定为历史起点的生产力、生产方式的变化作出合理的解释。正因为如此，不能说“马克思发现了决定人类历史运动和发展的基本规律”，最多只能说，马克思在这方面作了一些探索。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作为一种解释历史的新的方式，有它的独到之处，有一定的真理性，但同时也有致命的缺点，因而远远不能说它已经把握了真实的历史过程，把握了历史发展规律。
上面我们对历史唯物论解释历史的方式进行了解读和评论，现在应该来谈谈为什么不能把解释历史的方式同变革历史的理论混为一谈。
首先，解释历史是有选择性的。就是说，总是从一定的需要、一定的角度、选择一定的事实作为根据，去进行解释。这是不可避免的，任何解释都是这样，历史唯物论也是这样。从解释历史中得出结论，需要进行抽像，因而相对于历史本身，都是不完备的、有局限性的。用这些结论去指导变革历史的实践，不可能具有普遍的有效性，有的可能有效，有的未必有效。在这里，重要的是要有自知之明，不要把选择性的解释同普遍性的理论混为一谈。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特别是他们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显然都缺乏这种意识。他们无一例外地认为，历史唯物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这样一来，一方面使人们对历史唯物论抱有过高的期望，另一方面也给历史唯物论带来过于沉重的负担。一个半世纪来，人们关于历史唯物论的争论，可以说，多半源自于这个矛盾。如果实事求是地说，历史唯物论无论在解释历史方面，还是在变革历史方面，都有一定的有效性，不过究竟在什么场合下应用它，以及怎样应用它，都需要视情况而定。如果能这么说，我想，无论对于变革历史的实践，还是对于历史唯物论本身，都会好得多的。
为了稍微具体一点来说明解释历史的方式并不是变革历史的理论，我想引用卡尔•波普尔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一书中说过的一段话，我认为他说得很有道理：“历史决定论错误地把这些解释当作理论。这是它的重大错误之一。比方说，把‘历史’解释为阶级斗争的历史，或种族优势斗争的历史，或各种宗教观念的历史，或‘开放’社会和‘封闭’社会斗争的历史，或科学和工业的进步的历史，都是可以的，所有这些都是多少使人感兴趣的观点，而且其本身完全是无可非议的。然而，历史决定论并不这样说；它们没有看到必定有多种多样的解释，而且基本上具有同等程度的建议性和任意性（其中有些甚至可以特别富有成果——从某种重要性来看）。反之，他们却把历史解释当作学说或理论，断言‘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的历史’等等。如果他们确实发现他们的观点是富有成果的，并且许多事实都可以按此加以排列和解释，他们就错误地以为这是他们学说的证实甚至证明。”
的确，解释历史是有选择性的。也就是说，解释历史可以有多种选择，这些选择在有效性方面可能有差异，甚至有很大的差异，但谁也无权说，我的解释是唯一科学的解释。我们看到，历史唯物论对历史的解释，在起点和终点上都是有选择的。马克思以生产力为起点来解释历史，而不是以任何别的东西，例如以政治、宗教、天才人物或地理环境为起点，这本身就是一种选择。从生产力出发，经过层层推论，最后得出“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的结论；这个结论又是一种选择。实际上，即使同样从生产力出发去解释历史，也可以有完全不同的结论，例如，也可以说“全部历史都是各社会群体包括各阶级之间互助合作的历史”。为什么不可以呢？一个社会要生存下去，用马克思自己的话说，要解决吃、喝、住、穿的问题，也就是要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不能只有斗争，没有合作。物质资料的生产是在不同分工的人们之间的互助合作中实现的，而不只是在斗争中实现的。即使在生物界，只讲斗争不讲合作的生存斗争理论也是片面的，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本人是很清楚的。可以肯定，随着人类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密，彼此间依赖程度的加强，越往后各社会群体包括各阶级之间的互助合作的趋势将越强，而斗争将越来越限制在人类文明和理性可以接受的限度之内。实际上，后面这种观点，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无论在政界还是在学界，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马克思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个结论，显然是为了革命的目的而刻意选择的。把这个结论应用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就没有普遍有效性：在某些落后国家比较有效，在发达国家就不那么有效，甚至完全无效。