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4年12月09日訊】只要將「一國兩制」單純地明確為一個承諾，誰是誰非的判別也就客觀的多，簡單的多。因為在這裡只有承諾者與受承諾者（亦即承諾方與受承諾方）。抽掉了實際政治中的利害、成敗，不受功利的困擾，在實際政治中，人們爭的是利，求的是成，先天地以自身利害，勝負為立場，用為行為、辯論的出發點。不是同一個始點，當然所守也就不可能是同一個判准，總是越談越遠，越辯越敵對。若撇開實際，也就是不問具體的事實與內容，只從承諾方與受承諾方這兩個形式上來考察，就避開了意志、情緒的羈絆，整個事件被看成外在的，與己無關的，客觀的。更便於採用一種持平的心態。因為在形式追究裡關涉的只是何方違約，何方不講誠信。
將占中簡化為「一國兩制」這個承諾必然地引發的衝突，就必須先給出：是何方向何方的承諾？
「一國兩制」這個文書本身均已具了名—-是龐然大物的社會主義中國向彈丸之地的香港
的資本主義作出的莊嚴承諾。
所承諾的又是甚麼呢？
這一點在契約上也寫得清清楚楚：承諾在「龐然大物的社會主義制度的中國，允許回歸後
的香港繼續實行資本主義。
為甚麼會有這樣的承諾呢？
在任何需要用承諾來求共識的地方，總是占主動地位的一方向被動地位那方作的應承，擔擋、讓步、妥脅。因為被動地位的一方根本就沒有可承諾的內容，除了回歸，香港就沒有甚麼是社會主義所需要的。有一個傳了幾千年的的俗語，卻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理。
公理是不證自明的，不問國家、民族、信仰與階級，即：「水往低處流，人往高處走」。從這個公理裡能必然地推出的真理是：凡需用外在力量與技術才能把水「引入」的地方，其勢肯定高出水所在的地方。同理，凡需用「引或誘」來待人的地方肯定是在用利益來收買。因而作出承諾一方的制度就肯定比受承諾一方要糟，要差、要惡。因而那些把社會主義當作大旗的人，如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們……必走是先因自己心裏已坦然
地肯定了：社會主義太壞、太惡，壞透了、惡透了。如果沒有這樣的潛意識承認為心理前
件，又怎麼會作出「一國兩制」這樣的承諾呢？他們不是一天到晚地高唱社會主義好嗎？
社會主義要真好，還用得著喊？香港人早就偷渡回去享受社會主義的大福大貴了。別忘了共產黨正天講的是「資本主義唯利是圖」。說社會主義好就是指它有可供人來是圖的利，唯利是圖的港人還能不去圖社會主義的大福大貴？那不是怪了！還用的著你們來承諾？
所以老孫的誠信就是從鄧、江、胡、習的「一國兩制」的承諾裡，揭露出共產黨高層那所
百的霸主沒有一個不是因在自已心底發生了社會主義太惡、太毒、大殘忍的判定，而後才可能有「一國兩制的承諾」。公理是：任何變化都必有原因。社會主義允許資本主義存在於自體內，這是一種轉變，導致這一變化的原因是甚麼呢？只有共產黨權貴們心底先予承認了社會主的惡、毒、殘忍，才有承諾所必須的心理的前件。允諾港人保留有人味、人情、人理的資本主義，說白了：鄧、江、胡、習的「一國兩制」其實就是承認：我們在內地
所實施的的確是暴政，內地人倒霉就讓他們倒霉下去吧，但我們承諾不對港人實施暴政，不讓個爾們倒霉。你們給點面子，還是回歸吧！
有了這些純形式的分析，我們推出的結論就是，並且這結論也是放之四海皆淮的普遍真理：在任何承諾條約被違背的地方或場合，責任永遠都在作出承諾的那一方。因為受承諾的那一方艱本就沒有可承諾的東西，它沒有承諾，又違背的甚麼？只有肩上擔了挑子，才可能撂挑子！只有口袋裡裝了錢，才可能丟失錢。
正因黃之鋒等三人尚年輕，還爛漫著、天真著，故而他們的言與行才純、才真，才童叟無
欺，才是我們能看到的希望：我們才說「希望在青年人身上」！而不說「青年興」，因為
嬰，孩、少、青、壯、老……是不能逃避的平等的生命階段，人生中並不存在「可興「或
「能興」的年齡段。能把「希望在青年人身上」造成「青年興」這種蹩腳句的人能治了國
？老夫不信！
黃之鋒成影響時代的人物，無愧！
讓我們從「一國兩制」這個承諾裡推出它的天然包含—-誰向香港人承諾了2017年實現普
選，誰就是違「一國兩制」的禍首。就是欺世盜名者，就是惡霸！
責任編輯：方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