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生源於計劃經濟 中共以政策之名殘害國人

「三十五年血與淚 中共計生政策下的禍患」系列報導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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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5年10月31日訊】(大紀元記者華德綜合報導)剛剛結束的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公告顯示,將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的政策。飽受爭議並遭到國際譴責的獨生子女政策,在35年後走向終結。

中國人自古以來就有說法「人丁興旺,五穀豐登」,在傳統文化中,上至天子,下到黎民百姓,都懂得敬天敬神,順應自然。幾千年來,中華民族世世代代都享受著兒孫滿堂的天倫之樂,從未因所謂的「人口過盛」而遭受過苦難。然而,當中共在1949年建政後,中華民族苦難不斷,其中幾乎涉及到每個中國人的苦難就是始於1981年的強制性「一胎化」政策,而這一充滿血腥暴力、野蠻的東西被中共推行為「基本國策」。這一長期的所謂「基本國策」給中國幾乎所有的家庭帶來了不同程度的災難,徹底破壞了中國的人文環境,給整個社會帶來了全方位的很難逆轉的惡果。

目前,中國正面臨諸多的人口問題,如,人口快速老齡化、「四二一綜合症」、男女比例嚴重失衡、獨生子女教育等。隨著中共極端暴力的統治和無神論的洗腦,在「計劃生育」政策之下,遺棄女嬰、拐賣兒童、婦女和騙婚搶婚、隨意墮胎漠視生命等亂象也隨處可見。

「計劃生育」政策下帶來的諸多隱患仍在持續,其所造成的傷害也許需要中國幾代人的承受才能慢慢得以改善。

一、「計劃經濟」理論搞出「計劃生育」政策

「計劃生育」(英語:family planning),又稱家庭計劃,即對生育子女的數量和時間做出計劃。在世界其他國家也有提倡控制人口的家庭計劃,在民眾自願的前提下,通過政府補助和相關部門的指導和服務,對生育做出規劃。

但中共的所謂「計劃生育」則與之完全不同,它被提升為一種「國策」,成了憲法規定的公民義務,採用各種強制手段逼迫公民晚生晚育,並直接終止「計劃外」的胎兒的生命。在全世界,只有中國大陸採取的是強制的「計劃生育」政策。

在中共的理論中認為甚麼事情都是應該計劃的,就包括人的娶妻生子,都應該進行干預。

對於這一點,大紀元《解體黨文化》系列社論指出:「無論是中國傳統皇朝社會,還是納粹這樣的極權主義國家,政府都不干涉主流民眾的私生活,特別是有關生育這樣的問題。共產黨則不然。

「1956年,中共八大政治報告提出了節制生育的主張,這是共產黨無所不管的『計劃經濟』體制的直接延伸,即甚麼都想納入計劃。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說:『對於工廠的生產,生產布匹,生產桌椅板凳,生產鋼鐵,他都有計劃,對於生產人類自己就是沒有計劃,就是無政府主義。人類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計劃地增長,有時候使他能夠增加一點,有時候停頓一下。』」

今年10月30日,大陸獨立作家郭建龍發表的文章《一胎化的推手與功臣》中寫道:「人們很少注意到,『計劃生育』政策其實是中國乃至世界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計劃經濟』試驗。當中國逐步廢除大部分『計劃經濟』政策的時候,『計劃生育』不僅保留了下來,還成為了影響每個人的國策。」

郭建龍文中說:「現在人們只知道,是馬寅初提出了中國最早的『計劃生育』思想,卻很少理解馬寅初之所以提出這種思想的理論依據。實際上,馬寅初是個不折不扣的計劃經濟學家,他的生育理論是與經濟學相關的。」

公開資料顯示,1953年,中國大陸進行了歷史上第一次人口普查,結果表明,截止到1953年6月30日中國人口總計 601,938,035人,估計每年要增加1,200萬人到1,300萬人,增殖率為20‰。這次人口普查引起了時任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的懷疑,他認為此次抽樣方式不能真實地反映人口的真實增長情況。

