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4年06月04日訊】（美國之音記者裴新報導）前美國之音駐北京記者裴新在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被中國政府驅逐出境。在「六四」25週年之際，目前派駐倫敦、最近在烏克蘭基輔做過採訪的裴新撰文回憶了這場對中國產生深遠影響的學生運動。
北京距離基輔大約7000公里，但我選擇了一條更迂迴的路。這段旅程花了我25年時間。
今年5月的一天，我透過酒店房間的窗戶望向基輔獨立廣場。廣場上只剩下帳篷和倉促搭建的紀念碑，告訴人們，幾個月前，廣場上的人們為了民主走上街頭，直面安全部隊的暴力。
這番情景把我帶到另外一段時間，另外一個國度，另外一座廣場。
1989年，我在美國之音駐北京記者站的工作進入了第二年。那時，天安門廣場對於多數人而言，主要是一個旅遊景點。
25年前的中國令人興奮。當時，經濟改革正闊步前行，政治改革則猶如嬰兒學步。在北京，以及之前我常駐的香港，我看到的是一個正在努力擺脫毛式烏托邦試驗和文革陰影的中國。
在政治層面，1987年的一場鎮壓似乎摧毀了中國學生試圖策劃的任何政治活動。政府將這些活動統稱為「資產階級自由化」，並因此解除了胡耀邦的中共總書記職務。
此後， 學生的訴求似乎停留在更小的層面，比如改善校園的伙食和居住條件。那時候，多數大學生希望早日完成學業，然後投身洶湧推進的經濟浪潮。1949年中共建政後，中國人第一次被鼓勵到外面的世界去闖蕩，去致富。
在這個大背景下，從1989年4月中旬開始的學潮讓很多中國觀察家、讓中國政府、甚至讓學生自己始料未及。
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北京的大學生自發聚集在天安門廣場舉行小型的悼念和抗議活動，並要求當局重新評價胡耀邦。 學生們認為，胡是中國改革的倡導者，他的下台和去世意味著改革受到了威脅。
小型的運動迅速蔓延， 與之相關的政治訴求也隨之擴大。學生們要求推進經濟改革，根除腐敗，增加中共和政府的透明度。當然，他們也沒有放棄改善校園條件等基本訴求。
然而，在人們談論這場學生主導的民主運動時，常常忽略的一點是，參與者包含了來自全國各地和各行各業的人。 從5月開始，抗議活動從北京擴散到包括各省省會在內的很多大城市。參與者也從學生擴展到工人、專業人士、甚至政府僱員。
我清晰地記得，當我乘車駛向天安門廣場時，在一條小街被遊行隊伍擋住了去路。 車裡的年輕同事海蒂（Heidi Chay）也是美國人，但可以講一口流利的中文。海蒂突然興奮起來。
「停車！」 她說：「快看那些橫幅！」
她指著遊行者手中高舉的橫幅。從上面的文字可以看出，這些人有的來自工廠，還有的來自政府機關、醫院和其他「單位」。大多數的遊行者是人到中年，略微發福的工廠職工，還有戴著眼鏡的知識份子，也有些人身穿實驗室制服和醫院的白大褂。
人群剛一離開，海蒂就跳下汽車，逕直向天安門方向走去。 我告訴司機趕快掉頭開回記者站。一篇全新的報導已經開始醞釀。
抗議的規模持續擴大。根據中國境外的媒體估算，連續兩天，天安門廣場上的人數超過了百萬。人們紛紛湧向那裏，聲援正在通過絕食來推進政治訴求的大學生。
美國之音的中文廣播在廣場上格外受歡迎。學生把短波收音機高高舉起，以便遊行的人群聽到最新消息。還有的學生把美國之音的廣播抄錄成文字，張貼在各地的電線桿上。人們還向我打聽幾位赫赫有名的美國之音中文部主持人。由於擔心可能發生的鎮壓會威脅正在現場報導的中文部記者於音（Betty Tsu）的安全，美國之音決定將她從前方撤回。