原因在于，落后国家调控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的实力（特别是经济实力）和机制以及整个文明程度都比较差，矛盾一旦尖锐化，就你死我活；而那里的统治集团一般说来又都比较腐败无能，因而只要有“社会主义政党”的推动，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几率就比较高。这也就是为什么落后国家比发达国家先期发生革命并取得胜利的原因。发达国家的情形与此不同，那里尽管矛盾重重，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种族矛盾、宗教矛盾、性别矛盾、生态矛盾等等，而且这些矛盾有时还相当尖锐，但至今没有一个国家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原因在于那里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有比较健全的社会和政治调控机制，加上整个社会文明程度较高，人们又长期生活在民主制度下，比较善于妥协而不走极端。“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个片面的历史结论，在20世纪这个被称为“革命和战争”的世纪，命运尚且如此，在21世纪肯定将受到更加严峻的挑战。
不能把解释历史的方式同变革历史的理论混为一谈，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二者的思想行程不同；从解释到变革，从过去到未来，其间存在着认识上的两次跳跃，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误差，二者之间不可能完全符合，甚至可能完全不符合。这既是一个逻辑问题，更一个实际问题。
解释，总是对已成之事的解释，是从结果推断原因；而变革则是对未成之事的预期，从原因推断结果。二者的思想行程正好相反，一个回首过去，一个预见未来。而适合于过去的，未必适合于未来。为什么呢？因为从过去转向未来，认识上不可避免地会要发生两次误差，一次存在于解释过去的过程中，存在于从结果到原因的推断之中；一次存在于预见未来的过程中，存在于从原因到结果的推断之中。从结果推断原因时，由于受到意识形态和其他因素影响，难免故意舍掉和贬低一些实际上可能很重要的环节，或者相反，故意夸大、甚至添加一些实际上并不存在的环节，因而推断出来的原因与结果之间未必具有必然联系，甚至未必就是这个原因。十年“文革”，搞得国民经济几近崩溃，冤狱遍于国中，整个中国天下大乱，这是怎么造成的呢？据说，是“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作乱的结果，虽然不能说和毛泽东一点关系没有，但他绝对不是罪魁祸首，而最重要的是，和这个一党专政的制度没有关系！用邓小平的话说，“我们这个制度是个好制度”。这就是意识形态曲解历史过程中的因果联系的一个典型的例证。从这样推断出来的原因出发，再去预见未来，推断结果，会再一次受到意识形态及其他因素的影响，从而推断出来的结果与实际发生的结果可能相去甚远，甚至完全相反。由于没有对“文革”作出正确总结，没有看清或者说故意回避“文革”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党魁至上的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所以在实行市场化的经济改革的同时，拒绝民主化的政治改革。结果，经济是发展了，GDP获得了惊人的增长，社会却走到邪路上去了：党魁至上还是党魁至上，只是贫穷落后的一党专政，变成了财大气粗的一党专政。邓小平许诺的“共同富裕”只存在于统计学上的平均数之中。就像一则黑色幽默所说，虽然我只有一百元，但是你有一百万，一平均，我不也有五十万零五十元吗，谁说我不富裕？
说简单一点，因果联系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一个原因可能产生几个结果，一个结果可能有几个原因。究竟哪个原因和哪个结果相连，哪个结果和哪个原因相连，即使不抱意识形态偏见，也是无法完全把握的。克罗齐说，“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我可以补充说，任何历史，都是有话语霸权的当代人的历史。无论解释过去，还是推断未来，都和这些有话语霸权的当事者的意识形态取向，即他们的主观选择分不开。由于存在着认识上的双重误差，在社会历史领域里，从过去已知的因果联系出发，在较大的时空跨度上去预见未来，总是错的比对的多。李慎之先生说：“历史是无法预言的。”只要不把这句话绝对化，先生的意思大体不错。谁也不敢吹牛，他能洞察一切、未卜先知。因而动辄就是一万年如何如何，这都是毛泽东这样的独裁者故弄玄虚的假深沉，是骗人的鬼话！
