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3年06月04日訊】（大紀元記者張茹澳洲墨爾本採訪報導）莫道紅顏柔似水，自古巾幗出英雄。孫寶強，乍聽到這一名字，會以為這是一個男子，如果聽說了她的經歷，會以為這是一名鐵骨錚錚的偉男子，但如果親自見到她本人後，不得不感歎巾幗不讓鬚眉。
1989年，六四慘案發生後，大多數上海人依然過著「老婆、孩子、熱炕頭」的生活。為了從冷漠和麻木中喚醒民眾，孫寶強不顧個人安危，在六四第二天走上街頭，發表公眾演講，隨即被當局判刑3年。20多年來，無論在獄中還是獄外，無論中共如何恐嚇迫害，孫寶強從來沒有放棄對自由和民主的呼喚。2年半前，她成功的出逃澳洲。在自由的澳洲大地，孫寶強終於能夠在六四燭光晚會上發出打倒共產黨的吶喊。她說，這也是千千萬萬民眾的吶喊，也應該說是中華民族的吶喊。
時光荏苒，24年過去了。但當年六四事件的一幕幕仍像昨天發生的事情一樣，清晰地印在孫寶強腦海裡。其實在六四發生前，孫的丈夫已經被悉尼的語言學校錄取，就在她變賣家當，為他準備行李的時候，風波開始了……
「那時我走上街頭，我不是參加遊行，我是給學生捐款，我對那些拍照的便衣警察說，請你們不要迫害學生，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但是我沒想到，最後他們也迫害了我。那時我只是出於一種純樸的想法，你們不要迫害學生。」
六四一聲槍響，在上海白色恐怖非常嚴重的時候，上海人民表現出來的依然是飲酒、抽煙、取樂。在這種情況下，孫寶強沒看到任何男子漢站出來，於是她走上了街頭，進行演講。
「6月6日我繼續上街進行演講，並帶領群眾設路障，以抗議屠城。幾個小時以後，他們跟蹤到我家，秘密逮捕了我，我被關進了看守所。2個月以後，在上海市虹口區工人體育館舉行的萬人公判大會上，我被判刑三年，我的刑期是三年，但卻是無期徒刑。」
上海監獄裡的非人待遇
孫寶強聲聲血淚的講述了三年的牢獄生活……
「在上海提籃橋監獄我受到了非人的虐待。三年裡，我掉了5顆牙，我被關小間，關禁閉。監獄的冬天特別冷，我丈夫為我送來禦寒的衣服，被他們退了回去。我在單薄的外褲裡套上5條短褲，至今我的關節炎還在折磨我。由於我出來後沒有一分錢勞保，沒有一分錢醫療費，我手上的傷口是從監獄帶出來的，監獄帶來的傷口久久不癒，我用燒紅的鐵摁上去；全身過敏皮膚潰爛，我用鹽水澆上去……我關進1年，沒放過一次風，沒曬過一次太陽，監獄的冬天多冷啊，他們逼著我穿著單薄的外褲抄監規。」
「中國厚厚的外匯儲備有我們政治犯的剩餘價值，我們在監獄裡為他們打毛衣，畫卡通，中國政府用這個換來外匯，然後他們再用外匯，對人民進行進一步的鎮壓。當我出來的時候，很多人都說我已經面目全非了，我兩天要打三件毛衣，如果不完成就不能曬太陽，不能洗澡，不能寫家信，不能見親人，共產黨有的是辦法對付你。」
在監獄裡孫寶強想到過自殺，但她的丈夫在最艱難的時候鼓勵了她；就在她非常想念兒子，準備向共產黨投降，用懺悔書換取出獄的通行證時，她的丈夫來探監，再一次給了她力量，「不就是三個365天嗎？別說是三年，就是十年我都等你。你絕不能向共產黨投降，你絕不能趴下。從今天起，每過一天，你、我和我們的兒子，我們三個人共同劃掉一個黑暗的日子……。」
孫寶強的丈夫澳洲夢破滅後，他只能在業餘時間幫人打工修空調，有一次他從高高的腳手架上摔下來，腎受了傷，需要常年吃藥。
走出上海監獄 走進社會的大監獄
出獄後，孫寶強走出上海市提籃橋監獄，但是走進了這個社會的大監獄。孫寶強在學校做管理工作，240元的月薪無法維持生活，只得兼任鐘點工，送報員、售貨員、收銀員。20年來，她苦苦掙扎在生存線上，但信仰沒有泯滅。由於家中只有一台電腦，她只得深夜起來寫作。造訪的民警發現後，多次讓她交出文稿。
「在22年裡我們全家都遭受了非人的苦難。我的電腦被監控，我的所有電話被監聽。當我利用業餘時間寫《上海女囚》這本書時，被不斷造訪的民警發現，他們就匯報給公安局。安全處的李處長讓我交出文稿，我說我寫的是回憶錄，不是共產黨發明核導彈的機密，我不交給你。他冷笑著說，那孫寶強，咱們走著瞧。1週後，我兒子在過馬路時，被一輛黑色的轎車撞倒，好在他年輕，打了一個滾這才化險為夷。」
參加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下的國際筆會後，孫寶強不斷地寫一些文章放在互聯網上。但是她每發表一篇文章，一幫國安就浩浩蕩蕩的來到她的公司，找她的老闆。甚至當國外的媒體要寫文章採訪她們家悲慘的遭遇時，這篇文章還沒有面世，由於國安監控了她郵件，他們提前知道了這個消息。他們找到孫的公司，讓她撤訪。遭到拒絕後，他們威脅說：「你不撤可以，你也別想再踏出中國。你別忘了，你的七寸在我們手裡。」