於是,馬寅初花了3年時間進行調查,發現中國人口實際增長率是每年22‰,有些地方為30‰。他認為,如此高的增長率,很可能導致50年後中國的糧荒。

1957年2月,在中共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馬寅初再一次就「控制人口」問題發表了自己的主張,他表示:「社會主義是『計劃經濟』,如果不把人口列入計劃之內,不能控制人口,不能實行『計劃生育』,那就不成其為『計劃經濟』。」

6月,在第一屆中共全國人大第四次會議上,馬寅初提出了他的《新人口理論》。

翻開馬寅初的《新人口理論》,通篇都是「計劃經濟」思維,其核心是,只有減少人這個消費要素,才能增加物資積累,把這些物資用到「社會主義建設」之中。

對此,郭建龍在其文章分析說:「在1949年之後『計劃經濟』發達的年份裡,人並不被看做人,而只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中的一種要素而已,他提供生產力,同時要消費產品。」

由於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實施「計劃經濟」造成的極大蕭條,社會無法生產出足夠的產品。但在當時,經濟學家只能在「計劃經濟」的框架內,為這個注定無解的問題尋找答案。

「在反思這個問題時,馬寅初等人認為,既然短期內無法生產更多的產品,也無法把更多的人組織到生產中,那麼,只有減少人口這一條路可以走。這就是『計劃生育』的理論基礎。」郭建龍說。

馬寅初的《新人口論》成為中共邪惡計生政策的理論基礎。(網絡圖片)

「計劃生育」政策的推手

中共的一大特點就是翻手為雲,覆手為雨。1957年大躍進「糧食衛星」飛上天後,中共高層改變了看法,「人多是好事」成為主流思想。「人多力量大」「人不但有一張嘴,還有一雙手,可以創造世界。」中共開始鼓勵中國女性生得越多越光榮,並嘉予有10個以上子女的女性「光榮媽媽」的稱號。而馬寅初在當年發表《新人口論》後沒多久,又被當作「資產階級謬論」和「右派的猖狂進攻」,遭到大批判。

中共的人口政策導致了六、七十年代中國人口的急劇增長。由於「文革」前和「文革」中的經濟政策失敗,大量勞動力無法找到工作,中共一方面組織青年人「上山下鄉」,另一方面又開始提出控制人口。

1968年,中共再次提出要計劃人口,並成立「計劃生育領導小組」,開始有步驟地實施計生政策,宣傳少生、稀生、晚生,向育齡夫婦免費發放避孕藥具等。然而,由於缺乏具體的資料,「計劃生育」工作只能停留在宣傳鼓勵階段,缺乏執行目標。

1980年,後來被稱為「計劃生育之父」的田雪原對中國的未來人口進行了計算並提出了一個粗糙的模型,對中國未來的人口數量進行估計。郭建龍在其文章中說,根據田雪原的計算,為了在2000年控制人口在12億,那麼每對夫婦只能生育1.7個孩子。於是,1.7個孩子就成了政策制定者的夢靨。1.7意味著有的人可以生育兩個,有的人只能生育一個,到底誰能生兩個,誰只能生一個?

郭在文中說,在中共「寧左勿右」的極端思想下,1979年3月,山東省煙台地區榮成縣136對夫婦向全公社、全縣育齡夫婦發出倡議書《為革命只生一個孩子》。在計劃生育典型的帶動下,各個省份都意識到了其中蘊含的政治意味,紛紛推出了寧左勿右的政策。上海、北京、天津、江蘇、吉林、山西等紛紛要求只生一個孩子。

在強大宣傳輿論的渲染下,1981年,中共強制性「一胎化」的計生政策終於出台,並被廣泛暴力實施。

中共將強制性「一胎化」寫入憲法,定為基本國策,逼迫每個公民承擔義務和責任。(網絡圖片)

中共的決策是黨文化的產物

中共的所謂「計劃生育」與國外民眾自願的政策不同,充滿血腥與暴力。

正如自然界存在規律一樣,人口的數量自身也存在調控的機制,對於一個正常的政府來說,調節人口的方式有很多。人口學和聯合國統計資料都已經表明社會保障制度完善、民眾受教育程度高的地區,生育率會自然下降。