两次选择、两个误差，使得任何解释历史的方式都不可能无条件地成为变革历史的理论。我们看到，尽管马克思深信自己凭借历史唯物论揭示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可是他在预见未来的时候，虽然说对了一些事情，但在重大的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上，特别是在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上，却一次也没有说对。他先是认为英国将首先发生革命，因为英国生产力最发达；继而认为法国可能首先发生革命，因为法国人长于政治斗争；接着又寄希望于德国，因为德国人精于理论思维。在一次又一次失望之后，又把目光转向俄国。几经犹豫之后，最后对俄国革命和俄国土地公有制作了一个假言判断：“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是1882年，三十五年后，即1917年，俄国爆发革命，包括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但是，这个革命并没有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虽然擦出了几个火花，终于没有燃起大火；而俄国的土地公有制在这之前早已土崩瓦解。这就是说，即使以假言判断作出的最为谨慎的预言，也一样落空了。这不能归因于他们二位粗心大意。马克思在答复查苏利奇关于俄国革命前途问题的来信时，曾反复思考，数易其稿。最初想作一个详尽而全面的回答，但是，怎么也说不清楚，终于放弃这个想法，只写了一封短简，算是交代过去了。其中最重要的话，就是我在上面引用的那个假言判断。
不能把解释历史的方式和变革历史的理论混为一谈，还有操作上的原因。前两个原因是理论性的，这第三个原因完全是实践性的。要指导变革历史的实践，不仅要有预见，而且要对当下的形势作出判断。恰恰在这里，历史决定论遇到了不可克服的困难。
马克思说：“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的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生产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这里立即发生一系列判断上的问题：社会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它们同现存生产关系发生“矛盾”，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是不是一发生矛盾，这些生产关系就成了生产力的“桎梏”？是不是一变成“桎梏”，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这些都是非常实际、非常尖锐的问题。如果不能对这些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又怎么能判断社会的走向，怎么能决定当下该如何行动：是去激化矛盾还是缓解矛盾？是起来革命还是静观其变？
实际上，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矛盾”、“桎梏”等等，都是一些抽像的历史哲学概念，只能用于解释历史，根本没有现实的可操作性，因为它们没有任何确定的标准可以作为判断的依据。正如列宁在谈到苏汉诺夫们关于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的论点时所说的：“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这里所说的“文化水平”主要是指物质文化水平，即生产力水平、经济发展水平。既然说不清楚，当然就无法作出判断。在解释历史的时候，因为不需要任何实际操作，所以没有这样的困难，只要把这些历史哲学概念大体上排列出一个逻辑顺序，说明它们之间的因果联系，从而给人提供一种理解历史进程的思路，就算解决问题了。可是，要变革历史，就不能模模糊糊、大而化之，必须直面这些操作上的难题，否则就无法预见，更无法行动。我们看到，为了能准确地把握革命时机，列宁不得不把所有这些抽像的历史哲学概念统统撇在一边，而提出两条比较实在的可以操作的标准，一条叫上层不能照样统治下去，一条叫下层不能照样生活下去。凭这两条标准，列宁抓住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历史机遇，夺取了十月革命的胜利。
