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4年01月26日訊】(自由亞洲電台）中國通過探月工程顯示出科技領域的進步。但一位曾在中國工作過的美國科學家認為，中國若不放棄不容忍不同意見的體制文化，就難以在科技創新方面佔優勢。
美國《紐約時報》中文網星期四刊登了美國康奈爾大學材料學工程系榮譽教授斯蒂芬‧L‧薩斯（Stephen L. Sass）標題為《不容異見的中國難以做到科技創新》的文章。
文章說，中國的無人飛船最近成功登月、在可再生能源和高速鐵路領域的迅猛發展、日益增多的專利申請數量，以及在研發上進行的重大投入，這一切讓很多人感覺中國有望超過美國，成為全球領先的強國。作者隨後指出，作為一位曾在中國教學的科學家，他不相信中國很快會在科學和工程創新上佔據優勢，成為凌駕於美國之上的科技強國。至少在中國的體制文化從壓制異見者朝著支持言論自由和鼓勵批判性思維轉變之前，中國無法在創新上佔優勢。
文章說，在過去的幾百年中，幾乎所有的科技創新——從1831年邁克爾‧法拉第（Michael Faraday）在倫敦用一個在磁場中運動的銅線圈發電，到20世紀40年代，新澤西州的貝爾實驗室（Bell Laboratories）發明晶體管——都出現在政治和思想自由程度相對較高的國家，這有文化、體制和政治上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在文化上：自由社會鼓勵人們心存懷疑，提出批判性的問題。而斯蒂芬‧薩斯2009年任教於北京一所大學時，中國學生們很少向他提問，而且說，從童年起，人們就不鼓勵他們提問。而在所有的學術活動中，懷疑精神和批判性的質疑對於去蕪存菁是必不可少的。
現在南京的數據系統工程師章浩奇認為，中國的現行教育體制確實阻礙了人們的創新思維。
「我們也是從現行教育體制中走出來的。比如我上課的時候，我腦子裡想的是靠什麼？我怎麼可能去想，這個學的知識，哪裡好，哪裡不好，哪裡有問題。就是想考什麼，怎麼考。與它相關的，我就關心。與考試無關的，你去關心，耽誤自己時間，也耽誤老師和同學的時間。」
二是體制上的原因，文章說，美國的很多創新技術都起始於少數人的好主意，雖然政府對研發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但創新往往是自下而上地產生的。作者舉例說，2006年，他帶領美國科學家和清華大學和上海交通大學的同行們討論雙方可以在納米技術領域開展的合作時，中國同行告訴他，在中國科學研究是靠一種自上而下的方式啟動的。
在談到政治原因時，作者認為，自由社會吸引外國人才，政治自由是科技創新的關鍵。而在中國，人們不僅無法接觸幾個西方新聞來源，而且對新聞存在普遍的懷疑心理。
北京大學經濟學副教授夏業良還因為公開表示反對一黨專政，被北大解聘。作者曾在北京詢問藝術家和異見者艾未未的情況，得到的回復是，探望艾未未是非常危險的，因為他住宅附近有很多警察。
中國早在五四運動時期，有識之士就把民主和科學的概念一同引進中國，稱之為「德先生」和「賽先生」。時至今日，中國的科學家是否可以在政治不民主的情況下，實現科研創新呢？現在美國紐約的美華科技文化交流協會會長謝家葉認為。
「科技的發展，作為社會的一部分發展，它是跟社會緊密相連的。不可能把科技跟社會割裂開來。從中國的整體社會來說，確實存在不能自由暢所欲言的表達自己的思想，不能對現成的所謂權威的東西進行質疑然後創新。這種狀態影響到了整個社會的發展，不僅僅是科技方面的發展。」
謝家葉指出，中國為吸引優秀的海外科研人員回國服務，曾出台很多優惠政策。但很多海歸回國後，受到中國社會體制和科研體制的制約，以及傳統文化中陋習的影響，很難在科研方面有所創新和作為。
以上是自由亞洲電台記者林坪的報道。
（責任編輯：李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