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4年02月08日訊】直到1971年「林彪事件」之後，我才真正從根本上考慮過往二十多年的經歷。可以說，讓我真正對歷史開始反思的，是1971年9月13日林彪摔在溫都爾汗之後。
「九一三」
我知道林彪出事算是很早的，大概是10月10號左右。那時我還在北京郊區的南口農場勞動改造。10月初，和我同在南口農場勞動改造的朱平–他是我在北京市法院時的同事，來告訴我「林彪出事了」。
朱平是我們勞改農場唯一的經常拿著半導體收音機聽的人，他不僅外語很好，還有一項技能：會調短波。所以他經常能夠聽到一些別人聽不到的消息。當時我們能夠每月進城一次，10月1號他回城裡，更是可以肆無忌憚地聽了。
我從1954年就開始「偷聽」敵台了。那年搞內部肅反把我軟禁起來，這時我得到320元稿費，我們領導找到我說「你不要拿這筆錢」。我說這不是我願不願拿的事，現在的問題是人家給不給。
但是人家出版社根本不理法院，還是把320元稿費給我了。我去買了一台南京電子管廠的熊貓牌五燈收音機，能夠聽短波的。我就開始聽敵台了。
儘管自肅反以來，我此生遭受的一連串的厄運就開始了，但我一直沒有想過是哪裏出了問題，一直把毛澤東當做神一樣對待，直到林彪在沙漠中折戟了，一個寫入黨章的人「溫都爾汗」了，肯定是他們兩個人之間有分歧，而且分歧公開化了，這使我產生了思考：他的接班人，一個劉少奇，一個林彪，怎麼都公開分歧了？
「鎮反」
我對1951年鎮反的做法，當時就是不贊成。因為這樣做不是依法辦事，處決一個人起碼得經過法律的審判，得給人有個說法。鎮反的時候也不經審判了，一張佈告幾十個人命就沒了；沒有佈告也可以殺人。儘管我對這種做法不贊成，但鎮反是當時的大趨勢，畢竟是個運動、是個政治運動，我也就認為應該把政治放在第一位、一切都應該服從政治需求。1979年平反後「歸隊」時我不願回法院，也與這個有關。
我親眼見過的一次在土城執行槍決，槍決了70人。我眼見那被殺的、殺人的，都在發抖。開槍的都是新兵，他們的手都在抖。有的犯人都不止挨了一槍–士兵也害怕，打不準啊！那個場面是非常震撼人心的，招架不住，心裏很久都過不來。
從1951年鎮反開始，到1952年「三反五反」，再到後來的歷次運動，法院都很難嚴格地依法辦事，都是服從政治。給我印象最深、刺激也最大的，是1957年反右之前，人大代表對法院鎮反的做法很懷疑，於是有人大代表到法院來視察工作。法院對在此前沒下過判決書的死刑，臨時寫了判決書，一看就是假的，怎麼辦？就有人出主意用醋泡。後來，法院的同事陳建國貼出了大字報：「法院醋泡判決，良心哪裏去了？」這件事對我刺激很大。
「打老虎」
鎮反以後，印象較深的就是「三反」。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我前幾年為了回憶這段歷史，查了一些資料，毛澤東每天都有指示，他是親自指揮。他一定要在全國打出大老虎，包括部隊裡也要打出大老虎。
北京市的法院開始沒有動，一個重要標誌是：我們機關沒有成立打虎隊。後來每個單位必須有老虎，哪個單位沒有老虎，單位必有問題。這個時候法院也成立打虎隊了。
當時法院領導還很信任我，讓我做打虎隊隊長。可是我甚麼材料都沒有，甚麼根據都沒有，我怎麼打呢？
當時的院長王斐然、副院長賀生高他們兩位都對我很信任，他們讓我做打虎隊隊長，我也不好拒絕。當時我的工作最忙，敵偽產的案子積壓了一萬件，工作忙又要打虎，怎麼辦？那就只能晚上打。
打虎打誰呢？既然反貪污就找財會部門吧。財會部門找誰呢？想來想去，就去找在舊社會法院工作過的財會人員。我們查了他的賬，人家確實沒問題，我們拿不下來他。於是就想方設法內外夾擊，找他的夫人、深更半夜到他家裏去鬧。搞了很長時間，這個「虎」還是打不下來，人家確實沒有貪污。
我們住的那個院子是法院宿舍，後來有人告訴我，聽到他夫人在院子裡跟人說：「張思之沒有良心，他結婚的被子都是我給他縫的，被子四個角上那花生、栗子都是我從山上給他找來的。他這樣欺負我們、欺負老頭子，壞了良心了。」