马克思、恩格斯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标准，他们要预见未来，不能不设定一个标准。问题是，他们太理性主义了，一切都想从“矛盾”、“桎梏”等等历史哲学概念上去推断。他们设定的标准是什么呢？危机。在他们看来，没有比危机更能反映由生产力的发展而肇始的社会矛盾了。因此，一见到危机包括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他们就认为“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这在欧洲1848年革命开始的时候表现得最为明显。到1850年，这场革命行将结束，马克思坚信新的革命一定还会到来。为什么呢？因为“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可能发生。但它正如新的危机一样肯定会来临”。可是，直到他们去世，除了历时七十二天的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欧洲再也没有发生过新的革命，尽管危机发生了一次又一次，危机与革命却怎么也没有联系在一起。为什么会这样出乎意料呢？在于危机的发展并非是单向的。人们可以加剧危机的发展，直至引起革命，也可以缓解危机的烈度，使社会回归正常发展的轨道。究竟向哪个方向发展，取决于力量的对比和各种相关的条件。然而，历史唯物论作为决定论，只认定一种可能性，只着眼于从矛盾到危机再到革命这样一种可能的发展，而忽视从矛盾到危机再到危机缓解这样另一种可能的发展。虽然出于理论上周延的考虑，他们也曾说过危机可能会过去的话，但由于强烈的革命愿望，他们总是倾向于从危机到革命这种片面的发展上去预见未来，结果当然不能不令人失望。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预言一再落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具体判断上的困难造成的。这一点，后来他们自己也是承认的。但是，他们并未因此而对自己那一套历史决定论做过什么实质性的反思。
综上所说，历史唯物论，的确只是一种解释历史的方式，它只能管过去而管不着现在和未来，因而不是，也不可能是普遍有效的变革历史的理论。当然，它对于变革历史也有一定的意义，那就是为“批判旧世界”提供了一套框架，使决意“推翻旧世界，创立新世界”的社会力量受到启发和鼓舞，并实际地投入斗争。至于所谓指导作用，那是完全说不上的。不仅如此，历史唯物论作为历史决定论，在实践中往往走向反面，表现为唯意志论和独断论。在这方面，毛泽东是一个典型。他从马克思、恩格斯主要是列宁的书里学了历史决定论，接受了历史的发展是有规律的思想，就宣称“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比资产阶级高明，他们懂得事物的生存和发展规律，他们懂得辩证法，他们看得远些”。正是这种自以为懂得事物生存和发展规律的狂妄和致命的自负，使他产生了类似“替天行道”的意识，感到自己好像就是真理的化身、历史必然性的人格体现，因而一旦大权在握，便不顾一切地去贯彻自己的意志，实现自己的妄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是这种唯意志论在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的最突出的表现。实际上，懂不懂得“事物的生存和发展规律”，懂不懂得“辩证法”，这与所谓“共产主义者”还是“资产阶级”并无关系。再说“事物的生存和发展规律”，并不是读几本马克思的书就能懂得的。如果事情那么简单，我们这里的“共产主义者”何至于犯那么多错误，吃那么大亏，以致死那么多人？
四、 历史是趋势与选择交互作用的产物
在历史唯物论的三个核心概念中，“决定”的概念是比“必然性”和“不能跳过”更加基本的：既然历史过程各个社会参数是一个决定一个、一个跟着一个的，那么历史变革的进程当然就是必然的，从而历史的发展阶段自然就不能超越。说历史唯物论就是历史决定论，关键就在这个“决定”的概念。历史唯物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遇到的种种困难，在学理上受到的种种批评，都和这个“决定”概念分不开。正是这个概念曲解了真实的历史过程，使得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只能停留在“解释世界”的范围内，而不能为“改变世界”提供有效的指导。解释，如上所说，只要没有硬伤，是无法证伪的。因此，恩格斯晚年可以很自豪地回顾他和马克思应用历史唯物论一次又一次解释历史的经历。而当他回顾他们运用这个理论去预见革命的时候，就没有那样豪迈了，这从他为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写的导言中可以看出来。为了节省篇幅，我就不在这里繁琐引证了。
这个如此神通广大而又如此不中用的“决定”概念是怎样产生的呢？它既是马克思、恩格斯解释历史的工具，也是他们解释历史的产物。他们为了反驳“历史唯心论”从思想上去寻求一切历史变动的终极原因，以及把政治变动看作一切社会变动中最重要、决定全部历史的变动的观点，决意去寻求一种新的解释方式。他们这样提出问题：人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政治变动的动因又是什么？在为此寻找原因的时候，他们把目光专注于社会的经济方面，而抽掉了“历史唯心论”所特别着意的人的思想、人的意志、人的行动，一句话抽掉了人的能动性。一当他们认定经济状况是政治变动的原因的时候，就宣布政治变动是由经济状况“决定”的，简单地说，政治是由经济“决定”的。