孫寶強的七寸就是她的兒子，當國安以兒子的安全作為要挾時，母親的心軟了。
在六四二十週年的時候，孫本來要在國際網絡上發言。就在發言前一天，所有的工作都準備就緒，發言稿都寫好的時候，三個國安破門而入，他們把她逼到陽台上，讓她取消發言，她不肯。國安說：「想一想你的兒子吧。」不得已，孫含著眼淚屈服了。
當她在聽筒裡聽到盛雪一遍遍叫她的名字，『孫大姐，孫大姐，下面該你發言』的時候，面對如虎似狼的國安，她流下了辛酸的眼淚。
決定出逃
在孫寶強出逃前，上海的國安就到她的公司找到了她。一個安全處的處長說：「孫寶強，你要把你所有發表和未發表的文章全都發到我的信箱裡，你還要把你腦子裡正在構思的文稿發給我。」
孫寶強據理力爭：「那你是不是要劈開我的腦袋，檢查我腦細胞活動的情況，你們已經監控了我22年，你們是不是要監控我一輩子。」處長冷笑著不語。
回到家裏，孫發現警車停在她家門口，警燈一閃一閃的打在窗戶上。她的兒子臉色慘白地說：「媽媽，這樣的恐懼甚麼是終結的時候？」
就在這一剎那，孫寶強決定一定要逃出中國，她要把她的苦難，不，這不僅是她的苦難，也是中華民族的苦難和被迫害的經歷告訴給世界上更多的人。她和丈夫通過旅遊逃到澳洲，澳洲政府在很短的時間之內就給了她簽證，因為她也在大赦國際組織關注的名單之上。
出逃後 兒子成了人質
孫寶強與先生出來二年半，這二年半裡她的兒子就成了國安的人質。
在中國發生藥家鑫撞車殺人事件後，孫寫了一首詩《中宣部是甚麼》，這首詩在互聯網上廣泛流傳。國安就把她兒子找去，把這張打印出來的稿子摔在她兒子的臉上：「我們國保的一言一行，由中國政府買單，你母親的一言一行，由你買單，我們所有該跟你說的都說了，到時不要怪我們耍流氓。」
當孫寶強打電話給兒子跟他解釋時，嚇得戰戰兢兢的兒子在氣憤中把電話掛了……
有一次兒子含著眼淚對她說：「媽媽，你也有恐懼的時候，那時你恐懼還有我和爸爸做你的靠山。現在我在國內，我沒有一個靠山。我每天都活在被他們排擠的恥辱中，生活在巨大的恐懼中。」
共產黨的黑手伸到自由社會
最終，孫寶強還是決定在香港出版了《上海女囚》，為此，她兒子和全家都付出了巨大的代價。至今她的兒子還在國安的掌控中。
去年六四，由於她是六四會議的主持人，國安讓她做線人，詳細匯報所有參加者的名單、幕後支持者、策劃者，遭到了她的拒絕後，他們把壓力給了她兒子，「如果你母親不配合我們，我們將永遠不給你自由。」
沒有辦法，孫只得把大家湊錢登在報紙上的廣告發給她的兒子。
「我沒想到到了澳洲，共產黨的手還伸得那麼長，更沒有想到生活在自由世界裡的華人還這麼麻木，這是我最最痛心的。我希望通過我的遭遇，讓更多的華人知道，他們應該有自己的脊樑骨，他們不要忘記自己民族的苦難，不要忘記自己民族所遭受的蹂躪和恥辱。」
孫寶強說，台灣作家龍應台講過，有三流的政府就有三流的人民。「一方面是共產黨邪惡的本性，另一方面是15億中國人麻木的本性。在上海22年裡，我聽到的都是『孫寶強，投降吧！孫寶強，妥協吧！』」
當國安截獲她的電子郵件，知道她要出版這本書後，他們就把她的中學同學一個一個找到。原本有著50年友誼的同學全都對她下了最後通牒：「孫寶強，如果你不停止出版書，如果你還在寫文章，如果你還在接受採訪，那我們所有的人都跟你斷絕關係。」
當他們說到這句話的時候，孫寶強的眼淚一下子流下來了，她除了受到共產黨的迫害，還受到來自自己同胞的冷見，這是最令她痛心的。
孫寶強說：「澳洲政府給了20萬中國人保護簽證，至今六四紀念，根本就看不到20萬人的蹤影。鄧小平說，我們要殺20萬人，保20年穩定，確實被這個屠夫說中了。這是民主的悲哀，也是世界文明的悲哀。」
孫寶強寄語華人同胞
在紀念六四之際，孫寶強寄語所有的澳洲同胞：「當中國共產黨製造的幽靈不能再橫行中國、肆虐老百姓的時候，共產黨的垮臺也就進入了倒計時，如果恐懼這個幽靈還在中國大地上橫行的時候，中國是沒有希望的。所以我們每個人都要克服內心的恐懼。」
「我有一句話，叫作『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我知道每一個中國人，他們不可能達則兼濟天下，但是他們可以獨善其身。你們可以上網翻牆看到很多很多的歷史真相，你們就會明白共產黨製造的幽靈是怎麼毒害了我們一代又一代，你們只有克服內心的恐懼，才能爭得中國的民主。」
（責任編輯：劉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