這場運動中，我也想到過，這樣做對不住人家。但那是大運動，不是他家就是別人家，反正得找出大老虎來。
揭發
我們的院長王斐然，是1948年和我一道從解放區進北京城的老領導，他人是不錯的。1951年鎮反之後，北京市委以副書記劉仁為主的一些領導，認為應該充實法院隊伍，於是從北京市公安局調來了他們信任的賀生高來做副院長。
賀生高是位老陝北人，是一位非常正派的人，他是劉志丹那時的人，他到最後走的時候，身上還帶著幾顆子彈。
正副院長後來對立起來了，兩派之間弄出很多矛盾。
有一次我聽到王斐然在下班後給一個女子打電話，而此前又聽說過他進城後與原配離異態度很堅決。我年輕時就是這個觀念：共產黨員就是聖潔的，一點灰塵都沒有，共產黨的高級幹部怎麼能這樣？再加上王斐然也包庇過道德和工作作風都不良的同事，這種情況下，我就成了「賀派」了。
到了「反高饒」的時候，空氣已經變得很不一般，七屆四中全會決議一出來，所有縣團級以上幹部學習四中全會文件，加強黨的團結。我開了幾天會都是一語不發，我知道我要是講話，人家肯定不愛聽。到最後會議要閉幕了，常真發難說：「思之同志不發言不太合適吧。」那就講吧，我一講就摟不住火。
我講王斐然曾經袒護某人不良作風和工作問題，還有對他官僚主義的不滿，並且在那種場合批王斐然平時男女私情，氣得他當場回了一句：「無非是『房中術』嘛。」現在想來，我這樣的批判屬於低級趣味了，確實不應該。那個拉我起來講話的人很凶惡，他說：「思之同志講話很重要，應該讓市委派人來聽。這個人經歷過延安整風，他有經驗，他知道怎麼煽風點火。」
我當時的想法只是，這樣神聖的黨，怎麼能容忍你這樣的行為，你既然是領導，你就要用非常聖潔、純潔的姿態來領導工作。所以我不能容忍他的缺點。
肅反
很快，1954年的內部肅反，降臨到我頭上。
1955年「肅反」大規模開始後，法院常委在黨內號召全部共產黨員中縣團級以上停止工作，來對付我一個人，也就是說法院骨幹分子都站到了我的對立面。
他們在整我時，用的手段比我們打老虎時惡劣得多了，有人給我寫了一封「特務來信」，故意造成我與特務有聯繫的假象。我認為這是法院內部的人寫了來陷害我，因此堅持讓他們調查是誰寫的，這很好查，但他們就是不審查這封信是誰寫的。不但不審查，到了1957年我被劃成「右派」以後，他們又拿著信來找我，說：「這是不是你寫的？是你寫的，你承認就沒事了。」我怎麼可能給自己寫特務來信？他們這種手段真是又荒唐又很拙劣。
我也不是那麼好整的，雖然幾十個人為了王賀之爭來鬥我，但我從來沒把他們放在眼裡過。有一個具體的情節是：王斐然看到怎麼整我也拿不下來，他就來找我了。他說：「問題講清楚也就告一段落了。老這樣子殭著也不是辦法呀。」我說：「那我可以如實地講，我該講不該講的都講了，我已經講清楚了。」他提示我說：「那你可以講上樑不正下樑歪嘛。」這很明顯是想讓我把賀生高咬出來。我對他說：「那你要早做這麼個自我批評，我不早就沒意見了嗎？」
更早的時候，有人批鬥我，是因為我參加過遠征軍，他們就批我參加過「偽軍」。我從來都敢公開講，我對美國是有感情的，二戰期間美國這個國家對中國提供了多大的援助，二次世界大戰如果沒有美國參戰，德意日不是沒有得逞可能的。但是抗美援朝時，我真是認為美帝國主義是野心狼。我剛加入遠征軍時就接觸到羅斯福的「四大自由」了，並深受其影響，但在抗美援朝時，我認為是美國政府背叛了羅斯福。
羅斯福的四大自由中，有一條是免於恐懼的自由，我就一直沒有恐懼，因為我一直置個人的生死、榮辱溫飽無所謂，我太無所謂了。早一天走晚一天走，都是走；吃好一點吃差一點，只要是溫飽問題能夠解決，都不是問題，所以他們怎麼整我，怎麼給我不舒服，我都太無所謂了。知道他們是故意整人，但我並沒有懷疑過他們整人的目的是甚麼。
這個時候，我對運動發展事態已經明白了，但是即使是1954年內部肅反肅到了我自己身上，我也沒覺得是政策有問題，我以為是下面的人在執行中出了問題。