这里，他们陷入了一个真正的误区，即忽视社会历史领域中的因果联系与自然界的因果联系是有重大区别的。在自然界，因果联系是直接的、没有中介的：结果直接决定于原因，原因直接产生结果。如果一个已知的原因没有产生相应的结果，那么一定另有原因。社会历史领域与此不同：没有人的思想、意志和行动，任何前件（原因）都不会自动地产生后件（结果），这里的因果联系是通过人的中介、人的活动实现的。明确地说，在社会历史领域，被称为原因的事件并不“决定”结果，而是人的活动把它导向一定的结果。社会经济状况无疑是政治变动的主要的和重要的原因，但它不能“决定”政治变动，而是当下活动着的人对经济状况进行分析、研究、作出判断，认定它对政治方面有某种需要，才决定进行政治变动。一句话，政治变动是人们从政治上对经济状况、经济发展趋势作出的反馈，而不是经济状况决定的。
恩格斯逝世前两年，在给梅林的一封信中说起一件往事：在马克思和他自己的著作中，在表述历史唯物论时，“为了内容方面而忽略了形式方面”，他认为这是一个“过错”。他说：“我们大家首先是把重点放在从基本的经济事实中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识形态观念以及以这些观念为中介的行动，而且必须这样做，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方面忽略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等等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他说，这就给了敌人以称心的理由来进行曲解和歪曲。的确，在他们的著作中，“观念等等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这一点通常强调得不够。不过这并不能算多大的过错，要不是有人对此进行曲解和歪曲，恩格斯可能不会把它当一回事。也许恩格斯在世的时候，没有人对他们把政治事件归结为经济的决定作用，而忽略了人的能动作用这一点进行“曲解和歪曲”吧，他没有对这一点作过解释。其实，这才是一个真正严重的过错。社会历史领域中发生的一切事情，包括政治变动在内，总有主客观两个方面的原因在起作用，没有一件事情是只有客观原因而无主观原因的。也就是说，总有人和物这样两个方面。在政治变动的背后不光有经济上的动因，还有人的行动。为什么在解释政治变动的原因的时候，只讲经济不讲人呢？这样明显的脱漏，恩格斯为什么反倒没有注意到呢？
恩格斯尽管说了“并不是经济状况自动发生作用”，又说了是“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在他那里却不发生我在这里提出的问题，即一方面是经济状况，另一方面是人的行动。在历史决定论的逻辑里，政治变动和人在政治变动中以意识形态为中介的行动，都是由经济状况决定的。所以，在追溯政治变动的原因的时候，只要说到是由经济状况决定，就算把问题说清楚了，而完全无需提到人的行动。这样，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马克思应用历史唯物论去解释历史过程的时候，一点也不否认人的活动，不仅不否认，而且还描述得十分详尽：政治和社会活动家、政党、阶级、国家、议会等等如何活动、如何斗争，但是，当他从理论上归纳政治变动的原因的时候，也和恩格斯一样，除了经济，根本找不到人的影子。因为，在他们看来，人不过是经济状况实行政治变动的道具，就像在牵线木偶戏中，那些木偶不过是牵线人演出的道具一样。可见，恩格斯所谓“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其实不过是“经济状况创造历史”。
行文至此，我们进入了历史唯物论的真正的腹地。历史决定论的“决定”概念曲解真实的历史过程，其最主要、最集中的表现，就是歪曲和抹煞人在历史过程中的能动作用，把人仅仅当作经济必然性的玩偶。在历史唯物论体系中，人也是能说能笑，能蹦能跳，有七情六欲的，但他的作用只限于在经济状况的支配下，在社会的“自然历史规律”设定的轨道上，把社会运动的列车向前推进得快一点，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缩短和减轻”社会分娩的痛苦；至于这辆列车的行进方向，人是完全管不着的。这样的所谓“能动性”，只能和牵线木偶在舞台上的表演相媲美，与其说是能动性，不如说是被动性，或貌似能动性的被动性。试想一下，在真实的历史过程中，人是如此被动的吗？
人的真正的能动性，决不是仅仅加速或延缓社会在既定方向上的发展，而是在社会发展的转折关头或者说关键时刻，可以选择发展方向。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国家，在其历史发展中都会一再地面临这样的转折关头，正是那些被胡克称之为“历史中的英雄”的人物作出明确而坚定的选择，给处在十字路口的社会指出一个方向，使它不再犹豫、不再徘徊，而勇往直前，尽管这种种选择从长远来看，有的当然符合社会的根本利益，有的其实未必符合。 人类历史就是人们不断作出选择的历史。没有选择，就没有历史。选择，这是人在历史过程中真正的能动性的表现。