以1986年大陸的統計資料看,只要婦女受過初中教育,生育率(指理想狀態下婦女育齡期生育的子女總數)即會降低至2.13,從而達到人口的平衡,受高中和大學教育的婦女,生育率會進一步下降至1.82和1.11,而這個數據隨著時代的發展應該會進一步降低。

現為哈佛大學法學院訪問學者、中國知名維權律師滕彪在今年接受《縱覽中國》雜誌採訪時表示:「不論是從人權的角度、生育權的角度,計劃生育從很多方面看都是錯誤的,從根本上就是錯誤的。」

或許有人會提出疑問,如果不強制控制,中國人口膨脹該怎麼辦?《解體黨文化》中闡述說:「這只是這個問題的表象,而中共決策的黨文化因素才是問題的實質。共產黨頭腦一熱,想要人多,就鼓勵多生;人多得養不活了,腦門一拍,就不惜一切手段,殺得中華大地上胎魂不散。多生和少生,看起來是兩個極端,但恰恰都是中共甚麼都敢幹、想怎麼幹就怎麼幹的流氓霸道習性的表現。現在的人口比三十年前多了好幾個億,但是這些年中共在經濟領域放鬆一點,少管一點,人們不是吃得更飽,住得更寬了嗎?可見,問題的關鍵不是人口,而是中共本身。」

事實證明,中共當年提出的「計劃經濟」是行不通的,早在70年代末就已被拋棄。在「計劃經濟」崩潰之後中共又搞起了「改革開放」。從理論上來說,「計劃生育」所帶來的弊端遠遠大於減少的人口數量,但這一政策卻在中共這個極權體制下被延續下來了。

恐怖的「計生」標語充滿整個中國,令人心驚肉跳。(網絡圖片)

披著無神論外衣的血腥屠殺

另一方面,共產黨信奉無神論,不畏神明、天不怕地不怕、甚麼都敢幹,其邪惡的基因注定了它發起的運動或政策都建立在血腥之上。

自「計劃生育」政策在中國開始實施以後,凡違背這一「國策」者都會受到經濟處罰和(或)強行結紮等殘害,甚至遭到更為血淋淋的屠殺。幾十年來,到底有多少生靈被這所謂的「國策」所夭斬,有多少婦女和家庭遭殃?恐怕難以統計。

而在人口少就能「提高國民素質」和「提高生活水平」的彌天大謊下,相當多的中國人默認甚至贊同這一所謂的「計生政策」,誤以為經濟的發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與「計生」有直接關係,自覺不自覺地成了「主動的」受害者。

自古以來,中國農民靠天吃飯,勞力多家庭就富裕興旺,而且家族香火的延續靠的是男丁。然而一刀切的「一胎化」,在中國,特別是農村地區執行的相當徹底,靠的不是老百姓的所謂「覺悟」,而是高壓暴力。

就是今天,走在中國各地的農村,還可見到各種殺氣騰騰的「計生」標語,如:「一人超生,全村結紮!」「一胎生,二胎扎,三胎四胎刮!刮!刮!」「一胎環,二胎扎,三胎四胎殺殺殺!」「寧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個。」「寧添十座墳,不添一個人!」「寧要家破,不讓國亡。」「打出來,墮出來,流出來,就是不能生下來!」「上吊給根繩,喝藥給一瓶」⋯⋯

23歲馮建梅,懷孕7個多月因一時交不上四萬元的計生罰款,被強行拉到醫院引產。打催產針30多個小時後,生下一個死嬰。(網絡圖片)

而這些標語絕非表面口號,而是實實在在的事實。

1987年,北京某高校教授宋先生回江西農村探望族親,村幹部設宴款待,席間提到該村是「計劃生育」模範村,每家都只有一個孩子。宋先生不明白村民為何如此聽話,村書記自豪地說:「不管誰家生了孩子,當天一卡車民兵拿著槍,帶著醫生就到她家,把她家一圍,進屋就做結紮。誰敢不聽?!」