對斯大林的崇拜也這樣。1953年內部肅反還沒有開始，我是刑事庭的庭長助理，同時是敵逆產清管理組組長。有一件事我未曾公開講過：1953年斯大林逝世時，我覺得我受到了沉重打擊。我甚至覺得自己比毛比周都沉痛得多。人類的前途沒了，不得了，這怎麼辦呢？我命令我領導的一個小組停止了工作，開追悼會，40多人一律站著。正在這時，出身北師大、我們一起工作的苟正華闖了進來。
苟正華一進來就說：「老張有個案子要向你匯報。」我「啪」就甩他一個耳光，「你也不看甚麼場合，匯報甚麼」。我在那種極度惡劣心情下，竟然抽了他一個耳光。後來我一直向苟正華道歉，他對我很寬大，我們倆關係一直很好。我在當年對斯大林的熱愛到甚麼程度了？我覺得這個事情對我太重大了、覺得天都要塌下來了，斯大林死了！
斯大林去世時，我有的只是這樣一個想法，人類的前途，怎麼辦啊？
「放衛星」
「大躍進」我們參與了，我們還在南口北京市委的農場參加了放衛星宣誓大會。
南口農場放衛星的方法是，把已經快要成熟的30畝稻子拔出來放在一畝地裡，當時所謂的密植，絕對是密不透氣。莊稼不透風不行啊，後來經高人指點，在這塊地的四個角安裝了四個鼓風機來吹，北京市委副書記劉仁來視察過，因為這是新生事物。
我們也不是無知的人，30畝稻子眼看就要有收成了，你拔出來合成一畝？這不是糊弄人嗎？但是當時我心裏還有個疑問：《人民日報》上面小孩子坐在稻子上。《人民日報》能造假嗎？《人民日報》總不會騙人吧！這到底怎麼回事呢？我們想不通，也不信一畝地能產幾十萬斤。
南口農場當時有四個分場，總場召集四個分場開誓師大會「放衛星」，放衛星的方法很簡單，一分場上去發誓，比如他們宣誓要產2000斤，二分場宣誓就要產4000斤，三分場宣誓就要產8000斤，到了四分場就是1.6萬斤。當天就能長幾十萬斤。這很明顯是在瞎吹，跟我在一起的周奎正，他說這一畝稻子長這麼多，這裝在麻袋裡摞起來，得摞多高了呀？就為這句質疑的話，當時就按反革命來批鬥他。
我們這時候就很明白這放衛星是怎麼騙人的了。但我認為路線不會有問題，毛澤東號召「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我們從心裏覺得他說得多好啊！那些出問題的，一定是下面執行者不好。
「不馴服」
1979年8月份高考評卷，我們被封閉在北師大看卷子。那時是保密式手工作業，很辛苦，效率也不高。卷子還沒看完，學校黨委就來人找我，說市委通知你明天早晨9點到市委報到。我問甚麼事？他說我們也不知道，這是保密的，但是你必須來。
這次會議上，市委書記李立功宣佈，市委決定要審判「五大領袖」。市委研究了分工。第一個是老佛爺聶元梓，第二個是蒯大富，好像第三個是韓愛晶，念到韓愛晶時，宣佈審判員張思之。念完宣佈散會，明天開始工作。
這時我只好找到法院帶隊的，我說對不起啊，這個任務我接受不了。當時我講得比較溫和，我20多年沒辦過案件，我怎麼會審案子呢？他們就說：「我們是反覆研究的，我們研究了材料，因為五個人中，韓愛晶最難對付。我們覺得你能對付。」我說：「對不起，我很難辦。」當時我很強硬，我說誰決定的，我也不會去。
1979年「平反」後給我的前景是，你必須貫徹執行黨的政策，黨的政策就是：原來你是哪兒來的，就回到哪兒去。當時我剛恢復黨籍，他們就說：「作為黨員你得遵守政策吧？」我問：「哪條政策啊？」他們說：「歸隊呀。法院你實在不願意回，那你得回律協。」我說我寧肯回律協。我說我是從律協出去的，我就回到律協來。
當時普遍的想法是律師比法官低一等。法官都是政治上過硬的人，有問題的人才去做律師。或者歷史上有問題的人、政治上靠不住的人才做律師。很多人對我的決定很難理解。
我做出回律協的決定，是認真思考過的：經過這麼多年反反覆覆所謂的鬥爭，人總要有所思考。
從這次開始，我也不那麼馴服了。
本文為張思之先生口述，本刊主筆楊東曉整理。摘自《我們的歷史》2014年1月11日博客中的《歷史嘉年華2013年度特刊：由我而史——誰來書寫小草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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