佔領天安門廣場讓中共領導人十分尷尬，但他們卻不能在5月中旬採取任何大的動作。
中共高層決定，在前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結束為推進中蘇關係正常化的歷史性訪問前，暫時按兵不動。
作為記者團的成員，我在人民大會堂見證了戈爾巴喬夫和鄧小平的握手。戈爾巴喬夫的夫人賴莎首先抵達，有人問她是否看到了天安門廣場上各式各樣的帳篷。賴莎 說她並沒有看到太多，因為當天的大部份時間，她都在北京市中心的地下通道穿行。此前，坊間盛傳北京有一個龐大的秘密地下通道網。
戈爾巴喬夫離開北京後，中國領導人隨即宣佈戒嚴，禁止一切抗議、集會以及和新聞報導有關的大多數活動。胡耀邦的繼任者趙紫陽也被革職，其政治生涯宣告結束。5月19日，趙紫陽在天安門廣場動情地勸說學生撤離，但學生們拒絕了。
接下來的兩個星期，氣氛異常緊張。 戒嚴部隊收到接管廣場的命令，但卻被成千上萬的北京市民擋住了道路。6月2日，沒有攜帶武器的軍人多次試圖佔領廣場，但都被學生們頂了回去。 6月3日晚，戒嚴部隊帶著武器回來了，並被告知，在必要情況下可以開槍。
到了6月4日凌晨，軍人在天安門廣場和周邊街道進行了清場。學生搭建的臨時帳篷被付之一炬。
沒有人知道那天晚上到底死了多少人。國際間對死亡人數的估計是上百，甚至上千。
軍隊接管了市中心，並在街道上部署了士兵和裝甲車。我的公寓距離天安門六公里。透過窗戶，我可以看到坦克編隊停在一個主要路口的立交橋上。
我去過天安門很多次。甚至在6月1日的晚上，我還和一位來自美國報業的同事前往那裏。但我們覺得， 這時候兩個外國記者出現在人群中並非明智之舉，因為襲擊隨時可能發生。我們躲到一邊，後來回到住所。
這也是為甚麼兩天過後，當軍隊開進廣場時，我不在現場的原因。 我採訪了很多情緒激動的倖存者，包括一位美國教授。當軍隊向廣場進發時，他藏在一座立交橋下逃過一劫。他看到子彈從身邊飛過。
接下來的幾天，氣氛同樣緊張。有關中共內部各派角力以及部份軍人拒絕執行鎮壓命令的傳聞充斥坊間。 佔領廣場的軍人撤離期間，軍車在經過外交官和外國記者居住的小區時，一些士兵曾向這些外交公寓開槍。萬幸的是，大多數的外國家庭已經離開，所以沒有人受傷。
與此同時，中國政府開始了一場宣傳攻勢。當局試圖讓民眾相信，是學生造成了動亂和暴動，整個事件只有少數人死亡，而且天安門廣場上無一死亡。
6月1日那天和我一起前往廣場的同事在6月3日晚間返回了廣場。幾星期後，她告訴我，她把當天的膠片送到香港沖洗。在收到照片後，她有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因為中國的宣傳機器甚至讓她自己一度懷疑，6月3日晚間在廣場上目睹的一切是否真實。
在天安門屠殺後日子裡，美國之音駐北京記者站接到了一連串的奇怪電話。其中一個電話是我和翻譯正在收看晚間新聞時候打過來的。聽筒裡面傳出來的是一段批評美國之音的新聞音頻。這段音頻結束後，一個人用英語說，「你聽到了吧！你聽到了吧！」隨後，電話掛斷了。
還有其它的電話打進來。 這些聽起來是事先準備好的。打電話的人會問，「這裡是美國之音嗎？」在我回答後，就會聽到一連串的污言穢語，然後電話就掛掉。
到了6月14日，就在局勢漸漸平息的時候，記者站的電話又一次響起。