生活实践，特别是和我们密切相关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不就是这样作证的吗？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等领导俄国革命，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中国革命，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等领导中国改革开放，都是在历史发展的转折关头作出的重大选择。而且，最初的时候，他们都是少数，说单枪匹马有点夸张，但毕竟不是多数，直到取得胜利，紧紧追随其后的，也只有革命和改革营垒中人。革命和改革胜利了，人们以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好像就应当胜利，实际上历史走到十字路口的时候，究竟向何处去，是没有定数的，全靠人的选择、人的努力。例如，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按照毛泽东的看法，中国至少有两种可能的发展前途，他在中共七大开幕词中称之为“两个中国之命运”。他说：“中国之命运有两种：一种是有人已经写了书的；我们这个大会是代表另一种中国之命运，我们也要写一本书出来。”前一本书是指蒋介石1943年发表的《中国之命运》，后一本书就是毛泽东马上要在中共七大上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两个中国之命运，确切地说，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两个政党之命运，谁胜谁负，在当时还是一个未定之数。中共七大就是要为“建立新中国”这个前途命运制定一条路线，提出一套方针、政策。如果经济状况能够决定政治变动，还哪里来“两个中国之命运”，又何需制定什么路线、方针、政策？可见，理论上标榜决定论是一回事，实践上服膺选择论又是一回事。用毛泽东的话来说，“两样货色齐备，各有各的用处。”决定论是用来制造舆论，长自己志气，灭敌人威风的：根据历史发展规律，我们一定胜利，你们一定失败。选择论是用来实际指导斗争的：在这里，大话、空话、自欺欺人的假话，都毫无用处，只有扎扎实实地工作才能取得成功。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人的选择的能动性及其意义的又一次明证。毛泽东一死，留下一堆烂摊子，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又提到国人面前。有人主张“两个凡是”，这是一种选择；有人主张“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是又一种选择。前一种选择要走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老路，后一种选择要走“改革开放”的新路。这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两种命运”的博弈。两种选择，两种命运，在一段时间里进行了激烈的交锋，最后新路战胜老路，中国才有改革开放一说。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又有邓小平的只改经济、不改政治的“跛足改革”和胡耀邦、赵紫阳的经济、政治同步改革的“全面改革”之争。如果“胡赵新政”能贯彻下去，今天的中国很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
实际上，人无论是作为群体还是作为个体，随时随地都在选择，人的一生就是一个不断选择的过程。所谓每个人的历史都是自己写的，就是这个意思。人为什么犯错误？就因为他总是在选择，而且不能不选择。一事当前，如何表态，如何处置，都得作出选择，这就难免犯错误，并且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一切都是被决定的，那就无所谓正确，无所谓错误，也无须承担任何责任。事实上，即使信奉“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半宿命论者，也要给自己保留一点选择的余地。“谋事在人”，这就是选择的意思。历史唯物论是比半宿命论还要消极的，在这个历史哲学体系中，人没有一点选择的自由，一切都是被决定的，它鼓吹的是一种极端宿命论。国家、社会形式、生产关系，更不用说生产力了，统统都不能选择。听听马克思怎么说吧！“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相应的政治国家。”“这里更不必再补充说，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马克思1846年提出的这个“决不能自由选择”的论断，作为一种否定性的表述，一直保留在历史决定论中，成为否定人的选择的能动性的一个最经典的论点。所幸历史和现实都没有对这个论点表示敬意。