曾在紐約從事移民服務的張先生告訴記者,幾年前他接待了一個來自山東的中年男子。他的經歷讓張先生唏噓。上世紀90年代初,這位男子的妻子懷了雙胞胎,夫婦倆欣喜不已。然而孩子出生後,醫生卻說其中一個孩子是個死胎。但她的妻子當時明明聽到了兩個孩子的啼哭聲。他多次找醫院要真相,得到的答覆都是那個孩子生下來就死了。他們怎麼都不相信,還是不停地問。一個當班護士看他們太可憐,就偷偷告訴他,為了保證一胎化,上面有要求,凡是生下雙胞胎的,要處理掉一個。他的那個孩子在出生後即被放在水盆裡憋死了,但不會有人承認這些。許多人相信,像這位男子的遭遇絕非個案。

2001年3月,陝西省漢中高齡孕婦張漢雲即將臨產,但因為其修煉法輪功,當地「610」辦公室將其綁架到洗腦班。因發現她即將生產,就把張漢雲拉到30公里外的職工醫院。但腹內胎兒過大,導致難產。結果,胎兒被慘無人道地肢解後分塊取出。

2011年11月1日,湖南省婁底漣源市安平鎮的孕婦龔起鳳,已經懷孕7個月,和丈夫吳勇元租住在漣源市工農路一個出租房內。下午3時許吳勇元在家中洗澡時,安平鎮計生辦多人闖入他家,將其妻子綁架至醫院,採用殘忍的暴力手段對其施行引產。

龔起鳳的丈夫吳勇元哽咽著向大紀元記者訴說道:「後來醫生就把這個小孩子用塑料袋裝起來,放在門外邊。裝在塑料袋內的小孩還在動,還有小小的呼吸,只是那個哭聲不大,只有小小的聲音,然後還在動彈,還在掙扎。」如此強烈的肉體傷害和精神刺激最終讓龔起鳳發瘋,醫生診斷為精神分裂症。

2002年浙江董鐵鋒的妻子檢查「子宮已開,胎兒頭部已顯露」,因無准生證,來了20多人衝進產房,將剪刀刺進嬰兒後腦,刀上粘滿了鮮血,嬰兒腦漿迸出,慘絕人寰。

⋯⋯⋯⋯

據《中國衛生統計年鑑2010》統計,1980~2009年,共有婦女上環2.86億次,婦女輸卵管結紮手術近0.99億次,人工引流產2.75億例,中國每年記錄在案的人工流產手術至少1300萬例。而這只是中共官方的統計數字,實際數字是多少很難統計完全。

利益驅動,是中共推行「一胎化」的有力手段。(網絡圖片)

中共計生部門瘋狂的原因

導致中共計生部門如此喪心病狂的這麼幹的兩點原因:一是政績需要,一是利益驅動。

日前,一個署名為「基層機關幹部」的人在網上爆料了中共基層計生官員如何瓜分計生罰款的內幕,受到廣泛關注。文中說,其所在的鄉鎮計生辦對於早婚早孕的夫婦最低處罰6,500元,超生一孩最低罰1萬元,一般標準為數萬元,視「關係」而定,其計生罰款的分成如下:告密者15%、鄉計生辦(組)20%、鄉長、書記35%、縣計生委30%。

該爆料人說:所有人都以為「社會撫養費」(即超生罰款)都交給國庫了,其實全部進了一小部分人的口袋。這就是為甚麼那麼多官員支持「計劃生育」,因為有經濟利益驅使。

到1990年代,執行「一胎化」政策以嚴厲打擊超生,變成評核官員表現的「一票否決制」,即超生嚴重地區「一把手」及相關官員升遷將受影響。民眾稱,計生工作隊簡直是魔鬼化身,所到之處雞犬不寧,有超生嫌疑的孕婦被視作殺人放火的大盜,抓去強制墮胎,即使七八個月的胎兒也要打下來,就算是足月引產下來的孩子,活的也得弄死,同時還要家人交錢贖人,超生的更要交付高額罰款。

而中共專政的體製造成了人口政策的反覆和失衡,給中國社會方方面面造成了難以彌補的惡果。

滕彪談到,人類歷史上從古到今也沒有這樣一個限制人生育的政策。這只有一個極權體制能夠做到,它使用所有的暴力機器來推行「計劃生育」,而且是一個很荒唐的政策。對中國未來的人口結構、社會、經濟也是摧毀性的,後果很可怕。

(接下文)

系列分析報導之二

責任編輯:李曉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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