電話裡的聲音告訴我，北京市政府官員「召見面談」，要我前往他們在天安門廣場附近的辦公室。當時，北京市政府是執行戒嚴令的主要機構。包括外交部在內的很多國家部委的功能仍然處於停滯狀態。通常，涉及外國駐華記者的事務由外交部處理。
我按照約定的時間來到北京市政府，並被帶進一間狹窄的接待室。房間裡已經擺好了照明設備和攝像機。我被告知坐在沙發上，一位面孔陌生的中國官員坐在茶几後的椅子上。看到他們已經架好攝像機，我也把自己的錄音機取出來放在茶几上，這位官員隨後開始講話。
他首先宣讀了一份聲明，指責美國之音歪曲事實，違反戒嚴令有關新聞報導的限制。他指控我「非法採集新聞」和「煽動反革命暴亂」。最後，他命令我在72小時內離開中國。
我發表了自己的反駁聲明，否認了他的指控。我告訴這位官員，作為一名記者，我本人和整個美國之音在這場民主運動和鎮壓過程中竭盡全力作出了最準確和最平衡的報導。我們隨後結束了會面。
在我起身準備離開的時候，這位官員要求我交出剛剛錄音的磁帶。經過一番交涉，我最後坐下來，把錄音內容抄寫在一張紙上，隨後把磁帶交給了他。
這位官員命令我在當天把護照送到當地一家派出所。在那裏，一名警官吊銷了我的居住簽證，並給了我一個時效72小時的簽證。如果沒記錯的話，他還收取了大約折合3美元的手續費。
這次被驅逐的經歷讓我短短地出了一把風頭。當晚，很多朋友擠在我的辦公室，開了一場臨時新聞發佈會。隨後，世界各國媒體的採訪電話蜂擁而至。
美聯社當時的駐京記者潘文（John Pomfret）在同一天被告知離境後，來到我的辦公室和我合影。潘文現在供職於《華盛頓郵報》。
看起來，我被驅逐的原因是美國之音把真實發生的故事直接講給了中國的千家萬戶。潘文被選為驅逐對象的原因可能是因為中國官員常常把美聯社這個名字和美國聯繫在一起；另外，潘文的中文很棒，並且和很多學生關係密切。
三天後，我們搭乘班機飛往香港的時候，很多同事前來報導我們離境的消息。中國政府派出的一個攝像組則在候機大廳樓上的通道拍下了這一幕。
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北京，我有幸見證了歷史。誠然，一個人的經歷實在是微不足道。但這段經歷讓我重拾對中國民眾精神的信心。這些普通人為了爭取自己的權利甘願冒險，即使面對國家機器的壓制、包括最後的武力鎮壓也無所畏懼。
此後的這些年裡，我有機會在世界其他城市的廣場上報導過民主運動。開羅的解放廣場、的黎波里的烈士廣場，等等，還有今年我有機會親臨的基輔獨立廣場……抗議者走過的道路，何其相似！
對我而言，聆聽他們講述對自由與民主的渴望，見證他們在追求渴望時孤注一擲的執著，總是一種令人感動的經歷。
寫到這裡，我不由得想起25年前臨別北京的一幕。當時，我正在收拾桌上的文件，電話突然響了。
「請問是美國之音嗎？」
「是的。您是…」我有點警惕。
對方沉默了片刻，慢慢說到：「不要灰心。」
我愣了一下：「您說甚麼？」
「不要灰心。」
我屏住了呼吸，不知如何應對。最後，我只說了一句：「你也不要灰心。」
「好，好的。」對方掛斷了電話。
和1989年相比，2014年的中國是一個現代和充滿活力的國家。過去的25年裡，中國躍居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千百萬受過良好教育的公民渴望把國家建設 得更好。眼下，政治改革議題似乎再度銷聲匿跡了。但我毫不懷疑，有朝一日，中國人會像25年前那樣，朝著更多的權利和更大的自由，再度勇敢地邁開大步。
（責任編輯：張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