实际情况是，不仅政治国家是人们自己选择的，社会形式、生产关系也都是人们自己选择的，就是马克思认为最不能自由选择的生产力也不是不可以选择的。昨天的生产力是祖宗留下来的，我无法选择，我一生下来面对的就是这个生产力。可是今天的生产力为什么不能选择呢？我们现在不是提出要发展先进生产力吗？发展先进生产力，就是要选择那些和高新技术相联系的生产力。按照863计划，我国选择了生物技术、航天技术、信息技术、自动化技术、能源技术、海洋技术和新材料等7个高新技术领域作为发展的重点，和这些高新技术相联系的产业，都是先进生产力的组成部分。如果生产力是不能选择的，我们怎么能调整产业结构，全力以赴发展先进生产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在世界历史上，落后国家赶上并超过先进国家的事例比比皆是，他们怎样做到这一点呢？就是在正确的发展战略指导下，选择高新技术的前沿阵地，集中国力，加大投入，一举占领制高点，然后把最先进的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经过一个或长或短的时期，他们就赶到前面去了。如果生产力不能选择，岂不是落后的永远落后，先进的永远先进吗？这是一种听天由命、无所作为的观点，服膺这种观点，还谈什么 “振兴中华”？！今天我们放眼世界，看到的正是各个国家为选择和发展先进生产力而进行激烈竞争的情景。生产力，这是一个最需要选择，也是能够选择的领域，历史唯物论却认为它是最不能选择的，足见历史唯物论对它自己的起点是多么的缺乏认识，多么的懵懂！
总之，人是能够自由选择的，说人不能自由选择，是完全错误的。不要在“自由”两个字上做文章，好像自由选择就意味着随心所欲，想入非非，甚至无中生有。选择总是对客观上已经存在的各种趋势和可能性的选择，客观上没有的东西是无法选择的。选择是一个主客观结合的概念，是一个实践概念，不是一个主观概念，不是一个理论概念。所谓自由选择，就是在各种趋势和可能性中进行选择的自由。不能自由选择，等于不能选择。马克思为了否定人的选择的能动性，特意在选择之前加上“自由”二字，以便使“选择”显出更多的主观随意性，这是很没有意思的。选择就意味着自由，加不加“自由”二字都一样。
历史唯物论曲解真实的历史过程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把社会历史过程中的发展趋势，当作与自然界一样的“铁面无情的规律”。正如大家都知道的，社会发展趋势与具有直接现实性的自然规律，是不能混一谈的。这一点，恩格斯晚年自己就说清楚了。他在给施米特的信中，在谈到“利润率和一般经济规律的本质”时说：“它们全都没有任何其他的现实性，而只是一种近似值，一种趋势，一种平均数，但不是直接的现实。”又说工资规律、价值规律，以及剩余价值通过利润来分配的情况也是这样，都“只是在平均数上近似地符合”。这就是说，恩格斯也承认，他和马克思所发现的那些所谓规律，都不过是趋势而已。既然只是一种趋势，又何来“铁面无情”、“铁的必然性”呢？撇开这个矛盾不说，恩格斯是对的，一般所谓经济规律的确不过是一些趋势。那些比一般经济规律抽像程度更高的所谓“历史发展规律”，当然更是如此。事实上，他们所说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规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等等，也都是一种趋势、一种倾向。生产力发展了，处在生产过程中的人，就会感到原来的生产关系有某些不适应，需要加以调整。但是，究竟作不作调整，怎样调整，还得由人——不仅是作为生产力的人，而且还有作为其他社会角色的人——自己去决定和选择。生产力既不能对人的决定和选择作出决定，也不能对生产关系作出决定。因此，根本谈不上什么“铁面无情的规律”、“铁的必然性”。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情况也是这样。如果社会历史的发展，果真像决定论所说的那样，那么，世界上的事情岂不是太简单了吗？
如果生产力能决定生产关系，那么人们在调整生产关系的时候，就永远不会出错了，调整后的生产关系一定会适合生产力。可是，实际上，我们都知道，要找到一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是多么不容易。中国改革开放已经四分之一世纪，我们至今没有把生产关系调整到位，改革的任务还相当艰钜。此外，如果生产力能决定生产关系，那么，同一个水平上的生产力就会有同样的生产关系。而事实上，不仅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在差不多同样的生产力水平上有不同的生产关系；就是同一种社会制度的国家，在差不多同样的生产力水平上也有不同的生产关系。英国不同于法国，美国不同于日本，如此等等。所谓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等“规律”，不过是极端理性主义的空洞的抽像而已。
当我们廓清了历史唯物论所谓“决定”、“必然性”、“铁面无情的规律”等等迷雾之后，真实的历史过程就显现出来了。这里有两个互相关联的因素在起作用，这就是趋势与选择，历史就是这两个因素交互作用的产物：前人在种种发展趋势中对某种发展趋势作出选择之后，经过努力、劳作和辛苦，造成种种新的趋势；当代人就在这种种新的趋势中作出新的选择，然后又是努力、劳作和辛苦……如此循环往复，不断地把历史推向前进。当然，这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平稳的、没有矛盾和斗争的过程。不同的利益群体会有不同的选择，彼此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矛盾和斗争。究竟哪一种趋势能够发展起来，取决于种种条件：趋势本身有强有弱，选择者的力量和智慧也各有不同。一般说来，胜者不是因其选择的趋势较强，就是因其本身的力量和智慧较强。除此而外，随机因素也起相当作用。任何一个重大历史事件，都会有一些随机因素参与其间。这些随机因素为历史事件提供导因，或者有利于历史事件的发生，或者不利于历史事件的发生。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不可能发生十月革命并取得胜利。没有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中共领导的革命也不可能像毛泽东所说的那样“得到机会”，“中国共产党也就不可能胜利”，无怪乎毛泽东多次说，“我们要感谢日本皇军”，“我宁愿感谢日本军阀”。 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侵华战争，就其自身而言，都是当事者在多种趋势中作出的选择；但是，对于俄国、中国来说，都不是自身发展过程中的有机因素，都是外来的、强行介入的随机因素。
和历史决定论相比，趋势、选择和随机因素也许不像“决定”、“必然性”、“不能跳过”等等概念，有那么大的形而上的魅力，但它们更贴近历史实际。如果把这三个因素的组合也看作某种理论，那么我认为称之为“历史选择论”，应该是名致实归的。虽然现在它还算不上什么完备的理论：对于历史唯物论，它是解读和批判的工具性概念；对于历史过程本身，它是描述性概念。要使它成为一种完备的理论，还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虽然如此，我相信，“历史选择论”与历史决定论相比，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它断然恢复了人在历史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历史本来是人的活动，关于历史的理论，理应以人为本。但是在历史唯物论中，人成了他的活动产物的附属物，成了经济的玩偶。历史唯物论，就像它的名称所表示的那样，是唯“物”的理论，而不是唯“人”的理论。恩格斯晚年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费尔巴哈论》中，他对历史唯物论作了新的概括，说历史唯物论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但是，已经太晚了。在他们的著作中，到处都是关于经济及其历史发展的论述，而人不过是经济的影子而已。恩格斯提出这个命题，表明他对问题有了新的认识，但他已经来不及把它发挥成新的理论了。实际上，这个命题对于马克思的追随者们并未发生什么影响。那些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例如中共的“理论权威”胡乔木，就根本不知道这个命题为何物。他一看见有人说“人”，心跳就加快，他不许说“人”，即使是“现实的人”也不行，而只能说社会，说经济。足见，他坚持的仍然是名副其实的历史唯“物”论。可惜这位“理论权威”已经作古，我们无法就“历史选择论”向他请教了。
五、 两个简短的结论
我所主张的“历史选择论”，与历史唯物论相比，有什么不同，或者说有什么优点呢？至少有两个优点：
第一，它把人从经济必然性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成为有自觉意志、可以自由选择的历史主体。从今往后，关于历史的理论，不再见物不见人，而是见物更见人。人不再是经济必然性的玩偶，也不再为经济必然性创造历史，而真正是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
第二，它不像历史决定论那样只能解释过去，而在当下缺乏可操作性，它是可以操作的。从今往后，人们不再需要说那么多大话、空话、套话，动辙就是什么规律性、必然性，而能够把注意力集中于分析研究当下的种种发展趋势，精心予以选择，全力以赴去奋斗。
实际上，人与历史的关系不就是这样，并且历来就是这样的吗？
（本文初题《趋势与选择：对历史唯物论的解读和批评》，2003年3月发表于波士顿《美中社会与文化》第6卷第2期。后经删节，2009年8月28日发表于同仁交流活页《往事》第82期。现收入《趋势与选择：历史决定论批判》一书，香港东西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3年8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